張愛玲說，她母親喜歡老舍的小說，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9歲的她聽著，倚在門框上笑。而她自己后來也喜歡上了老舍的小說，看了許多。

——原來張愛玲也喜歡老舍呢。多不相干的兩個人，連文學(xué)研究都很少把他們湊到一起，即便有，也是對立的關(guān)系，一個雅，一個俗，一個高冷，一個親民。而事實上，張愛玲竟是讀了很多老舍小說的，受過他一些影響也說不定。

后來看近代史，也發(fā)現(xiàn)了有趣的故事：1922年，清宮里剛裝上電話，17歲的皇帝溥儀對這新鮮玩意很著迷，又不知該給誰打，窮極無聊之下，順著電話簿一位一位撥，就撥到了也剛剛裝上電話的胡適那里。胡適接了電話，溥儀也不知道說啥，就說“你有空到宮里來，讓我瞅瞅”。

胡適倒認(rèn)真，認(rèn)為是溥儀對他的召見，一番準(zhǔn)備后進(jìn)了宮。倆人談了二十分鐘，溥儀叫胡適“先生”，胡適叫溥儀“皇上”。回來后，胡適形容溥儀是“有個性”的少年，還給他寫了詩“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這事有點奇怪，分別代表著“舊封建”和“新民主”的兩個人，居然還有那么點小交情。

又讀書，發(fā)現(xiàn)原來胡適和張愛玲也有故事：胡適的父親到四十歲仍是個郁郁不得志的秀才，還是多虧了張愛玲爺爺張佩綸的一封推薦函，才得以走上光明仕途，使全家人的命運隨之轉(zhuǎn)折。而張愛玲則小小年紀(jì)就讀了《胡適文存》，還“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胡適的書。后來張愛玲出版了《秧歌》，就把此書寄給遠(yuǎn)在美國的胡適，并附信“我讀過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列傳》的考證，印象非常深。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胡適把這封信貼在了日記里，并稱，這本書他前后看了兩遍，“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算是最好的了”。隨后胡適又給張愛玲回了長信，表達(dá)了滿滿的喜悅和佩服。后來張愛玲去美國，10月到，11月就去拜訪了也在美國的胡適，先是友人陪著同去，在胡適回訪后，她便獨自去拜訪，在胡適的書房，聽他講過去的故事。可惜幾年后，胡適回了臺灣，兩人便再未相見。

張愛玲曾寫過她與胡適的最后一別：“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仿佛有一陣悲風(fēng)，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后來有學(xué)者說，可以感到他們之間，隱隱約約的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搖曳。只是那火苗終是熄掉了。

但故事還沒完哦。回到老舍這里。1962年，一位作家去拜訪老舍，問他最近在寫些什么，滿族出身的老舍笑著說：“我正在當(dāng)‘奴才’，給我們的‘皇帝’潤色稿子呢!”原來，老舍正在為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潤色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這本署名溥儀的書，背后其實凝結(jié)著老舍的不少心血。有細(xì)心人曾指出，不知為何，溥儀的自傳里有股子京味兒，其實那是我們的老舍在說話。

如果繼續(xù)往外拉扯的話，其實老舍還給胡適寫過信，內(nèi)容謙遜又懇切，稱“我讀過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國語講習(xí)會聽過先生的講演，可是先生不認(rèn)識我。”“我剛寫成一部小說，想求先生給看一看。”可惜當(dāng)時胡適正忙于在英國開會、做研究，根本無暇回復(fù)。而據(jù)老舍的好友梁實秋回憶：“胡適先生對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

再說下去可能就沒個完了。

世界真像個大糯米團，人和人以各種方式粘連在一起，而我們常常只看到表面的一層，不知在那之后，還有條條通幽的曲徑，打開之后，別有洞天。你以為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其實一竿子就打著了。而正是藏在背后這些不為人熟知的一層層聯(lián)系，才拼合起了一個人真實完整的生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