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今年一月號（1月14日）刊登文章《祖父母時代來臨》（The age of the grandparents has arrivied），從爺爺奶奶的角度談及全球多國的老齡化生態，讀來有趣，編譯分享。

祖父母時代來臨

祖父母與孫輩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影響深遠

1980 年最甜美的歌曲是《沒人比得上奶奶》（There's No One Quite Like Grandma），由來自英國斯托克波特的圣威尼弗雷德學校合唱團演唱。它在英國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因為各地的孩子都把它送給奶奶過圣誕節。“奶奶，我們愛你，”他們唱道，“奶奶，我們知道。雖然你在遠方，但我們會想你。”

如今，隨著曾經天真無邪的合唱團成員自己也開始成為爺爺奶奶，祖父母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大人口趨勢使奶奶和爺爺變得更加重要。首先，人們的壽命更長了。自 1960 年以來，全球的預期壽命已從 51 歲上升到 72 歲。其次，家庭規模正在縮小。同一時期，女性一生中預期生育的嬰兒數量減少了一半，從 5 個降至 2.4 個。這意味著在世的祖父母與孫輩孩子的比例正在穩步上升。

令人驚訝的是，此類研究甚為稀少。《經濟學人》無法找到關于有多少在世祖父母的可靠數據，因此我們請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的迭戈·古特雷斯對聯合國的年齡和人口數據以及每個國家的親屬結構模型進行分析處理，得出一些估測數據。

我們發現，目前世界上有 15 億祖父母，高于 1960 年的 5 億（盡管越往前，這個估值越模糊）。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從 17% 上升到 20%。祖父母與 15 歲以下少年兒童的比例從 1960 年的 0.46 躍升至今天的 0.8。

到 2050 年，我們預計將有 21 億祖父母（占人類的 22%），祖父母人數將略多于 15 歲以下少兒。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證據表明，孩子們在祖父母的幫助下會表現得更好——實際上，祖父母通常指的是來自祖母的幫助。這將有助于推動另一場未完成的社會革命——女性進入有償工作崗位。

由于各國的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差異很大，祖父母的年齡尚未在所有國家出現（見圖 1）。他們占保加利亞人口的 29%，但只占布隆迪人口的 10%。他們的平均年齡也相差很大，從烏干達的 53 歲到日本的 72 歲（見圖 2）。要了解祖父母有何不同，一個好的起點是那些祖父母們仍然稀少的國家。

圖中國家左起，上端為美國、保加利亞、中國；中端為瑞典、印度；底端是墨西哥、塞內加爾、布隆迪。

各國祖父母平均年齡表。從上至下為：德國，瑞典，美國，保加利亞，中國，墨西哥，印度，塞內加爾，布隆迪，尼日利亞（原文配圖如此，標注是圖3，未見日本和烏干達數據。后面的圖2也與此無關——譯注）

以塞內加爾為例。大多數塞內加爾農村人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民。盡管生育率從 1980 年的每名婦女生育 7.3 個嬰兒下降到今天的 4.5 個，但大家庭仍然是常態。15 歲以下兒童與在世祖父母的比例為 3.5 比 1。

裹著藍白相間頭巾的 84 歲女族長艾米·迪亞洛在被問及她有多少孫兒時不得不仔細思考。“30個吧，”她盤腿坐在她位于首都達喀爾郊外的塔利布貝斯家中的地板上，計算著說。在這條街上，馬匹，馬車，綿羊，汽車擠成一團。

作為家中最年長的成員，她備受尊重。她給年輕人的道德指導是：誠實守信，維護傳統，不得打弟弟。每年，她都會帶著孩子、孫子、曾孫和各種姻親，一共可能有上百人，帶領一個家庭前往穆斯林圣城蒂瓦萬朝圣。

祖父母傳遞傳統信仰、故事、歌曲和歷史感。而平淡無奇的是，他們帶來了一雙額外的手。這對父母和孩子都有幫助。例如，在岡比亞農村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外祖母在場會顯著增加孩子活到兩歲的機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與祖父同住的孩子上學的幾率高出約 15%，與祖母同住的孩子高出 38%。

至于迪亞洛夫人，她從未在外工作過。但她已經幫助她的一些后代這樣做了。盡管她自己有8個孩子，但她的一個女兒內德葉還是找到了一份辦公室工作，因為迪亞洛夫人可以幫她帶孩子。

然而，盡管充滿慈愛和責任感，迪亞洛夫人還是無法照顧所有 30 個孫子孫女。國家提供的幫助很少。與內德葉不同的是，迪亞洛夫人的許多女兒和孫女從未外出工作過。這很普遍：在塞內加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適齡工作婦女正在工作或正在尋找工作。最貧窮國家的祖父母已盡了最大努力，但對他們的子女而言似乎還不夠。

她在需要的時候出現

在較富裕的地方，生育率比非洲下降得更多。例如，一名典型的墨西哥婦女預計只有兩個孩子，而 1960 年時將近7個。墨西哥在世的祖父母與孩子的比例是塞內加爾的三倍。墨西哥的奶奶們（abuelas）因此有更多時間花在每個孫兒身上。

艾瑪·威爾杜佐和她也叫艾瑪的女兒以及兩個孫子羅德里戈和費爾南達住在一起。她做飯，辦學，和孫子們一起讀書。從3歲起，現年 16 歲的羅德里戈就喜歡喝著咖啡，坐下來和祖母聊天。現年 12 歲的費爾南達仍然喜歡和奶奶上床睡覺。與此同時，（女兒）小艾瑪長期以來每天工作 12 小時，目前擔任大型鐵路項目瑪雅火車的經理。她離婚了，她說她的前夫“幫不上忙”。而沒有（媽媽）艾瑪的幫助，她“什么也做不了”。

在墨西哥，祖母是幼兒非父母照料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迫使許多托兒所關閉之后。他們照看近 40% 的 6 歲以下幼兒。在奶奶搬進來之前，艾瑪的生活一直狼狽不堪。“墨西哥對職業母親缺乏關心或靈活性，”她抱怨道。她的孩子經常獨自在家。“有時我付錢請人照顧他們，但負擔不起，也很難信任別人。” 多年前的一天，羅德里戈從托兒所回家時骨折了。厄瑪懷疑受到虐待。有媽媽在身邊，她覺得輕松多了。

美洲開發銀行的米格爾·塔拉馬斯和他的同事們試圖估測墨西哥祖母幫助她們的女兒獲得有償工作的程度。他們研究了祖母去世后家庭發生的情況。一個墨西哥奶奶的死會使她女兒參加工作的機會減少 27%，或 12 個百分點，收入減少 53%。（同一項研究發現對父親的就業率沒有影響。）

與祖父母一起生活也并不總是那么自在。爺爺奶奶們可能有過時的想法或需要太多的尊重。在印度，夫妻傳統上與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某種類型的電視劇講述了婆媳之間令人擔憂的關系。2018 年對印度農村婦女的一項研究發現，那些與 mummyji（婆婆）住在一起的人幾乎沒有自由。只有 12% 的媳婦被允許單獨拜訪朋友或親戚。

一個堅守舊式為妻規范的祖母，會讓她的兒媳婦更難外出工作。但一項有趣的研究發現，平均而言，這種影響可以被婆婆幫助做家務帶來的好處所抵消。隨著印度的生育率從 1960 年的 6 個下降到今天的 2 個多一點，這種幫助變得更加顯著。亞馬遜的馬德乎麗卡·康納和 3ie智庫的狄福亞·潘迪研究了婆婆死后印度婦女的遭遇。他們發現，兒媳從事或尋求有償工作的可能性要低 10%，這可能是因為她們不得不花更多時間撿柴火和照顧孩子。即使是霸道的祖母，也會在不經意間為女性解放盡一份力。

富裕國家通常提供幫助婦女兼顧育兒和工作的服務。但是，許多父母仍然會尋求祖父母的額外幫助。養老金可以幫助祖父母放棄工作。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50% 的幼兒、35% 的小學生和 20% 的青少年每周都會與祖父母共度時光。

這會帶來很大的不同。馬尼托巴大學的珍妮絲·康普頓和華盛頓大學的羅伯特·波拉克研究了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發現住在祖母 25 英里范圍內的人可以使有小孩的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提高 4-10 個百分點。

正如一些人所說，“奶奶保姆”也有缺點。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與托兒所或保姆相比，祖父母更有可能將他們的住所留在火災隱患附近。來自美國、英國、中國和日本的研究表明，祖父母身邊的孩子更容易肥胖，但尚不清楚這是溺愛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給我們一本書吧，她會讀的

盡管祖母們幫助女兒們重返職場，但這通常意味著她們自己要退出職場。“這是一個明顯的交換關系，”塔拉馬斯先生說。回到墨西哥后，赫梅琳達·科潘戈·巴斯克斯 做美甲師，但只在適合照顧孫子的時間接受預約。“我的孫子就是我的生命，”她說，“我沒有伴侶，我也不是一個有很多朋友的人。” 來自巴西的一項研究發現，當 0-3 歲的孩子被隨機分配到正規的托兒所時，家庭的集體收入會更高，這主要是因為祖父母和年長的兄弟姐妹可以騰出時間去工作。

另一個陷阱是，嚴重依賴祖母照顧孩子的家庭不太可能搬家和找到更好的工作。維爾茨堡大學的伊娃·加西亞-莫蘭和馬德里自治大學的佐伊·庫恩的一項研究發現，居住在公婆附近的西德女性收入比同齡人低約 5%，通勤時間也更長。

完全或主要由祖父母撫養的孩子往往比同齡人更糟。在美國，大約 2% 的兒童主要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北伊利諾伊大學的勞拉·皮特曼發現，與同齡人相比，這些青少年中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更多。這也許并不奇怪。如果孩子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通常是因為出了什么大問題：父親入獄；母親去世或無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與祖父母同住通常比其他選擇要好得多。

來自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市的 68 歲的凱蒂·克拉克擁有一個孫子的單獨監護權，并且由于女兒吸食鴉片成癮而暫時照顧另外5個孫子。女兒出生后不久，她就接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大約 12 年后，無家可歸的女兒帶著另外5個孩子來到這里。在和警察一起回來要求帶回這些孩子前，她把他們遺棄在凱蒂的家里。女兒目前擁有5個孩子的監護權，凱蒂擔心她再次忽視照管他們。完全由凱蒂撫養長大的孩子現在正在上大學。

在中國農村，祖父母幫助減少了孩子受到的傷害。在戶籍制度下，移居城市的中國農民受到歧視。他們的孩子常常被當地公立學校拒之門外，因此他們經常被留在父母家鄉的祖父母身邊。但農村學校往往很糟糕。祖父母雖然出于好意，但往往幾乎不識字。斯坦福大學的斯科特·羅澤爾發現，中國農村半數以上的學步兒童存在認知遲緩，部分原因是他們的祖父母沒有意識到與他們交談的重要性。

在中國城市，情況則大不相同。一孩政策（2021 年改為三胎政策）在城市的執行總是比在農村更加嚴格。許多城市家庭由四位祖父母、兩位父母和一個孩子組成。因此，這些家庭不乏愛心之手。城市孩子通常在工作日與祖父母同住，周末與辛勤工作的父母見面。

在中國，托兒所價格昂貴且缺乏信任。祖母通常在 50 多歲時退休，以照顧寶貴的獨孫。這很有用。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62%，略高于美國。“要想給孩子一個好的教育，就得努力掙很多錢。”建筑師周葆（音譯）說。作為一個“4-2-1”家庭中的媽媽，周葆依靠過雙方的父母幫助育兒。但“在賺錢的過程中，你可能會失去陪伴孩子的時間。” 她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恐懼，即祖父母往往會寵壞他們唯一的孫輩。“他們可能過于專心，”她說，“這讓孩子變得不那么獨立。”

共產黨提倡傳統價值觀，例如家庭成員應互相關愛。在北京，政府甚至在 2005 年設立了一所學校，專門教祖父母如何更好地照顧孩子。但下一代卻可能不希望承擔同樣的責任。恒生銀行的王丹（音譯）認為，今天很少有中產階級父母期望在幾十年后撫養子女的孩子。丹女士擔心，如果他們選擇不承擔祖父母責任，就可能會讓他們的女兒今后更難兼顧母親和工作。

只停留一會兒

總的來說，照顧孩子似乎對祖父母也有好處。那些花時間陪伴孫輩的人表示抑郁和孤獨的程度較低。但人們可能擁有太多好東西（But one can have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年輕人會疲憊、沮喪和逆反。在新加坡進行的一項主要針對華裔家庭的研究發現，許多人照顧孫輩更多是出于責任，而不是因為他們享受（含飴弄孫之樂）。許多人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變老，幫助孫輩也會變得更加困難。有些人被推進了“三明治一代”（grandsandwich）——依靠他們來幫助孫輩和自己生病的父母。有些人渴望更輕松的退休生活。墨西哥的祖母厄瑪承認，隨著孫輩變得更加獨立，她更愿意去旅行。

祖父母有充足時間放松的地方是瑞典，強大的福利國家意味著父母們很少依賴他們。對于每個孩子，一對瑞典夫婦可以休 16 個月的育兒假，其中大部分時間國家支付給他們與生育之前相近的工資。（男人必須承擔其中的3個月，否則他們就可能失業了；許多人因此平均分配時間。）之后，由于有補貼的托兒所，父母雙方都回到工作崗位便是常態。由于托兒所無處不在，瑞典人發現搬到其他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相對容易。

祖母們稱他們退休后照看孫兒的人口占比，依次為：比利時，法國，以色列，芬蘭，德國，匈牙利，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2019年10月-2020年3月統計數據）。

隆德大學的安德烈亞斯·伯格說：“偶爾祖父母可能會從學前班或托兒所接孩子，但并非總是如此。” 與其讓女兒回去工作，祖父母可能會讓她和丈夫出去吃飯。斯德哥爾摩智庫 Timbro 的安德烈亞斯·海諾說，祖父母的幫助是一種“額外獎勵”。

瑞典的育兒假補貼如此慷慨，甚至企業家也能從中分得相當大一部分。桑德拉·卡斯塔斯在斯德哥爾摩經營著兩家公司。當她的兒子于 2021 年出生時，她休了兩個月的假，然后花了一年的時間半天工作，她的丈夫也如此，他是一名 IT 專家。盡管日程安排很忙，但卡斯塔斯夫人并不期望她的父母經常提供幫助。她父母住在偏遠的哥特蘭島上，不常來訪。她的母親“通過送禮物來表達她的愛”，例如一些書籍和她編織的套頭衫。她在臉書上與孫子交談。“當外婆打電話時，他會擁抱電話。它很可愛，”卡斯塔斯夫人說。

大多數瑞典人對他們的制度感到滿意。但一些老年人抱怨孤獨。近一半的瑞典家庭由一個人組成，是僅次于芬蘭的歐洲最高水平。在 1040 萬人口中，約有 90 萬人超過 60 歲且獨居。其中，五分之一被認為是社交孤立的，這意味著他們一個月見朋友或家人的次數不超過兩次。在大流行期間，瑞典人陰暗地開玩笑說，隔離老人很容易，因為“反正我們也不常去看望祖父母”。來自非洲或中東等地的移民常常對瑞典家庭的分裂程度感到震驚。

子孫繞膝（Alamy）

歷史學家拉爾斯·特拉加德稱贊瑞典的“國家個人主義”（statist individualism）。他說，國家將人們視為個體，因此他們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不必依賴他人。其他地方的父母羨慕他們的北歐同齡人得到的幫助，盡管為此需要支付更高的稅款。盡管如此，即使是最慷慨的福利國家也無法提供愛。

為瑞典一家地方官方協會工作的海倫娜·鮑斯描述了她父親如何喜歡帶她有閱讀障礙的兒子威勒參觀博物館。“兒子熱愛事實和科學。我想他的祖父帶他參觀了斯德哥爾摩的所有博物館：科學博物館，維京博物館等等。他們的關系非常密切。我父親在年輕時也曾為學習讀寫而苦苦掙扎。”

夏天，孫兒們住在祖父母的避暑別墅里，在湖里游泳，在樹屋里喝檸檬水。他們每年都吵著要做同樣的事情，鮑斯女士說，她的父親灌輸了尊重他人之類價值觀。“他無需談論它，他自己用行動來影響他們。他告訴他們，他們的意見很重要，因為他會傾聽他們的意見。” 她總結道：“作為一個孩子，你需要的不僅僅是父母，還有更多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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