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東北局選拔軍級以上烈士子女及高級干部子女共21人前往蘇聯留學，火車離開哈爾濱，經過滿洲里，轉乘海參崴，路途迢迢，方才來到莫斯科。

中共中央稱此次行動為“4821”，而在漫長的20世紀下半葉，四個數字，儼然成為了21人的代稱。

“4821”集結東北，留學蘇聯

羅亦農烈士之子羅西北是“4821”的領隊，在大家充滿探究意味的眼神中，他解釋道：“因為我的俄語和中文都還不錯。”

“1948年春節前后，我當時和高毅一起住在盧竟如家中，一天，盧竟如告訴我一個消息，東北局準備派一批同志去蘇聯學習。”事情確定下來后，羅西北和高毅一起搬進了哈爾濱南崗的東北招待所。

那時，賀毅、楊廷藩、張代俠、江明、謝紹明等人已經牽著騾子，帶著干糧，從延安趕往張家口，在張家口工業專科學校學習。不久，張家口工業專科學校撤至哈爾濱，這一行人也順利和高毅、羅西北等人會合。

在南崗，高毅和羅西北幫助賀毅等人補習俄語，盡管前方未測，但高毅還是很開心，一群年輕人在招待所學習暢談，他說：“很多都是延安保小的老同學，大家聊天，聊這些年的經歷。”

能夠相聚于哈爾濱，理想抱負使然，但更多的，是一份恰好的機緣。

出發前夕，李碩勛之子李鵬仍擔任哈爾濱油脂公司協理和黨支部書記，他熱愛著這份穩定的工作，當被推選進入“4821”計劃時，他并未表現得多么欣喜，反而心存猶豫，他同母親趙君陶說道：“眼看著中國就要解放了，我盼這一天，盼了好久了。”

在李碩勛的遺書中，特地給妻子留書：“望善育吾兒。”念及此處，趙君陶只是安撫著他：“孩子，把眼光放長遠一點，出去學習知識，回來之后才能更好地建設工業。”

另一頭，葉劍英之女葉楚梅還是一名民主聯軍的戰士，她接到選派通知后，開始準備動身。而在中共松江省賓縣常安區，任區委書記的鄒家華卻還猶疑不定。

早年間，鄒家華跟隨父親鄒韜奮走南闖北，他上過戰場，進過軍校，下過基層，年紀輕輕，端的卻是老成穩重的做派。

最終，在親友和同事的勸說下，他選擇和隊友集結，也正是在這次選派留學中，他認識了未來的妻子葉楚梅，兩人相識相戀。

而其余多數人，都是恰逢高中、大學畢業，有待分配工作，因此，接到通知后就毫不猶豫地來到了哈爾濱。

出發前，東北局給每人定做了一身西裝，鏡頭定格下21張年輕的面龐，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遺孤。

坎坷動蕩：“高毅不能走”

李富春曾對出國留學的21人提出了三條紀律：第一，選擇專業，要根據祖國建設的需要選擇；第二，必須圓滿完成學業；第三，不準談戀愛。

當時，國內普遍認為，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多犯教條主義錯誤，因此，臨走前，高崗囑咐道：“新中國成立，這是遲早的事情了，你們的父輩打了一輩子仗，接下來是建設的時期了，你們去蘇聯要多學技術，軍事和政治這些東西，就不要在蘇聯學了。”

任弼時更是直言：“我不主張中國派人到蘇聯學習文科，我以為，應該學習工科，至于學習哪一門，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來選擇。”

高毅對于前往蘇聯留學，是向往且快活的，早在30年代，他就被送往蘇聯第二國際兒童院學習生活，直到1947年才回國，因此，他的中文不算好。

在“4821”中，他的俄語不及羅西北，中文交流更是艱澀，但父親高崗時任國家副主席，是一行人中，父輩職位最高的。

“第一年，因為我們的身份保密，因此，蘇聯不允許我們進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就這樣，高毅等人被安置在伊萬諾沃市。

但便是這么一段尷尬的過渡期，他們依舊沒有荒廢，鄒家華、林漢雄、李鵬等去電工學院學習，任湘、謝紹明、江明等人去了紡織大學，而4個女孩，則前往醫院學習。

經過多方協調，在蘇聯紅十字會的安排下，他們才來到了莫斯科，留學一事才得以正式敲定。

1949年，高毅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土木系學習建筑，“一個學校的還有李鵬、羅西北、賀毅、崔軍、蕭永定、林漢雄。”他們心知肚明，高毅對建筑不感興趣。“他想改學其他科目，但是被拒絕了。”羅西北等人都知道此事。

1951年，高毅提前回國，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機械，他對此并無不可：“都是父親的安排。”在這里，他認識了中蘇混血的宋麗達。

后續，羅西北、李鵬、賀毅都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動力學院的畢業證書，“中國來的留學生，成績都很不錯。”他們甚少提及高毅。

而高毅和宋麗達戀愛后沒多久，兩人就受到“高崗事件”的波及，“因為受到我父親的影響，我們沒能畢業，直接被分配到了哈爾濱120工廠工作。”

“他喜歡和別人開玩笑，沒過多久，就被扣了個自由主義的帽子，打成了右派。”宋麗達陪著高毅度過了那段最灰暗的時光。

他被送往咸陽防治器械廠隔離審查，其中，“很多人受我波及，有位高級工程師被調往水泥廠當了工人，還有個姓黃的師傅，去了蘇州剪刀廠。”提及故人，高毅顯得悵然若失：“我多想再見見他們。”

審查人員拿高毅沒辦法，就開始逼問宋麗達，被苛待狠了，宋麗達也生氣：“我不干了，我們家人都在蘇聯，我要回家。”

對面油鹽不進：“你可以走，高毅不能走，他哪里都不能去。”

落幕時分：“知足才能釋懷”

在陜西時，高毅和宋麗達受到當地工友的照顧，雖然日子清貧，但并未遭太大的罪，一次，夫婦二人正被關押，一位老師傅跑到宋麗達的窗子前小聲道：“麗達啊，你告訴高毅，要挺住，記住我們的話，大家都支持你們。”

正是這一句句勉勵，使得高毅和宋麗達撐了過來。1979年，經中共中央批示，高毅得以調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電工研究所工作。

而此時，“4812”中，有人成為了部長、書記，有時被調侃幾句，高毅也只是好脾氣地笑笑，他提起了那些個回國無法適應新生活而早逝的同學，“比起這些人，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他兢兢業業，最終以高級工程師的身份退休，定居于北京海淀區一處住宅區。

“我和高毅從小在蘇聯長大，所以在家里，我們都用俄語交流。”兩人生兒育女，后代低調生活，甚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宋麗達也會抱怨：“越老越啰嗦。”說的正是高毅，大到工作婚姻，小到日常起居，面對兒女，高毅反而是那個絮絮叨叨的人。

可到了一些生客、記者面前，他總是擺擺手：“我中文不好的。”然后，閉門不見，拒絕采訪。

宋麗達卻知道：“與其說中文不好，不如說不善于同人打交道。”

有客登門，他顯得格外拘謹，曾有人描述和高毅會面時的場景：“你說一句，他答一句，有時候，就說“對”、“好”這種單字。”有時候碰到拿不準的，還會用俄語輕聲詢問宋麗達。

2019年5月9日，高毅逝世，享年89歲，至此，“4821”終究成為一道光影，明滅于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