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統的社會發展“ 五階段論”，從秦到清的中國處于封建社會階段 。

不過，學術界對 這一問題的觀點并不一致 。

如錢穆在《國史大 綱》的引論中說：“ 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 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 封建 ’。

”曾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周谷城教授也提出， 從周武王滅商到秦統一 ， 中國的政治是封建 制度，之后變為統治于一尊的郡縣制 。

瞿同祖曾研究了封建社會的土地、宗法、階級和政治制度，認為周武王在全國建立了系統的封建組織，而秦統一天下，結束了封建社會 。

2018 年出版的《中國大通史》更是提出“ 不再套用 ‘ 五種社會形態 ’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 準”。

“五階段論”的不足之處之一，就是它遮蔽了中國在東周之后有些時期存在的奴隸制現象 。

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奴隸制最盛行的時代是元朝，明朝時期略有好轉，到了清朝時期又再一次加強。

奴隸制度是人對人的控制和占有，二者是一種強人身依附關系，奴隸被視為商品和財產，沒有自由和尊嚴，被迫從事 苦力勞動 。

滿人在入關前，一直處于奴隸社會 階段 ，入關之后 ，依然延續了這種原始的制度。

在反映康乾盛世時期世情的小說《紅樓夢》中，就涉及了當時的奴隸制。

來源廣泛

榮國府中，“主子”才10 來人，卻有數百名奴仆，其來源主要有四處 。

其一，戰亂被迫 “ 投充”或者被掠為奴 。

在努爾哈赤時期，滿人攻克沈陽后，就有大量漢人被俘虜，成為滿人的家奴 。

清朝建立后，又大量擄掠人口當奴隸，圈地為奴導致數百萬良民落入賤籍 。

奴隸被編入不同的旗份，這些人被作為“旗奴”由貴族和官員進行管理和支配。

榮國公因軍功起家，因此賈府就有當時被充作奴隸的人，焦大就是一例 。

其二，因為生活所迫，被“價賣”為奴 。

在清朝，奴隸是可以在集市上買賣的，在當時史學家談遷的《北游錄》中就提到過“順承門內大街，有騾馬市、牛 市、羊市，還有人市”。

襲人就是因為從小家里窮被家人賣入賈府為奴的 。

在第十九回，襲人 的母親提出贖她回去，襲人表示不肯，因為自己在賈府中已經有了既不是主妾也不是奴婢的地位，并且還有機會做姨娘。

其三，奴隸的孩子 。

賈府從榮國公建府到寶玉時期已經多代了。奴仆也會有其后代 。

賈政的小妾趙姨娘就是一例，她是賈府的家生奴隸，后來成了丫環，從丫環又到賈政的通房，再從通房升級到姨娘 。

所以，趙姨娘的身份一直很尷尬，以至于王熙鳳隨便奚落她， 因為雖然趙姨娘的輩分比王熙鳳大，但是從綱常排來，王熙鳳主子的身份要比趙姨娘“半奴半主”的地位要高出許多，以至于探春也不承認她是自己的母親。

其四，罪犯的家屬 。

清律明文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

清代官宦貴族本來就奴仆眾多，一旦獲罪，即便罪 行可能是“莫須有”的，家中族人皆被入官為 奴，常常多達幾百人，賈府中理論上存在這種身份的奴仆。

處境悲慘

奴隸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任何自由和權利。

在《大清律例》中，有“良賤為婚姻”“良賤相毆”和“奴婢毆家長”等條款，以維護奴隸主的特權 由于奴隸主與奴隸矛盾嚴重，奴隸逃走現象在所難免。

依1654 年修改《逃人律，第一次逃亡抓回來鞭打一百，第二次逃亡便處死。

時隔兩年，1656 年，清朝統治者再次對該法進行修改，第一次逃亡抓回除了鞭打，還要在 臉上用滿文和漢文刺上“逃人”字樣，第二次 逃亡仍舊處死 。

為了更加鞏固“奴仆制度”，統治者還制定了“株連”規則，對于窩藏逃奴的戶主處以死刑 ，戶主妻子以及家產全部抄沒， 左鄰右舍以及十戶長各責打 40 大板 ，并處以流放。

并且，為了系統化地管理這些奴仆，清朝統治者還制定了“奴檔”，在地方設置管理“奴檔”的機構，將全國各家各戶的奴婢進行登記造冊。

這些奴仆一旦登記，便永遠為奴，世代只能侍奉主家，被“放出去”成為一種奢望。

奴仆不僅行動自由沒了 ，婚姻也無自由之說 。

清朝《刑部則例》中就對奴仆的婚姻有明確規定：凡不問主子，將女兒私聘于人，鞭 一百，不論久暫，曾否生子，斷其離異 。

后又 加規定：世世子孫，永遠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然造冊報存案。

這也解釋了王夫人動不動“將丫鬟拉出去配個小廝”說法的由來，在第二回，嬌杏其實就是被主家賣給了賈雨村。

第五回中，襲人就是被賈母指派給了寶玉做通房大丫頭 。

襲人無可推脫，雖然扭捏了半天， 還是選擇屈從 。

但是，襲人也只能立志做個姨太太，絕對不可能立志做正房，因為奴婢對于婚姻是沒有最后決定權的。

對于階級社會的婚姻 ，恩格斯作出了評價：

“婚姻仍然是階級 的婚姻 ，但在階級內部則承認當事者享有某 種程度的選擇的自由。”

奴婢的選擇只能是好好工作，跟主子們搞好關系，那么主子給她配人時便會顧忌她的感受，適當給她一定的選擇權 。

因此，在寶玉出家后，王夫人就對襲人的去留費了很大腦筋。

如果奴婢強行抵抗主家對自己安排的話，那么就有《大清律例》在等著自己。

《大清律例》設有“奴婢毆家長”罪名 ，其中一款規定：

“若違反教令 ，則依法處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

“違反教令”一詞沒有任何的清晰性可言，以至于主家隨便找個借口都可以打罵奴仆，即便打死，也不負法律責任。

這就是王熙鳳們可以如同家 常便飯一般地打罵奴婢的原因。

走向沒落

隨著旗份制度的完善和漢化政策的推進，清朝的奴隸制逐漸瓦解 。

尤其是到了清朝 中后期，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轉型，清朝的農業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原本的旗份制度逐漸被淘汰 ，取代它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

這種情況下，奴隸制已不再是清 朝的主要生產方式 ，而只是存在于部分地區 和特定行業中的現象 ，并非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 。

隨著當時近代化趨勢的加強，資本主義 萌芽性質的民主思潮開始出現 。

我們看到，寶玉就從來不把自己作為一個壓迫他人的人看待，也不把自己的奴婢當做低一等的人看待，寶玉還曾給春燕講，要把所有的奴婢全放出去，叫她們自己做人，不要住在賈府 。

并且，統治者也開始著手對奴隸制逐漸進行改良和限制，但是，清朝法律意義上的奴隸制殘余是貫徹始終的 。

所謂的雍正廢除賤籍，實際上只是廢除了樂戶、丐戶、世仆、疍戶等賤籍，而賤籍本身是沒有廢除的。

不僅豁免的省份只有幾個省 ，而且每一個省份也只有一部分人群得到豁免。1

1906 年，兩廣總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上奏要求取消人口買賣制度，此后，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又兩次上奏批駁維護奴隸制的陳詞濫調 。

在國際壓力下，經過有識之士的努力。1910 年的《欽定大清刑律》規定主奴名義在法律上為非法。

由于該法生效時間是1912 年，中國終于在民國時期廢除了奴隸制 。

1912 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文規定：

“ 中華民國 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不過 ， 由于國民政府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在西藏、大涼山等地區建立直接統治，使得上述區的奴隸制事實上長期存在，直到1949 年之 后才通過民主改革得以廢除。

在東方專制制度中，全國一切土地、財 和臣民，都在名義上隸屬于專制君主，馬克思曾把這種制度稱作臣民對專制君主的“普遍奴隸制”。

在這樣的制度下，皇帝待官員如奴隸，所謂“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連官員都有隨時喪失生命的可能，更不要說平民百姓以 及奴隸了。

“五階段論”讓我們長期以來對實際存在的奴隸制熟視無睹，如果認為沒有奴隸制，自然談不上廢除奴隸制的問題 。

英國法學 家梅因在《古代法》中認為：“所有社會進步的 運動，迄今為止，都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 奴婢賤人，律比畜產”的制度是違反歷史潮流 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不認同奴隸制。

聯合國大會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 權宣言》第 4 條規定任何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

這是法律進化史上的里程碑，由此所有人 都具備同樣的法律人格。

賈府的衰敗以及許多奴婢的悲慘命運，不是作為“董事長”的賈政無能，也不是作為“ 總經理”的王熙鳳缺德，歸根 到底是當時腐朽和摧殘人性的制度使然，這種社會制度必將走向覆滅的命運。

這也充分說明了彰顯人權和尊重人格應成為法律的神使命，由此才能發揮法律應有的引導社會變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