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滿足的快樂是一種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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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古希臘語中的“幸福”（eudaimonia）通常被翻譯為“心盛”（flourishing），它不僅涵蓋快樂，還包括目的、成長和奮斗。法語中有一個形容性高潮快感的委婉用語，“小死”（la petite mort），可謂十分傳神了，這或許也是最接近“快樂/愉悅”的表達。

不過，正所謂劑量決定了毒性：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小死”，這種快感或許會讓你與幸福感背道而馳。

在我們這個即時滿足感的時代——從追劇、社交媒體點贊到網絡色情——我們值得問一問：感覺良好是否就意味著過得很好？

柏拉圖早已預見將快樂與幸福混淆的危險。他的洞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對快樂不加批判的擁抱，并質疑真正美好的生活是否僅僅需要感覺良好就足夠了。更具體地說，柏拉圖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概念框架，用于區分哪些快樂值得融入生活，哪些不值得。

我們文化中對快樂的癡迷，恰好與一種在心理學和哲學中廣為流行的思維方式契合：好生活就是愉快的生活。這種觀點——哲學家稱之為“享樂主義”（hedonism），源自希臘詞“hêdonê”（快樂）——認為人類的福祉完全由正面體驗的存在與負面體驗的缺席所構成。

享樂主義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源自我們或可稱之為“快樂與痛苦的權威性”的東西。凡是體驗過喜悅或痛苦的人都知道，這些感受與我們自身利益有多么緊密的關聯。背痛、心碎、存在危機、在深夜孤獨地刷社交媒體，是因為它們令人感覺糟糕；而性高潮、巧克力曲奇、下坡騎行、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令人愉悅，是因為它們感覺良好。

從這一見解出發，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體驗的品質，無論愉快或痛苦，才是決定一個生活是否過得好的全部要素。而這確實很符合直覺：我們對生活是否順利的主觀感受，似乎與我們感覺的好壞密切相關。我們很難，或許說幾乎不可能想象出這樣的時刻：我們的生活一團糟，但我們卻感覺極好；又或是我們一直在受苦，但我們的生活卻在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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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哲學常常關注如何好好生活的現實問題，哲學家尤其熱衷于理解快樂的本質及其與“幸福”（Eudaimonia）的關系。在這些古代探討中，柏拉圖的論述因其獨創性和深度而尤為突出。

不過，他關于快樂的思考很容易被誤解，因為他的論述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尼采從柏拉圖《斐多篇》的一個相對膚淺的解讀出發，將柏拉圖描述為一個“基督教先驅”的禁欲主義者，主張完全戒除一切快樂。同樣地，20世紀倫理學家理查德·黑爾（Richard Hare）稱柏拉圖是一個“嚴厲的禁欲道德主義者”，是那種“會在禪宗寺院或埃及荒漠隱修士群中如魚得水的人”。

問題不在于快樂本身，而在于那些“誤導性的快樂”。

誠然，《斐多篇》對快樂的批評相當嚴厲，甚至暗示真正的幸福在于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即“實踐死亡”）。然而，柏拉圖關于快樂的觀點比這種禁欲主義的解讀要復雜得多。例如，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認為，真正幸福背后的心理整合本身極具快樂和喜悅。甚至在《斐多篇》中，蘇格拉底也告訴他的學生們，不必與更高層次的快樂（如沉思的快樂）保持距離，這為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后來對低級快樂與高級快樂的區分鋪墊了基礎，這一區分也被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依（Mihaly Csikszentmihalyi）、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等積極心理學家與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所繼承。

解鎖柏拉圖對快樂的觀點的關鍵，在于理解他為何認為快樂是危險的：因為它與欺騙和幻覺密切相關。當不加限制、未被我們的反思與批判能力所約束時，快樂往往會用迷人但虛假的表象誤導我們，使我們脫離頭腦之外世界的實際狀態。正如《理想國》中“洞穴寓言”所說，“宴飲、貪婪及其他類似的快樂”會擾亂我們看清現實的能力，使我們困于一種如夢似幻、迷霧籠罩的意識狀態中，無法接觸現實中真正發生的事物。因此，問題不在于快樂本身，而在于那些“誤導性的快樂”——它們在我們追求真正有意義的生活時造成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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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解柏拉圖關于快樂與幻覺的觀點，我們需要稍作回溯。柏拉圖享樂理論中的一個核心原則是：在評估某物的價值之前，我們必須首先通過理性的解釋（logos，邏各斯）來考察它的本質（ousia）。這個原則看似合理，但許多享樂主義者往往急于斷言快樂具有最終價值，而不花時間細致分析快樂究竟是什么。這樣做時，他們就把快樂視作一個“完全不成問題的概念”，正如英國哲學家伊麗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后來所評論的那樣。

未經訓練的直覺告訴我們，快樂是一種簡單、原始的感覺或感官刺激——一種類似“無意識的自然能量”（借用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的說法）的東西，類似于打噴嚏、發癢、被撓、性高潮、舌頭上辣椒的灼燒感或新羊毛衫的刺癢。相比之下，柏拉圖認為，快樂并非簡單和愚鈍，而是復雜且有智慧的——更像是信念與感知，而不是單純的感官刺激。

在這個即時滿足的文化中，辨別真實的快樂與虛假和扭曲的快樂從未如此緊迫。

在《斐勒布篇》中，柏拉圖試圖駁斥享樂主義，同時構建出一種最佳生活的藍圖，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認為快樂應像我們的信念與感知一樣，被理解為一種“表征性態度”（representational attitude）。就像其他表征性態度一樣，我們的快樂是關于某種“除其自身之外”的事物——它們的作用是描繪或再現這個世界。

這一點在信念方面很明顯：我相信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首都，這一信念指向某種事實狀態——即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首都——它被視為“真實的信念”，正是因為它準確地描繪了現實。柏拉圖提出，在快樂的情境中，也存在類似的機制。假設我為經過漫長而疲憊的飛行后抵達澳大利亞而感到快樂，盡管我實際上在奧地利。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快樂暗示了一種特定的狀態——我在澳大利亞——但它歪曲了正在發生的事情，錯誤地描繪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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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這一理念的一種方式是說快樂指向世界中的某物（一個對象或一種狀態）——它有一個“目標”。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使某種體驗構成“快樂”，除了信息成分，它還需要一種評估成分——快樂不僅僅是指認一個目標，它還將這個目標描繪為正面的、有價值的、與我的關切相關、且有助于我成長的東西。當我們體驗到快樂時，我們對其對象作出正面的評價，并認為它會以積極的方式影響我們以及我們的福祉。正如知名快樂研究者肯特·貝里奇（Kent Berridge）所言，快樂是“涂抹在我們所享受之物上的一層愉悅的光澤”。

這個評估性的認知成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同一個對象或狀態可以在不同的情緒體驗中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可能是快樂，也可能是痛苦——這取決于我們對它的評價。一位素食者對牛排的厭惡會把它描繪為令人作嘔、負面的事物，而一個食肉者對同一塊牛排的味覺享受則將其描繪為美味、正面的事物。關鍵在于“評價”本身，它才是將情緒體驗變成快樂或痛苦的決定性因素，盡管這兩種情緒體驗的“對象”完全相同。

因此，柏拉圖認為，我們的快樂是一種向世界敞開的方式：體驗快樂，就是讓世界以某種方式顯現于我們面前。以這種“表征主義”對快樂的理解為前提，我們很容易看到快樂為何具有誤導性。每當我們快樂的表征內容與外部世界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脫節時，我們的視角就變得模糊和扭曲——我們并未看清現實。這個柏拉圖式的洞見在當今社會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在這個即時滿足的文化中，辨別真實的快樂與虛假和扭曲的快樂從未如此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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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扭曲可能出現在快樂的信息維度，也可能出現在評估維度。例如，如果我因購買了最新款iPhone而感到欣喜，但后來發現它是廉價仿品，那么這就是信息性錯誤；又或者我在反思并閱讀相關心理研究后意識到，沉迷于物質財富的炫耀并不能真正提升福祉，那么這就是評估性錯誤。在這兩種情況下，我的快樂使我與現實脫節，我活在正如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所說的“私人夢境世界”中——與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隔絕開來。

讓快樂變得特別棘手的一點是，它與信念非常相似，必然將其內容呈現為真實，使其中的錯誤難以被立即察覺。錯誤的信念和虛假的快樂都無法在內省的第一人稱意識中存活下去。一旦意識到某個信念或快樂是虛假的，我們的心智就會立刻調整并放棄該信念或快樂。這使得誤導性的快樂尤其難以捉摸：它們的本質就是幻覺，而幻覺在你正沉浸其中時，是無法被識別的。只有事后，經過反思，我們才能清楚地看出它們是什么——虛假。

更令人擔憂的是，快樂或許讓我們在認知上變得懶惰。首先，快樂的強度會消耗我們大量的認知資源，留下的心智能量已不足以去審查這些快樂是否與現實一致。更嚴重的是，當某件事讓我們感覺良好時，我們往往會變得自滿，不愿質疑它的認知依據（想想“確認偏誤”這種現象）。每當我們體驗到快樂，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比喻來說，就仿佛我們“精神生活中的守護者被某種藥物麻醉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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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對快樂欺騙性傾向的解讀，顯然對我們如何思考“快樂與美好生活之間的關系”具有深遠影響。反駁享樂主義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指出那些雖然令人痛苦但有助于福祉的體驗，或者那些雖然令人愉悅卻無助于福祉的快樂。指出美好生活必然包含心碎和悲傷等痛苦的經歷，無論它們感覺多么糟糕，這便是第一步。如果有一顆藥丸能夠在我們失去親人后立刻消除悲痛，即便這種選擇符合享樂主義的邏輯，也幾乎沒有人愿意真的服用這顆藥丸。

而揭示“誤導性的快樂”的存在，則屬于第二種反駁策略：它說明有些快樂與真正的幸福相沖突。如果我們的快樂旨在向我們提供世界的一部分“片段”——而這部分內容有可能在表征上是虛假的或具有誤導性的——那么某些快樂，無論感覺多么美好，都不屬于一個“活得好”的人生——即便這與享樂主義的信條背道而馳。換句話說，我們并不只是希望體驗到“任何形式的快樂”，而是希望我們的快樂能夠“把握真實”，能夠與現實對接。它們應當是“真實的”，而非“虛假的”。因此，在追求福祉或幸福之時，與現實的接觸和我們體驗的感受質量一樣重要。

如果柏拉圖是對的，那么我們當代對“感受良好”的執迷可能從根本上就是一種誤入歧途。在這個不斷追逐多巴胺快感的文化中，我們有可能逐漸脫離現實，失去對生命真正意義的把握。快樂固然重要——但一個真正值得過的人生，需要的是扎根于真實的快樂，而非建立在幻覺之上的快感。

文/Derek van Zoonen

譯/gross

校對/tim

原文/psyche.co/ideas/plato-warned-that-some-pleasures-separate-us-from-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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