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陪讀父母，帶著孩子逃離東南亞

曾幾何時，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是國內中產家庭眼中 “性價比極高” 的國際教育過渡地。

一家英語母語國際幼兒園學費僅每年5萬元，就連馬術、潛水這類在國內堪稱 “奢侈品” 的興趣培養，在這里也因人力成本低而變得觸手可及。

對于渴望讓孩子 “爬藤” 進入歐美名校，卻又難以承受歐美本土高昂費用的中產家庭而言，東南亞仿佛是量身定制的 “平替天堂”。

然而，短短幾年間，局勢陡轉。

受美國匯率波動等國際大環境影響，東南亞多國陷入嚴重通脹，物價、學費一路飆升；原本被稱道的國際教育質量也大打折扣，課程松散、教學資源縮水成了常態。

更讓陪讀家庭雪上加霜的是，自身收入受經濟環境沖擊下滑，而當地政策又明確禁止陪讀家長工作，“開源” 無門、“節流” 難繼，東南亞徹底摘下了 “窮鬼天堂” 的光環。

一場大規模的 “逃離” 就此展開：一部分家庭選擇退回國內，卻要面對孩子難以融入中文教學的困境；另一部分計劃轉向轉向歐洲，卻又被高額的定居門檻與文化隔閡潑了冷水。

在這群彷徨的家長身上，我們想講述的不僅是教育路徑的變遷，更是一群普通人在時代浪潮中被推著走的無奈與掙扎 。

以下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真實故事:

文 | 常寧寧

編輯 | 卓然

從社交媒體上看見其他陪讀媽媽決定將孩子轉學回國的分享后，“要不放棄爬藤，帶孩子回國”的想法再一次涌上了Vicky的心頭。

作為一名在馬來西亞陪讀 4 年的媽媽，Vicky 的人生軌跡曾是 “內卷贏家” 的范本：

10 多年前，她從國內 “衡水模式” 的高壓教育中突圍，考上一線城市的大學，隨后出國讀研，畢業后順利進入上海一家外企，拿著體面的薪水，穿著剪裁得體的職業裝穿梭在寫字樓里。

可即便早已脫離校園，壓力大時，Vicky還是會夢到高中教室——桌子上堆著永遠寫不完的試卷，黑板上的倒計時一天天減少，粉筆灰落在肩頭，那種窒息感，她至今記憶猶新。“東亞的內卷，早就在我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這輩子都忘不了。”

成為母親后，這份刻在骨子里的焦慮被徹底點燃。

“我孩子出生的時候，剛好是生育率高峰”，當時新聞里，學區房價格日益高漲，一線城市連幼兒園都學位難求，甚至身邊還有朋友為了能讓孩子讀個好學校，咬牙背上30年房貸，住進老破小里。

更讓她焦慮的是教育競爭的殘酷：“我們當年總說上海高考簡單，可現在上海普通高中學生能考上 985、211 的，比例已經低得嚇人，好多孩子連本科線都夠不上。”

而當Vicky意識到孩子“資質不如自己”，可能沒辦法在國內的教育中殺出血路后，她決定讓孩子走“體制外”的路線，即送孩子讀國際學校，上國外大學。

也就是這時候，送孩子去馬來西亞讀書的這條“捷徑”闖入了Vicky的視野。

根據中介的介紹，馬來西亞非常適合Vicky這樣“焦慮”的家長：當地的國際學校便宜，消費不如一線城市，而且極其重視英語，讀海外名校的概率比國內大很多，是絕佳的“爬藤”跳板。

“而在上海，稍微好一些的國際小學一年20多萬，還要孩子是外籍”，和先生商量后，夫妻二人決定送孩子去馬來西亞國際學校讀幼兒園，爭取孩子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但是4年過去了，Vicky有些后悔了。

"孩子已經上小學了，他所在的學校還是快樂教育，按照這種進度，孩子根本申請不上好學校。如果孩子要提升成績，就得上輔導班”在對當地教育祛魅后，Vicky開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回去：“起碼論基礎教育，國內還是更專業。”

比 Vicky 更早行動的，是在泰國陪讀的王杰。

和 Vicky 一樣，王杰有過海外留學經歷，從孩子出生起，就打定主意要送孩子走 “國際化路線”，避開國內的教育內卷。

可這幾年，泰國低齡留學的成本越來越高——學費每年都在上漲，房租跟著通脹翻了一倍，加上自己的事業進入瓶頸期，收入不增反降，他開始重新審視 “低齡留學” 的性價比，越算越覺得 “不劃算”。

更讓他清醒的，是對孩子未來的考量：“我們家沒有現成的公司能傳給孩子，現在海外名校畢業生回國就業也不容易。如果不能給孩子拿到國外身份，他最后大概率還是要回國內發展。

既然如此，不如讓他先在國內打好基礎，至少能適應國內的教學節奏和職場環境，真要是考不上高中或大學，再考慮出國也不遲。”

下定決心送孩子回國后，王杰和妻子立刻開始行動。

妻子每天在家給孩子補中文，從拼音、識字教起，還專門報了線上中文班，怕孩子回國后跟不上語文課程；他則四處打聽國內學校的招生政策，四處托朋友幫忙，最終趕在了小學前將孩子送回去。

回望這幾年在泰國的花費，王杰前前后后花了近百萬元，卻沒達到預期的效果，他自嘲地說：“以前總覺得‘國外的月亮比較圓’，真出來了才知道，哪里的生活都有難處，所謂的‘教育捷徑’，不過是我們自己騙自己。”

“大部分來東南亞陪讀的父母，會在過來的第 1 年開始祛魅，3 年內要么回國，要么轉去其他國家。”曾做過東南亞低齡留學中介的萬雯說。

在她看來，選擇來東南亞陪讀的家長，有著高度相似的畫像：

在國內有體面的工作，大多是上海、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的中產，有過成年后海外留學的經歷，對孩子的教育極度重視，也愿意投入重金——只要能讓孩子 “贏在起跑線”，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學費都不眨眼。

“但很多人只算了短期的學費、生活費，卻沒算過長期的隱性成本，比如家長的職業犧牲、孩子的文化適應，還有教育質量的不確定性，這些隱性成本，往往比看得見的花費更讓人難以承受。”

王杰對此深有體會。當初選擇曼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重這里的 “低成本興趣培養”，能夠很好豐富孩子的課余生活。

“當時先來泰國的朋友告訴，這邊馬術課1000銖一節，算下來200多人民幣，而在北京，同樣的馬術課得400-500元。”所以來到泰國后，王杰一口氣給孩子報了好幾個課外班。

但隨著孩子漸長，另外的賬單也浮出了水面：泰國是典型的低齡低價低學費，隨著孩子升入中高年級，學費會成倍增長。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的陪讀開銷起碼要30萬”，王杰說。

這也是王杰焦慮的地方——妻子因為要陪讀，持有的陪讀簽證在泰國無法工作，家里全靠他一個人留在國內賺錢，這幾年石油人進入瓶頸期，收入不僅沒增長，還因為經濟環境不好有所影響，“入不敷出的感覺越來越明顯，有時候晚上睡不著，就會想這樣到底值不值得。”

“低齡留學最現實的問題，就是需要家長陪讀，而陪讀家長不能工作，就等于家里要少一份收入。” 王杰說，在泰國，不少家庭為了減少經濟壓力，會選擇讓老人過來陪讀，自己則回國工作賺錢。

原本王杰和妻子也有類似打算，希望讓父母過去陪讀，夫妻兩個回到國內工作，但是看著那些60多歲的老人重新過來適應當地氣候、文化，還要頂著“泰國不安全”的心理壓力，王杰又于不忍，于是他決定給孩子轉回國內。

更讓家長們無奈的，是東南亞國際學校里的 “鄙視鏈”。

萬雯說，精英教育的投入從來都是 “無上限” 的，好的學校不僅要看孩子的英語成績、課外活動經歷，還要看家庭背景，比如父母是否有海外名校學歷、學生的成績等。

Vicky 所在的馬來西亞西部 ，吉隆坡、檳城，因為教育資源集中，成了 “體制外” 家長的首選地。

可如今，這里的輔導班比國內還要密集，“不然孩子根本跟不上進度，而且越好的輔導班收費越貴，有些家長為了讓孩子進頂尖輔導班，還要托關系打招呼，跟國內的‘內卷’沒什么兩樣。”

像身邊，就有家長1年花近10萬給正在讀小學的孩子補課的。

除了對孩子教育的擔心，Vicky 想回國內，還有一層更深的原因：哪怕過去4年了，她還是無法適應 “陪讀媽媽” 的身份，這份落差，比教育焦慮更讓她痛苦。

這一點，是 Vicky 之前沒有預料到的。

來馬來西亞之前，Vicky在公司做到了中層管理，每天開不完的會、談不完的項目，雖然忙碌，但成就感十足。

可來到馬來西亞后，她拿著 “第二家園簽證”——這是馬來西亞政府為吸引外國人長期居留推出的政策，卻明確禁止持有者在當地工作。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送孩子上學、買菜、做飯、等孩子放學，然后輔導作業，完全成了‘家庭主婦’，以前的同事現在都升職加薪了，我卻連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都沒有。”

而且馬來西亞也不是一個移民國家，這意味著Vicky無法取得當地的身份，將永遠被困在“陪讀媽媽”的生活里。

最開始Vicky還能勸說自己“是為了孩子”，但一次母親在電話里的問話讓她迷茫了。

Vicky的母親在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最看不起“全職媽媽”，她問女兒：“你這真是為了孩子好嗎？你和社會脫節了，什么幫助都提供不了。”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在 Vicky 心里，讓她徹夜難眠。

更讓Vicky迷茫的是未來。

送孩子來馬來西亞讀書之前，夫妻倆還賣掉了上海一套小房子，如今家底已經捉襟見肘。

“總不能讓孩子一直在東南亞讀大學吧？這里的大學排名都不高，最后還是要去歐美，到時候學費、生活費又是一筆巨額開支，現在已經覺得吃力了，以后該怎么辦？而且孩子在這邊待久了，中文越來越差，連中國的傳統文化都不了解，以后回國怎么跟人交流？” 這些問題，她想了無數次，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似乎趁著孩子還小趕快回國，成了唯一解法。

既然東南亞陪讀的 “性價比” 早已不如從前，為何仍有不少家長前赴后繼地過來？

甚至在清邁有些國際學校里，早幾年只有零星幾個中國孩子，現在有些學校已經出現了一個班一半以上是中國孩子，還形成了 “陪讀中國村”。

萬雯解釋，這是因為其中有一條產業鏈——因為許多媽媽沒辦法工作，只能和一些學校合作，通過拉人頭的方式來拿取回扣。

這些媽媽會在社交平臺上分享自己的 “陪讀生活”，文案里全是 “低成本雞娃”“輕松爬藤”“享受慢生活” 的內容，或者分享孩子豐富多彩的課余生活，以及強調帶孩子來了之后，孩子心理健康了。

“只要有人通過她們報名學校，她們就能拿到一些的回扣。”萬雯說，這些媽媽刻意回避高通脹、教育質量下滑，只放大 “好處”，讓很多家長誤以為 “東南亞陪讀依然是好選擇”。

而有些中介，會用最低的成本去計算花銷營造低價的假象，去吸引像曾經Vicky一樣的焦慮的家長，讓她們相信這是捷徑，從而推銷移民服務，賺取不菲傭金。

等到真正過來了，才發現現實與宣傳相去甚遠，可這時候已經交了學費、租了房子，想退都退不了。

“這樣類似殺豬盤的故事，到處都在上演。”Vicky說。

就在她考慮是否要回國的時候，也被做歐洲移民中介 “種草” 過西班牙項目 —— 中介告訴她，西班牙 “低成本移民”“教育福利好”，只要花幾十萬就能拿到居留權，孩子還能免費讀公立學校，是陪讀家庭的 “新選擇”。

可深入了解后她才發現，所謂的 “低成本” 早已成為過去：“現在西班牙推出了新政策，得在當地買50萬歐的房子，而且5年不能賣，期間需要承擔巨額的房產稅。

就算真的花了錢過去了，孩子要適應西班牙語環境。公立學校全是西班牙語教學，孩子根本聽不懂；而且西班牙的失業率很高，外國人想找到體面的工作太難了，而且文化差異很大，很難融入當地社會。”

“說到底，這些所謂的‘教育捷徑’，從來都不是為我們普通人準備的。”Vicky無奈地說。

“有錢人可以不在乎成本，就算走彎路也沒關系；可我們這些中產，手里的錢都是辛苦賺來的，一旦選錯了，整個家庭都會陷入困境，根本輸不起。”

不過，這段陪讀經歷也并非毫無收獲。決定出國前，Vicky 因為要湊陪讀的費用，把上海的房子賣了，沒想到這幾年上海房價暴跌，“也算躲過了一劫，要是現在賣，可能就砸在了手里。”

如今，Vicky 已經在著手辦理回國入學的手續，王杰的孩子順利的適應了國內的教學，成功的升入了下一年級。

雖然未來仍有很多不確定性——孩子能否適應國內的教學節奏、Vicky 能否重新回歸職場、王杰的收入能否支撐家庭開支，但他們都覺得，“回到熟悉的環境，心里更踏實”。

對于那些還在糾結是否要去東南亞陪讀的家長，他們的建議是：“不要只看別人的宣傳，一定要多查資料、多問過來人，結合自己的經濟實力、孩子的情況，想清楚未來的規劃，不然很容易陷入困境，到時候后悔都來不及。”

畢竟，人生沒有那么多10年。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文中志愿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