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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為何對包產到戶如此反感？通過幾個說話，咱們如何理解呢？或許我們都狹隘了吧！

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必須時刻面對內外雙重壓力，特別是內部有可能在新形勢下出現新問題的壓力，教員常常提醒黨內黨外的同志：

“我們有可能失敗!”

1965年，教員重上井岡山，5月25日在茨坪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下山時，他大聲地對要下山的人說：

“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表面上看，教員關于”失敗”的憂慮往往指向的是”兩極分化”和”三大差別”，

前者是需要克服的對象，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然可能出現新的等級制度；

后者則更是力圖消滅的對象，但在物質條件的限制下不僅談不上”消滅”，縮小差別也難以做到，反而有日益增大的趨勢。

早在1958年，教員就提出過廢除工資制的建議：

“搞供給制，共產主義生活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就不行呢?為什么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借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來貶低我們，結果發展了個人主義………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勞動者工資高，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級了。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從幾萬人增加到幾百萬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過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作為一種”精神”來倡導很有必要，但要完全取代”工資制”則很困難，教員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講話中指出，有”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法權”“是要保留的，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別，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

一部分是贖買性的，如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既然現實還需要保留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那么為了限制它的影響力，就有必要對另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制和破壞，也即通過密切黨、干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強調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同甘共苦、魚水情深的關系，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破壞”等級制度”、“特權階層”和”官僚主義”

“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

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給制的長處，改行工資制，1953年不改也不行，因為解放區工作人員占少數，因為工人階級也是工資制，因為新增加的人多，他們是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的，要他們改供給制，不容易，那時讓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點，接受了等級制，等級森嚴，等級太多了，評成三十幾級，鬧級別，鬧待遇。

這些也讓步，就不對了。經過整風，這股風降下來了。這種不平等的干群關系貓鼠關系或父子關系，必須破除，這個關系完全不必要”。

因此，教員的”失敗論”實際上聯系著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在生產資料社會化并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之后—即作為”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被摧毀之后——-階級和階級斗爭如何能存在。

當時，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原因被解釋為兩個方面：

第一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殘余分子和他們意識形態的影響：

其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被定義為資本主義的”代表”或”代理人”。

“走資派”的定義似乎很好理解，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會出現”新生的資產階級”或”新資產階級”呢?這就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尋找”資產階級”的基礎。

更具體地說，這個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法權”的繼續存在。

教員在使用”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概念時，沒有拘泥于馬克思的原意。他結合當時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把握，特別是由此產生的”危機感”，將馬克思提出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就是將原來僅僅局限在”分配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擴展到”人與人的關系”領域。

這一擴展意味著所有制問題解決之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不斷變革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