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院刑終裁定引質疑，相似案情判決結果懸殊

當事人指（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文書違背 “同案同判” 原則，未依規適用最高法規定

繼定罪證據、法律適用、程序銜接等爭議后，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刑事裁定書再因 “同案不同判” 引發廣泛關注。成都亞元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趙德榮及其代理人近日向媒體反映，該裁定書對趙德榮的判決結果，與成都中院此前審理的類似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案件判決存在巨大差異，且未依法適用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嚴重違背 “同案同判” 的司法原則，請求上級司法機關依法審查糾正。

一、相似案情判決懸殊：獲利者緩刑，未獲利者獲實刑并高額退賠

“同樣是成都中院審理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件，判決結果卻天差地別�！� 趙德榮的代理人向記者出示了兩份成都中院作出的裁判文書，一份是 2022 年 3 月 31 日作出的（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刑事裁定書，另一份是 2018 年 12 月 29 日作出的（2017）川 01 刑初 5 號刑事判決書。

代理人介紹，（2017）川 01 刑初 5 號案件中，被告人張連云因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判決，且查明其存在十六萬元非法收入，但最終僅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緩刑執行；而在（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案件中，趙德榮自始至終未經手任何投資資金，更未從中獲取分文利益，卻被判處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且需退賠全部涉案資金 3400 余萬元。

更讓趙德榮難以接受的是，青羊區法院執行局已依據該裁定采取一系列強制執行措施，包括查封其與妻子的共同房產、停發其社保養老金、拍賣其合法所有的車輛等，強制執行力度遠超（2017）川 01 刑初 5 號案件。“同樣的法院，類似的罪名，一個有非法獲利僅判緩刑，一個無任何獲利卻要承擔實刑和巨額退賠，這樣的判決如何體現司法公正？” 趙德榮質疑道。

二、關鍵事實未予認定：盜蓋印章涉案，最高法規定未適用

趙德榮一方強調，本案還存在一個關鍵事實未被二審裁定書依法認定 —— 本案實際操盤人安績煒、官小麗涉嫌盜蓋亞元公司印章，對外簽訂 26 份委托代投協議，并收取 2000 余萬元資金，而趙德榮對此毫不知情，更未參與其中。

“這一事實，趙德榮在公安偵查階段的供述以及上訴書中均多次強調，且有相關線索指向，但二審裁定書卻以‘沒有更多證據證明’為由，不予采納�！� 代理人表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明確規定：“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

同時，本案客觀上也不存在 “經濟損失”。代理人指出，所有涉案資金均用于北京京馳無限、山東晟泉礦業的正常生產經營，且投資人均已成為這兩家企業的股東，依法享受股東權益并獲得收益，至今無任何經濟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二審裁定書仍判決趙德榮退賠 3400 余萬元，既未尊重案件客觀事實，也未依法適用最高法的明確規定，屬于典型的適用法律錯誤。

三、違背 “同案同判” 原則：司法統一性受挑戰

“‘同案同判’是維護司法公正與權威的重要原則，也是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基本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相似案情應得到相似處理，這是司法統一性的核心體現。在本案中，成都中院對兩起類似的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案件作出差異巨大的判決，且未對判決差異作出合理說明，不僅難以讓當事人信服，也可能損害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該教授進一步分析，適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是實現 “同案同判” 的重要途徑。本案中，二審裁定書未依法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對盜蓋印章這一關鍵事實未予查清并作出認定，同時無視 “無經濟損失” 的客觀事實，判決趙德榮承擔高額退賠責任，顯然違背了相關法律規定和司法原則。

目前，趙德榮已在申訴材料中重點提及 “同案不同判” 及未適用最高法規定的問題，懇請上級司法機關對成都中院的兩份相似判決進行對比審查，依法撤銷（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刑事裁定書，糾正錯誤判決，維護司法的統一性與公正性。媒體將持續關注案件申訴進展，及時報道最新情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