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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獨特的散文和犀利的目光總以局外人的視角，用近乎反射性懷疑的筆觸，向我們講述關于我們自己的故事。以下是讀者入門的最佳指南。

許多人了解的瓊·狄迪恩，是由這位真實的作家在2021年去世后留下的幾件“文物”構建而成的。有她那篇被廣泛模仿（有時也被戲仿）的、關于離開紐約的1967年散文《向一切告別》（Goodbye to All That）。有她1968年至1978年間創作的散文集《白色專輯》（The White Album）中列舉的行李清單，這份清單有時被引為追求的目標，甚至是指南。還有朱利安·瓦塞爾于1968年為《時代》雜志的一篇特稿拍攝的狄迪恩標志性照片——尤其是一張她倚靠著她的Stingray汽車抽煙的照片，酷到無人能及，這種氣質在她2003年為時尚品牌Celine拍攝的廣告中得到了呼應。

當然，還有她最著名的那句話——“我們講故事給自己聽，以便活下去(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這句話開啟了《白色專輯》，并經常被錯誤地引用以作激勵。

狄迪恩的本意并非真的激勵我們。她是在觀察我們，并告訴我們她所看到的，包括我們為了生存而編織神話的沖動。

她獨特的散文和犀利的目光總是調諧在局外人的頻率上，即使她實際上已是圈內人（正如她大部分關于好萊塢的寫作）。她的散文幾乎總是反射性地充滿懷疑。

她以權威的口吻寫作，這種權威并非主要源于經驗，而是源于一種拒絕屈服于教條的態度。

她的作品跨越了半個多世紀，讀起來就像一部關于一個國家沖向懸崖的記錄。狄迪恩可能最為人所知的是作為一位記錄了20世紀中葉文化衰敗的加州作家，但她的作品體系要廣泛和深刻得多。

她寫好萊塢和華盛頓，紐約和薩克拉門托，特里·夏沃和瑪莎·斯圖爾特，寫悲傷、偽善和拉丁美洲政治，而這一切不知何故都指向同一點：

敘事是應對機制。

如果我們想真正理解自己，我們必須不僅要理解我們共同編造的故事，還要理解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在她去世后的幾年里，狄迪恩的地位不降反升：博物館展覽、她劇作的重演、一場備受關注的遺產拍賣，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即將公開的她與丈夫——作家約翰·格雷戈里·鄧恩（于2003年去世）——的聯合檔案。

與此同時，世界局勢似乎愈發令人困惑，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所以，現在是涉足——或者全身心投入——這位美國文壇最優秀、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之一的作品的絕佳時機。

我想從定調的文本開始

《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1968）是狄迪恩的第二本書——她的第一本是1963年的小說《奔流河》（Run River），這是她二十多歲時作為紐約《Vogue》雜志的雇員寫的。

盡管隨后她又出版了13本非虛構作品和4部小說，但33歲時出版的《向伯利恒跋涉》仍然是狄迪恩的定調之作，并進一步確立了其作為“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實踐者的聲譽。

像她所有的文集一樣，這本書由為《紐約時報雜志》《美國學者》《假日》《Vogue》和《星期六晚郵報》等各種媒體供稿撰寫的散文組成。合在一起，它們開始描繪出這位年輕文化評論家的肖像，尤其是她從小就培養起的一種感覺：世界正在分崩離析。

這本書的標題取自其中一篇散文，關于60年代末海特-阿什伯里地區頹敗的氛圍。而又引述了葉芝的一首詩，被用作題詞。在序言中她寫道，報道和起草這篇散文是為了試圖戰勝令人絕望的寫作瓶頸：

“如果我還想再次工作，”她寫道，“就必須學會與混亂共處。”

狄迪恩常說寫作是她理清思路的方式，這使得理解這位作家的必讀篇目就是這篇與書名同名的文章。但《向伯利恒跋涉》是一個珠寶箱，里面最閃亮的寶石可能是《向一切告別》，這是狄迪恩關于愛上又離開紐約市的經典散文。

同樣收錄于此文集、經常被引用的《論自尊》有一個有趣的起源：狄迪恩作為《Vogue》員工寫了這篇文章，因為編輯們把標題放在了封面上卻沒有寫明作者，而她正好在場。

有續集嗎？

并不完全算續集。但《白色專輯》（1979）可以算是《向伯利恒跋涉》的后續，盡管它本身也自成一體。

該書的同名散文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講述了狄迪恩在20世紀60年代洛杉磯的生活，當時她和鄧恩撫養著女兒昆塔娜·魯，并花大量時間與電影明星和搖滾歌手相處。

這篇散文以一系列片段寫成，從狄迪恩的心理困擾，到她與熟悉人物的邂逅——黑豹黨、大門樂隊、曼森家族。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篇散文塑造了我們許多后來出生的人對60年代末的“記憶”。例如，你可以在《廣告狂人》的某些季中，或者在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好萊塢往事》中，看到它的DNA。

總體而言，《白色專輯》中的散文比她早期的作品更側重于描述狄迪恩的生活，但她巧妙地走了一條精細的路線，讓讀者（尤其是女性）感覺了解她，即使她在寫作中從未真正過多地透露自己。

文集中其他亮點包括《婦女運動》（The Women’s Movement），它會讓你了解狄迪恩不愿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的原因；還有《圣水》（Holy Water），它基于加州歷史逐漸演變成一部個人歷史。

我想讀狄迪恩最尖刻的作品

狄迪恩寫過的最刻薄（因此可能也最有趣）的散文是《漂亮南希》（Pretty Nancy），描繪了時任加州第一夫人的南希·里根。

狄迪恩出身于薩克拉門托一個富裕家庭的第五代，自“吉佩”（里根）踏入政壇那一刻起，她對里根夫婦就毫無好感。對她來說，里根夫婦成了美國政治舞臺上一切問題的普遍隱喻，因為她認為他們思考、行動、競選和執政都像好萊塢人物。

“她告訴我，州長即使在電影中也從不化妝，而且政治比電影行業更殘酷，因為你沒有制片廠保護你，”狄迪恩在這篇特稿接近尾聲時寫道，那時不耐煩的輕蔑語氣幾乎要從紙上滴下來。

盡管造成了不小的刺痛——南希·里根在她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這篇文章——《漂亮南希》直到狄迪恩最后一本書《讓我告訴你我的意思》（Let Me Tell You What I Mean）（2021）才被收錄在她的任何作品集中。這是對一位年輕、惱怒、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作家的完美一瞥。

她有過熱情洋溢的時候嗎？

像“不留情面”和“眼光清晰”這樣的詞通常用于形容狄迪恩的文化分析，但如果你想看到她完全陶醉的樣子，請讀散文《約翰·韋恩：一個愛情故事》（John Wayne: A Love Story）（收錄于《向伯利恒跋涉》）。

1965年，她終于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約稿：《星期六晚郵報》委托狄迪恩前往墨西哥北部，那里正在拍攝一部西部片《赤膽屠龍》（她后來在《Vogue》一篇僅一段長的評論中輕描淡寫地提到了這部電影）。

主演是約翰·韋恩，自二戰期間在她父親駐扎的陸軍基地一個改造過的飛機庫里看他電影起，狄迪恩就一直崇拜他。他成了她心目中男子氣概、安全和力量的化身。

韋恩式的人物出現在狄迪恩的小說中，她對這條線所代表的安全感的渴望也是如此。

但韋恩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對她來說也很重要。

當她終于在片場見到她的英雄時，他剛剛擺脫了一場肺癌恐慌；她提到他“得了重感冒，咳得厲害，到了下午晚些時候累得只能在片場吸氧”。

眾所周知，他曾利用自己的診斷和硬漢形象，在那個煙霧彌漫的時代鼓勵人們去做疾病篩查。

約翰·韋恩對于狄迪恩的故事來說，不僅僅是因為娛樂層面而重要。直到成年后很久，她的政治觀點都是十分保守的，雖然不像韋恩那樣右翼，但也相差無幾——她過去常在好萊塢晚宴上宣布（似乎是為了震驚四座）她曾投票給巴里·戈德華特。

在加州共和黨擁抱理查德·尼克松之后，她改變了立場，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她仍然說如果戈德華特參選，她會在之后的每一次選舉中都投票給他。

狄迪恩最終也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電影行業工作了一輩子，不難相信她是被對韋恩的熱愛吸引到這個行業的。

狄迪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好萊塢的圈內人？

狄迪恩和鄧恩認為自己是小說家第一、記者第二，但他們真正賴以謀生的是撰寫和修改劇本。

他們第一部制作的電影是1971年的癮君子劇情片《毒海鴛鴦》（The Panic in Needle Park），由阿爾·帕西諾首次擔綱主演，基蒂·溫憑借此片在戛納獲得最佳女演員獎。

兩人合作編寫了許多劇本，包括《順其自然》《一個明星的誕生》（芭芭拉·史翠珊那一版）《真實懺悔》《戰地之戀》以及HBO短片《白象般的群山》。

如果你真想通過他們的眼睛全面了解好萊塢，沒有比鄧恩的兩本書更好的了：《制片廠》（The Studio）（1969），關于20世紀福克斯片場后臺的生活；以及《怪物》（Monster）（1997），關于他們在制作《戰地之戀》過程中經歷的磨難。

但狄迪恩也寫過好萊塢。她最敏銳的散文之一《好萊塢：尋歡作樂》（Hollywood: Having Fun）最初于1973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后來稍作修改，以《在好萊塢》為題收錄于《白色專輯》。

《好萊塢：尋歡作樂》是一次對電影業紛繁運作的旋風式巡禮，也是狄迪恩用來抨擊不切實際的東海岸影評人的方式（她特別點名了《紐約客》的寶琳·凱爾，狄迪恩曾與她在《Vogue》短暫在影評專欄撰稿。到1973年，凱爾可以說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影評人，狄迪恩則輕描淡寫地暗示她滿口胡言）。

狄迪恩認為，“關于電影和電影人的很多描述，只是偶爾、意外地觸及現實”，因為如果你不直接體驗好萊塢，你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運作機制，從而理解你在銀幕上真正看到的是什么。

很明顯，她自己做過一段時間影評人后，對評論家的想法不再特別感興趣，這引出了這句精彩的話：“對電影做出評判在許多方面是一種如此奇特而空洞的職業，唯一的問題就是，除了那些顯而易見的幾場講座費和在一個令人沮喪地自我設限層面上的些許名利之外，為什么一開始就有人從事這個行當。”說得對，瓊。

狄迪恩的小說呢？

大多數人會告訴你讀她的第二部小說《順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1970），他們沒錯。就像她和鄧恩后來改編的劇本一樣，狄迪恩的小說講述了一個在動蕩的60年代好萊塢中崩潰的女演員的凄涼故事。

但在她的五部小說中，最好的是《民主》（Democracy）（1984）。我有時覺得它可能是偉大的美國小說。故事由一位名叫瓊·狄迪恩的記者敘述，主要是關于伊內茲·維克托的故事，她是一位肯尼迪式參議員的妻子，這位參議員競選總統失敗。

但伊內茲自少女時代起就一直愛著一個名叫杰克·洛維特的男人，他的職業模糊不清（中情局特工？戰爭奸商？），但對她來說，他代表著安全。他是書中的約翰·韋恩式人物。他無法阻止壞事發生，但他可以應對它們。

《民主》以悲劇收場——狄迪恩所有的小說都以悲劇收場——然而卻帶著一絲浪漫的希望，將整個故事變成了一部氣勢恢宏的史詩。你幾乎能聽到弦樂漸強的聲音。

我想了解狄迪恩的政治立場

祝你好運。她最初確實非常保守，成年后在對尼克松和里根感到厭倦后逐漸左傾，但她仍然難以被歸類。她的早期作品充滿了對左右兩派理想主義的抨擊，仿佛她總是瞇著眼睛審視這些問題。

但如果你想大致了解她的最終立場，那么你可以讀她的書《政治小說》（Political Fictions），這是一本不幸在2001年9月11日出版的散文集。

其中大部分是關于像邁克爾·杜卡基斯和杰西·杰克遜等人的競選報道，或是被彈劾的比爾·克林頓的困境，而她投出的目光顯然是戴著好萊塢有色眼鏡的。她寫道，競選活動或總統任期中的一切都經過精心編排，與電影片場非常相似。

對她來說，這是政治衰退的跡象，是一種范疇錯誤，將政治變得扁平、無用和商品化。候選人就像一個電影明星一樣，是被推銷給公眾的產品。不要錯過她在《政治小說》中對紐特·金里奇著作的評論，她僅僅通過列舉他的比喻和引述就將其拆解了。

讀完《政治小說》后，可以拿起幾年后出版的《我來自何方》(Where I Was From)，狄迪恩在書中重溫了自己的作品和生活故事。

這是在她父母雙亡后，對她作為一個加州小女孩時吸收的神話和觀念的重新評估，因此也是更廣泛地對美國神話和傳說的重新評估。

她在小書《固定觀念：9·11后的美國》（Fixed Ideas: America Since 9/11）中也做了類似的工作，激烈地質問了9·11襲擊后出現的教條，特別是《紐約時報》發表的觀點和文章。

推薦一篇不容錯過的狄迪恩散文

狄迪恩最具影響力的散文可能是《感傷之旅》（Sentimental Journeys），最初于1991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后來收錄于《亨利之后》（After Henry）（1992）。

它涉及臭名昭著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以及所謂的“中央公園五少”（五個被錯誤指控犯罪并入獄的青少年）被迫做出的虛假供詞。當時是本地商人的唐納德·J·特朗普曾自費在四家當地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呼吁處決他們。2002年，他們的定罪被撤銷。（其中一人尤瑟夫·薩拉姆現在是紐約市議員。）

在《感傷之旅》中，狄迪恩從側面切入此案，審視紐約人對自己城市及其居民講述的故事。她寫種族主義如何扭曲這個故事，質疑慢跑者的姓名是否應該公之于眾。她探討了像這樣一個單一案件（盡管遠非孤例）如何能夠被新聞媒體、政客和機會主義者炒作成代表某種更大、更不合邏輯的東西。

她的診斷經受住了時間的驚人考驗。

“在一個嚴重和令人不安的問題已變得普遍的城市里——關于匱乏、關于失敗的問題，這些問題顯然存在于瘋子、病人、配置短缺和不堪重負者之中，與膚色的關聯日益減少——中央公園慢跑者案提供的不僅僅是一個安全的、或有結構的場景，供發泄各種、有時只是略微相關的憤怒，”她以典型的狄迪恩風格寫道，宛如昨日。

她晚年都在思考什么？

狄迪恩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充滿了失去。2003年12月30日，鄧恩和狄迪恩從醫院探望處于昏迷狀態的女兒昆塔娜·魯·鄧恩回家。鄧恩因心臟病突然去世。狄迪恩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5）中講述了她一年的悲痛經歷，該書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就在該書出版前，昆塔娜去世了。狄迪恩在悲痛中進行了巡回活動，然后寫了一部戲劇改編本，于2007年3月在百老匯上演，由狄迪恩的長期朋友瓦妮莎·雷德格雷夫飾演作者。

《奇想之年》情感強烈且循環往復，通過其形式與內容，生動地描繪了處于悲傷狀態的心靈。

許多在悲痛中讀過它的人（包括我）都發現它具有深刻的宣泄作用。它代表了一位作家將她那著名的敏銳目光轉向了自己，她在《藍色夜晚》（Blue Nights）（2011）中延續了這一點，反思了她女兒的一生。

這一點常被忽視，但作為閱讀狄迪恩晚期作品的補充，請不要錯過她在昆塔娜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散文《特里·夏沃案》（The Case of Theresa Schiavo）。

在文中，她熱烈地思考著夏沃的命運，這位靠生命維持系統活著的女性已成為全國政治辯論的焦點。

一旦你從她的書中知道她在昆塔娜使用生命維持系統期間經歷了什么，這篇散文就有了全新的意義。狄迪恩將個人經歷既文化化又政治化——這是她在輝煌的職業生涯中磨礪出來的實踐。

作者：Alissa Wilkinson

編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

原標題：

The Essential Joan Di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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