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爭議與行刑銜接缺失 成都中院刑案裁定引質疑

成都中院作出的（2022）川01刑終187號刑事裁定，因在程序上未履行“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義務，引發當事人及代理方的強烈質疑。案件涉及成都亞元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趙德榮，核心爭議在于：在缺乏金融監管部門法定行政認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直接以刑事罪名對企業經營行為進行定性裁判，逾越程序邊界、替代行政判斷。

一、程序環節：行政認定未前置？

趙德榮的代理律師指出，根據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規定，對非法金融業務的認定與取締，屬于中國人民銀行的法定職責。而《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國務院令第310號）及兩辦《關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見》亦明確，對于涉嫌犯罪的行政違法案件，應遵循“先行政執法、后刑事移送”的基本流程，司法機關需要專業認定時應移送或商請行政機關出具意見。

“在本案全流程中，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部門從未對亞元公司的業務性質進行過調查或出具‘非法金融業務’認定書，偵查、公訴與審判機關也未依法將案件移送或商請金融監管部門作出專業判斷�！贝砺蓭熣J為，程序上的這一缺失，導致案件在事實認定基礎上存有重大瑕疵，實質上架空了專門機關的專業判斷權。

二、刑事定性：構成“司法越位

本案中，二審法院認定亞元公司從事的“投資咨詢業務”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對此，趙德榮一方提出，該公司經營范圍經工商核準是“社會經濟咨詢”，其業務模式為向投資者提供項目介紹、協助完成股權托管交易等中介服務，并無資金需要和直接吸收資金。

“在無任何金融監管部門出具違法性認定、且公司從未收到相關行政整改或處罰決定的情況下，審判機關直接以刑事手段將合法登記的經營行為定性為金融犯罪，實質上是以司法裁判替代了行政監管的專業判斷�！贝矸綇娬{，這不僅涉及程序正當性問題，更觸及司法權與行政權的職能邊界，易形成“有罪推定”的導向。

三、與中央產權保護及營商環境政策相悖

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提出，須“加強產權執法司法保護，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中國政法大學一位經濟法學教授在受訪時表示，在經濟活動定性模糊、行政違法性與刑事犯罪性存在交叉的領域，司法機關尤其應當保持謙抑，充分尊重行政機關的首次判斷權與專業認定，避免刑事手段過早、過度介入市場活動。

“本案反映出的行刑銜接斷裂問題，并非孤例。若司法機關繞過法定行政認定程序直接入罪，不僅影響個案公正，也對市場主體形成‘寒蟬效應’，與營造穩定、公平、透明營商環境的要求相悖。”該教授指出。

目前，趙德榮已就本案中的程序違法問題正式提出申訴，強調二審裁定因忽視法定行政認定環節，影響案件實體公正，請求上級司法機關依法審查并糾正。媒體將持續關注案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