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的本質:花最多的錢，辦最少的事，然后吹最大的牛逼！

很多人熟悉歷史都會知道一個詞:財政虧空，而歷史上很奇怪的一點就是漢代三十稅一在人口極少的情況下可以做到府庫充盈。而明清人口充足，生產力也得到提高，甚至紅薯等高產作物也得到引進，但明清卻是財政虧空的頂峰。甚至明朝百姓虧空幾乎明朝滅亡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種類繁多的賦稅壓的百姓苦不堪言，百姓要么揭竿而起，要么離心離德。李自成起義就是如此，西北的百姓紛紛響應李自成的大軍，而京城的百姓則是盼望李自成大軍的到來。另外一方面，這么多賦稅的結果卻是沒錢，士兵欠餉嚴重，于是很多士兵壓根不抵抗就迎合李自成大軍。

在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百姓虧空開始于宋朝，很多人不明白改革對一個王朝的意義是什么。說白了改革就是一個關系到王朝生死的手術，多少王朝因為變法和改革導致權力旁落而修建滅亡，因此對皇帝來說，但凡不到一潭死水都不會變法術存。而北宋也是如此，宋神宗時期，朝廷的財政虧空達1750萬兩，而后續的南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元明清則更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元朝末年，賦稅已經收到了洪武年間，而明朝末年，百姓已經被榨干了，賦稅再也征收不上來了。

而清朝更是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是康乾盛世，依然餓殍遍地。而這期間伴隨著一個規律:君主制的不斷強化，民族也在強化下不斷倒退。對于百姓而言，他們的生活甚至不如千年以前的漢朝。因此造就這種情況的本質是什么呢？答案顯然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花最多的錢，辦最小的事，吹最大的牛逼。說白了，當君主制得到空前強大時，人們便意識到天下是君主的。既然天下是皇帝的，那么他們玩什么命呢？而且大多數情況是:干事的不如耍嘴的，有時候干的越多錯的就越多，于是更多的臣子由糊弄變成了中飽私囊。

當權力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時，階級便開始固化，人才便遭到埋沒。當一個人才無法用自己才能實現其抱負時，他便會用自己的才能瘋狂搞錢。而搞錢說白了就是用最多的錢辦最少的事，這樣他們才有油水可撈，而反過來他們又要討好皇帝，因此便吹最大的牛逼。而當權力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時，便喪失了另外一個功能:監督。很顯然沒有權力的監督本身就是一個形同虛設的謊言，而賦予權力的監督更是一場耍流氓的騙局。我舉個例子，如果你擁有了法術，你肯定會用這法術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勤奮的修煉法術。但如果這法術是別人賜給你的，并且隨時能收回，你還愿意修煉法術嗎？

從人性來說，大多數人會利用法術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便是君主制的本質。對于一個王朝而言，權力就那么多，怎么可能分給你呢？因此他們更多的是賦權，而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你是愿意用這隨時消失的權力造福他人。還是滿足自己的利益呢？這就是財政虧空的根本原因，說白了君主制的朝廷就是一個權力的看門狗和一群小偷的組合體。臣子變著法將王朝的銀子變成自己的，而君主面對一個諾大的王朝則顯得是捉襟見肘。從1662年到1677年，洪水泛濫達67次，每年更是多達4次。

這還是清朝的天花板康熙時期，說白了這幾年修繕河堤基本都存在偷工減料的情況。那么為什么說清朝的君主制已經陷入了死胡同呢？因為從君主制強化以來，臣子們已經將君主制的弊端研究的非常透徹了。那就是利用法不責眾把皇帝拖下水，我就拿空印案來說，說白了就是在明朝核查稅務時，地方縣衙就拿著蓋有印章空紙來京城，然后問胡惟庸要多少，他們就扣除那部分編寫地方的稅收。而即使最后發現了空印案，朱元璋也只是處置了那些罪大惡極的人而已。這就是臣子把君主拉下水的表現，當臣子都貪贓枉法的時候，你只能處置少部分的臣子。

如果你把臣子都殺了，那么整個朝廷的運轉也就癱瘓了，而這些掌權者本來就不得民心，死的有多難看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你不處置，這些人就會像吸血鬼一樣，慢慢吸干一個王朝的財政。而最終這個王朝便會越來越沒有效率，這也是明清滅亡時為什么不堪一擊的原因。而康熙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所在，那么康熙為什么不處理呢？答案就是兩個字:尾大不掉，因為君主制這一套規則其實已經爛透了。因此禮崩樂壞便成為了必然，而從人性來說，人們為了討好君主必然會弄虛造假，因此便有了四個字:好大喜功。

君主制的興起說白了就是人們的認知并沒有完全，人性還沒有覺醒的時候的產物。這也是我們看歷史的時候覺得很多東西很奇葩，你用二桃殺三士的結果就是皇帝被剁的渣都不剩。而推恩令在當時號稱無敵，而后世也并非沒有推恩令，結果呢？翻車的情況是數不勝數，如果推恩令真有效果，那么就不會有靖難之役的發生了。曹操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張勛復辟卻變成了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當人的思想覺醒到一定階段，那么腐朽不堪的制度必然是不得人心的。而這一套腐朽不堪的制度必然會造成一個民族的貧困。除了貧窮、混亂和虛假，最終的歸宿也必然是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