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造車”到“造機器人”，企業家大佬們兩會都在關注啥？

2026年3月全國兩會，來自企業界的代表們，同時也是推動產業變革的積極提案者。今年兩會的聚光燈下，以雷軍、何小鵬、姚勁波為代表的科技與商業巨頭，他們的提案清單清晰地勾勒出中國經濟在2026年的核心脈絡：人工智能的深度落地、低空經濟的爆發前夜、以及民生消費的結構性突圍。

透過這些企業家的建議，我們不僅能看到各自企業的戰略航向，更能窺見中國產業經濟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轉型的關鍵路徑。

雷軍：從“智能駕駛”到“生態人才”

作為連續多年的兩會“提案大戶”，小米集團創始人雷軍今年的五份建議依然保持了極高的敏銳度。與往年單純呼吁支持新能源汽車不同，2026年的雷軍將目光聚焦在了智能化下半場的安全規范與產業生態的深層土壤上。

在智能駕駛領域，雷軍的建議極具現實針對性。隨著L2級輔助駕駛在2024-2025年的全面普及，“脫手”、“脫眼”等濫用輔助駕駛功能引發的安全事故頻發。雷軍提出，應在機動車駕駛員考試中增加智能駕駛考核內容，并明確將L2級輔助駕駛中的危險行為納入交通處罰。

這一建議的背后，是小米汽車在規模化交付后對行業痛點的深刻洞察：技術的普及必須伴隨規則的完善。如果缺乏對“人機共駕”責任的清晰界定，智能駕駛的推廣將面臨巨大的輿論與法律阻力。雷軍的提案，實質上是在為L3甚至L4級自動駕駛的到來清掃制度障礙，試圖通過規范當下的駕駛習慣，為未來的完全無人化鋪平道路。

此外，雷軍還將視野拓展至人形機器人、工業旅游及科技公益等領域。特別是關于“汽車行業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建議，揭示了當前產業轉型的最大瓶頸——人才斷層。當汽車變成“帶輪子的機器人”，傳統的機械工程師已無法滿足需求，亟需懂AI、懂軟件、懂硬件的復合型人才。雷軍的關注點已從單一的產品競爭，上升到了整個產業生態的基礎設施建設，展現了其作為行業領軍者的全局觀。

何小鵬：押注“物理AI”，搶灘L4與低空經濟

如果說雷軍關注的是“規范”，那么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的提案則充滿了的創新色彩。2026年，何小鵬多次強調要將小鵬打造為一家“物理AI”公司，這一戰略定位在他的三份核心建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何小鵬認為，我國在L2領域雖有先發優勢，但若不能盡快跨越到L4，原有的優勢可能化為烏有。他建議簡化L3中間環節，直接推動政策向L4跨越，并賦予地方在特定場景下的L4試點管理權。這不僅是小鵬汽車技術路線的映射，更是對整個自動駕駛產業節奏的催促。在何小鵬看來，法規的滯后已成為制約技術迭代的最大枷鎖，只有通過“制度供給”與“技術能力”的同步演進，才能將中國的數據優勢轉化為L4時代的競爭勝勢。

此外是人形機器人的“端側大腦”突破。何小鵬提議加速研發具備端側本地大腦的高階人形機器人。與大模型云端推理不同，人形機器人需要極強的本地實時決策能力。他建議設立國家級專項研發基金，并對端側大模型的架構研發給予稅收支持。這表明，小鵬已將人形機器人視為繼智能汽車之后的第二增長曲線，且深知算力與數據成本是商業化的攔路虎，因此迫切希望政策能在研發端給予“真金白銀”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何小鵬還關注低空經濟。針對飛行汽車（eVTOL），何小鵬的建議最為具體且大膽：推動低空空域管理權限下放，建立軍地民協同機制，并實施階段性稅收減免。2026年被視為低空經濟爆發的元年，但空域管制和高昂的成本依然是兩大攔路虎。何小鵬的提案直指核心，試圖通過政策松綁和財政激勵，讓飛行汽車從“富人的玩具”變為“大眾的交通”，這不僅關乎小鵬匯天的業務前景，更關乎中國在新一輪交通革命中能否占據全球主導地位。

姚勁波：回歸民生本源，以稅制改革激活消費引擎

在科技大佬們熱議“硬科技”的同時，58同城CEO姚勁波的提案則將目光投向了更為溫熱的民生與消費領域。在2026年宏觀經濟仍面臨需求收縮壓力的背景下，姚勁波的建議顯得尤為務實。

他提議顯著提高個稅減免幅度，特別是將新購住房的貸款利息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扣除，并給出了“每月3000元、限期240個月”的量化標準。這一建議的底層邏輯非常清晰：房地產市場的企穩回升，關鍵在于減輕購房者的現金流壓力。過去幾年的樓市調控多側重于供給側（如保交樓、降首付），而姚勁波的建議則直接從需求側入手，通過財政手段直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對于中高收入群體而言，房貸往往是最大的支出項。若能實現貸款利息抵扣個稅，將極大改善住房需求的釋放意愿。姚勁波的提案折射出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的另一種思考：科技的進步最終要服務于人的生活質量的提升。只有當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負債輕了，消費才能真正活躍起來，進而反哺科技與實業的發展。這是一種從“生產端”向“消費端”的政策視角轉換，體現了企業家對社會責任的擔當。

企業家提案背后的三大趨勢

綜合雷軍、何小鵬、姚勁波等代表的提案，我們可以清晰地梳理出2026年中國企業界關注的三大核心趨勢：

第一，從“應用創新”走向“底層突破”。 過去的提案多集中在商業模式創新或市場推廣，而今年，大佬們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底層技術（如端側大模型、L4算法）和基礎制度（如空域管理、駕駛法規）。這說明中國企業已經意識到，真正的護城河在于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和制度環境的適配。

第二，從“單點競爭”走向“生態共建”。 無論是雷軍的人才培養，還是何小鵬的標準體系建立，都顯示出頭部企業不再滿足于單打獨斗，而是希望通過推動行業標準、完善法律法規，來共建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因為只有蛋糕做大了，龍頭企業才能分得更多。

第三，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與公平并重”。 在追求技術速度的同時，雷軍對駕駛安全的強調、何小鵬對合規落地的呼吁，以及姚勁波對民生減負的關注，都表明企業家們開始更多地考量技術發展帶來的社會影響。安全、公平、可持續，成為了新的商業倫理共識。

2026年的兩會，企業家們的提案不再是簡單的“要政策、要資金”，而是一份份詳盡的“產業路線圖”和“社會解決方案”。雷軍的規范之路、何小鵬的跨越之策、姚勁波的惠民之舉，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圖景。

這些提案能否轉化為具體的政策紅利，仍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來自市場一線的敏銳洞察，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國家的決策方向。在科技與民生的雙輪驅動下，中國經濟正蓄勢待發，準備迎接下一個十年的輝煌。

作 者 |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