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重慶。一個男人站在一扇鎖著的門前，一動不動。他敲了門，沒人應(yīng)。他又敲，還是沒人。

隔壁鄰居探出頭，嘆了口氣，說了一句讓他余生再也忘不掉的話：你老婆孩子等了你好些天，前兩天剛走，去成都了。

就差幾天。就差那么幾天。這個男人，叫于右任。此后十五年，他再也沒能踏上大陸一步。

要理解這場離別，得先搞清楚于右任是個什么人，又是怎么離開大陸的。

1949年春，國民黨大勢已去，南京岌岌可危。于右任時任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蔣介石怎么可能讓他留在大陸？

但于右任本人，并不想走。

軍官來催他撤離，他直接臥床，說身體不好，走不了。這招其實有用，很多人用這個理由拖延過去了。但于右任沒拖過去。軍官不由分說，直接把他從床上架起來，塞進汽車，送上了飛機。

他就這樣，身不由己地離開了南京，輾轉(zhuǎn)經(jīng)上海、廣州，最后落腳臺北。

到了臺灣，他人是到了，心沒到。他的發(fā)妻高仲林、長女于芝秀，還在大陸。幼子于中令和其母沈建華留在上海，大兒子兒媳則遠在南美洲。一家人，散在大陸、臺灣、南美三處，音訊斷絕。

于右任在廣州滯留了幾個月，一直拖著，不肯徹底斷了念想。蔣介石一再催促，他才不得不飛往臺北。但他心里始終還存著一個念頭：等局勢稍緩，他要回去把家人接出來。

他等到了機會——1949年11月，解放軍大軍壓境，重慶搖搖欲墜，局勢亂成一鍋粥，但恰好有一個空檔，還有飛機能飛進去。于右任抓住這個窗口，義無反顧飛回重慶。

飛機落地，于右任顧不上別的，直奔家里。一路上他腦子里轉(zhuǎn)的全是一件事：高仲林還在嗎？門開著嗎？

高仲林，是于右任的發(fā)妻，兩人結(jié)婚已超過五十年。早年她跟著他顛沛流離，從陜西到上海，從上海到重慶，一路跟著走，從沒抱怨過半句。

這一次，她沒有等來他一起走，只等來了一個消息：他在臺灣，你們自己想辦法。她就帶著女兒，守著那個老屋，一天一天等。鄰居后來說，她每天早上出來站一會兒，晚上再出來站一會兒，眼神始終朝著路口。

到了門口，門鎖著。他敲門，沒人應(yīng)。再敲，還是沒人。

鄰居出來了，認出是他，嘆了口氣，說出了那句話：你老婆孩子等了你好些天，每天早上到門口張望，等到晚上，怕是錯過你。前兩天實在等不住了，才動身去了成都。

于右任就站在那兒，后面的話一句都沒聽進去。他只是站著。

他掏出鑰匙，把門打開，走了進去。

屋子里，桌上擺著沒收拾的茶具，杯子里還有半杯剩茶。椅子上好像還留著坐過的溫度。他走到桌邊，伸手摸了摸桌角——那是女兒小時候?qū)W走路時扶過的地方，邊角都磨圓了。他走進臥室，打開衣柜，高仲林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女兒的衣服也疊得整整齊齊，就等著他來，一起帶走。

他拿起一件，湊到鼻子跟前。好像還有她的味道。

那時候交通已經(jīng)斷了，解放軍的炮聲越來越近，根本沒法追去成都。于右任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屋子里站了很久。沒有哭，也說不出話。

1949年11月29日，就在于右任離開重慶的第二天，重慶解放。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站在飛機上，他看著大陸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他知道，這一走，可能這輩子都見不著了。

回到臺灣，于右任的日子，是一種慢慢消耗的煎熬。

他住在陽明山。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是走到高處，往西北方向望。那是大陸的方向，是重慶的方向，是高仲林的方向。

1951年，他患腦部微血管阻塞，險些中風(fēng)，臥床四十日。身體從那以后大不如前，但他每天還是要往那個方向望。

兩岸之間，消息斷絕，家書難寄，活得像兩個平行世界。

那時候的臺灣，聚集了無數(shù)像于右任這樣的人。他們來自大陸各省，有當官的，有經(jīng)商的，有扛槍的，每個人身后都留著一個沒來得及帶走的家。他們中有人選擇忘，有人選擇麻木，有人整日借酒澆愁，而于右任，選擇望。他望不到，但他不肯停下來。

直到1956年，他終于通過一條隱秘的渠道，找到了聯(lián)系大陸家人的辦法。在香港的友人吳季玉，成了他們之間唯一的信使。于右任托吳季玉給高仲林匯去臺幣600元，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有東西真實地從他手里，抵達她的手里。

此后，吳季玉每年赴臺為于右任祝壽，回程時帶著他的信，帶著他的掛念，輾轉(zhuǎn)送到高仲林手中。大陸那邊，高仲林則把衣物托人經(jīng)香港送往臺灣。兩岸之間，一封信、一件衣，走上幾個月，是他們之間全部的聯(lián)系。

1958年，是于右任與高仲林結(jié)婚整整六十年。六十年，鉆石婚。兩個人，一個在臺北，一個在西安，隔著一道再也跨不過去的海峽。于右任提筆，寫下《憶內(nèi)子高仲林》。沒有華麗的詞，就是心里話。

高仲林那邊，日子也不好過。她常常坐在門口的石頭上，面朝東方，坐很久很久。她不知道他在哪棟樓里，不知道他身體還好不好，但她朝著那個方向坐著，好像這樣能離他近一點。

他提筆寫詩。寫完，又哭。

那首最出名的《望大陸》，也是這段歲月里寫出來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沒有典故，沒有修辭，就是一個老人，在山頂上，對著大陸的方向，把心里的話喊出來。

還有一句，很多人不知道：“夢里依稀見故人，醒來淚濕枕邊巾。”他說，他老做夢，夢到回重慶那個老屋了，高仲林在做飯，女兒在院里跑，他喊她們，她們一回頭——他就醒了。

枕頭，濕了一片。

有人勸他，別老想這些，傷身。他擺擺手，說了一句讓人聽了心里發(fā)酸的話：不想，更傷。人到這個份上，連遺忘都成了一種背叛。他不肯背叛高仲林，不肯背叛那個疊得整整齊齊的衣柜，不肯背叛那杯再也沒人喝完的剩茶。

他把所有的思念，全部燒成詩，一首一首，寫了一輩子。

1964年8月，于右任病重住院。喉嚨發(fā)炎，已經(jīng)無法開口說話。

老部下楊亮功去探視。兩個人面對面坐著，于右任想說什么，說不出來。他先伸出一根手指，又伸出三根手指，楊亮功看不懂，于右任也無法解釋。兩個人就這么干坐著，沉默。

此后，他陷入昏迷，直到臨終，都沒能留下一句遺言。

1964年11月10日晚8時8分，于右任在臺北病逝，終年86歲。

后人整理他的遺物，打開了他在臺灣銀行的保險箱。里面有日記，有信件，有一批欠款賬單。最珍貴的那樣?xùn)|西，是高仲林早年為他納制的那雙布鞋。他帶著它們，在臺灣存放了十五年，從沒舍得穿，也從沒舍得扔。

一雙布鞋，是高仲林一針一線納出來的，鞋底厚實，針腳細密。舊時的女人，給丈夫做鞋，是一件很鄭重的事。她不知道他什么時候能穿上，也不知道他在臺灣穿什么鞋，但她還是做了，托人輾轉(zhuǎn)送過去。于右任收到，沒穿，鎖進了保險箱，像鎖著一個人。

他生前曾反復(fù)交代一件事：把他葬在臺灣最高的地方，讓他朝著大陸。他說，人回不去，眼睛得望著那邊。望著那邊，就離她們近一點。

后人照他的意思，將他葬于陽明山，面朝西北，朝著大陸，朝著重慶。

后來，臺灣登山協(xié)會的成員，把他的半身銅像背上了玉山——海拔3997米，臺灣最高峰。銅像面朝大陸，就像他當年每天早晨站在山頂上的那個姿勢，一直望，望著大陸，望著那個他差了幾天、一輩子沒能趕上的家。

高仲林和女兒于芝秀，在成都輾轉(zhuǎn)了很久，也一直在等。等來等去，等來的是他死在臺灣的消息。兩人，至死，沒能再見一面。

1972年，高仲林去世。從1949年到1972年，她苦等二十三年。據(jù)說在于右任去世后的那八年，她常常夢見他，夢見他在臺灣的高山上，哭嚎不止。

2003年3月，時任國務(wù)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談及兩岸關(guān)系，專門引述了于右任《望大陸》全詩，稱其為“震撼中華民族的詞句”。這首詩，重新被兩岸的人們記起。

于右任這一輩子，做過大官，寫過好字，留下無數(shù)詩篇。

可他心里頭最重的那樣?xùn)|西，既不是官位，也不是書法。是一扇鎖著的門。是一杯沒人喝完的剩茶。是一件疊得整整齊齊、等著他來帶走的衣服。

就差幾天。就差那么幾天。

有些人說，團圓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對于于右任，團圓是他用一輩子都沒能換來的事。

“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