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前，周總理囑咐王海榮和唐聞生：毛主席說江青有野心，要小心

臨終前，周總理囑咐王海榮和唐聞生：毛主席說江青有野心，要小心

1975年冬天的北京，天空常常陰沉低垂，氣壓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來。就在這樣一個季節，305醫院里，一間病房的燈幾乎從未熄滅。病榻上的，是已經擔任國務院總理二十六年的周恩來。他身上插滿管子，營養液一點點滴入體內，腹部開了腸瘺，連排泄都需要借助器械。病痛折磨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忍不住對身旁的醫生低聲說了一句：“張大夫，我實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那位醫生一時間眼眶通紅，只能盡量平靜地回答：“總理，您疼就喊，怎樣能讓疼少一點，您就怎樣�！边@一幕，在后來許多親歷者回憶中，始終揮之不去。

這一年的中國，表面上仍然一片喧囂，可在中南海和醫院走廊里，一些人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一個時代正在緩慢而沉重地轉折。周恩來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很多話，再不說，就永遠沒有機會說了。

有意思的是，在躺上病床之前，周恩來一直是那種“病了也不肯休息”的人。手術后剛醒，他還能堅持處理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追問某項工作的進展。到了1975年底，病情急轉直下，他卻仍在思考統一、思考斗爭、思考接班人問題。甚至在彌留之際，想到的不是個人痛苦，而是那句后來被人反復提起的提醒：“主席講過好幾次，江青有野心，要小心。”

這一句話，既是對身邊工作人員的叮囑，更像是留給后人的一段見證。

一、從重慶槍聲說起：周恩來心里的“賬”

回頭看周恩來臨終前提到臺灣工作、提到一些老朋友，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不要忘記”。這一點，并不是到了1975年他才突然有的感慨，而是從抗戰時期起就埋在心里的一本“賬”。

時間撥回到1945年秋天�？谷諔馉巹倓偨Y束，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10月8日，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在重慶組織了一場雞尾酒會，毛澤東、周恩來與國民政府要員同場出現，戲班子在臺上唱《打漁殺家》，廳內賓客舉杯，表面上氣氛輕松熱鬧。

就在這看似“風平浪靜”的晚上，卻突然起了風浪。柳亞子臨時來訪，表示想見毛澤東。來得太突然，毛澤東正在看戲，不方便離席，由周恩出來做解釋，答應改日再談，并安排秘書李少石和司機開車送柳亞子回去。

那時候，共產黨在重慶只有一輛車，司機心里清楚，毛澤東隨時可能需要用車，便想著“快去快回”。車子在路上行駛時，不慎碰到了正從前線下來的國民黨傷兵隊伍。司機擔心耽誤太久，心里一急，踩了一腳油門想離開現場。帶隊的排長一看車子要走，當場開槍，子彈穿過車身，打入李少石的胸口。

司機慌了，連忙將李少石送到醫院，又回辦事處報告。消息很快傳到了正在禮堂里的周恩來耳中。他聽聞這一槍，當下冒出的第一個念頭，不是責怪司機，而是警覺：會不會是陰謀？毛澤東有沒有危險？

在那樣微妙的談判時刻，一顆子彈，很容易被理解為謀害領袖的暗手。周恩來不敢驚動毛澤東，只能低聲說了一句：“我出去有點事�！彪S后急匆匆離開禮堂。

走出禮堂，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人，是張鎮——那位曾在黃埔軍校一期和自己有過舊誼、如今擔任重慶憲兵司令的國民黨將領。電話接通，張鎮聽出話筒里那位素以溫和著稱的周恩來語氣異常緊張，立刻明白事情嚴重，當即趕來見面。一到醫院門口，他立正敬禮：“報告周主任，學生張鎮到！”

這個禮，分量很重。周恩來心里的那塊石頭，先是落了一半。如果真是蓄意謀害毛澤東，張鎮不可能如此恭敬公開出現。

在病房外，周恩來開門見山，把李少石中彈一事說了出來，并提出兩點要求：查明槍手，嚴肅處理；戲散之后，用張鎮自己的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安全抵達指定地點。張鎮一口答應，后來也果然做得干凈利落——既沒有借機擴大事態，也沒有敷衍了事。

這一件事，在周恩來的心里記了很久。多年后他對羅青長說過一句話：“一個人，哪怕他這一輩子只做過一件好事，而這件好事是對革命有益的，我們就不要忘記他�！睆堟偤髞砣チ伺_灣，1950年病逝。周恩來卻始終記得這位舊日同窗，也記得在最關鍵時刻伸出的那只手。

所以，當他在1975年12月20日凌晨，從昏迷中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讓秘書打電話，叫主管臺灣工作的羅青長來醫院。早上七點，羅青長趕到病房，看到周恩來虛弱地躺著，聲音已經微乎其微。

“青長同志，沒想到我這一病，病成這個樣子，今天還能見到你……”話沒說完，又斷了氣力。

羅青長強壓悲痛，說了一句“全國人民都問候您”，希望能給他一點精神支撐。周恩來輕輕擺手，沒有多談自己的病，只是緩緩說道：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的事情的人，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不要忘記；張學良、張鎮，也不要忘記。

說到這里，他再一次陷入昏迷。羅青長在病房門外守了半小時，始終沒有等來再一次清醒，只能含淚離開。

有意思的是，在許多人口里，周恩來被視為雷厲風行的總理，處理事務時極為干脆。但在人的問題上，他心里有一份非常細致的“賬本”——誰幫過黨，誰在關鍵時刻站過一次隊，哪怕只是一件事，也會被他記著。臨終前仍喚出張鎮的名字，本身就說明，他對統一、對臺灣、對那一段復雜的國共關系，從未從大腦中真正淡去。

二、病榻之上：還能想到的，是斗爭和“歷史見證人”

如果只看身體狀況，1975年冬天的周恩來，早就應該完全停止工作。手術多次，血色極差，連坐起來都很吃力。但在這個關鍵年份，他并沒有真正“離崗”。衛士和醫護人員回憶，那段時間，經常能見到一位身影默默出現病房——葉劍英。

葉劍英幾乎天天去醫院。有時兩人輕聲談國事，有時什么話都不說，只是坐在床邊，握著對方的手。到了最后一次見面時，周恩來已經抬不起上身，只能半躺著。葉劍英讓病房里的工作人員暫時出去，房門輕輕關上，這才開始談那句后來被多次提起的話。

“要注意斗爭方法，不要讓權力落到‘他們’手里�！�

短短十幾個字，卻把當時的政治氛圍點得很透。那幾年，造反派勢力依舊活躍，一些人動輒打著“革命”的旗號爭權奪利，周恩來很清楚，自己一旦離開，局面很可能變得更加兇險。他沒有點名，只是說了一個含糊的“他們”，但葉劍英心里明白這個指向。

談話結束后，葉劍英走出病房，馬上把周恩來的衛士叫到身邊，交代了一件看似細碎、其實分量很重的事情：“你們隨時準備好紙筆，24小時守在總理身邊，一刻都不能離人�？偫碓瓌t性強，很多委屈、苦悶都在心里，不愿意說。特別是對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時刻有什么話要講，你們一定得記下來�！�

這番話，不難看出他的擔憂。他知道周恩來不會隨意抱怨，更不會在公開場合指名道姓，所以才盼著在最后的時刻，哪怕留下幾句文字記錄，也好為歷史留下一點線索。

然而，周恩來始終沒有對身邊的衛士傾訴這些“委屈”。他能說出口的，只是極有限的幾句提醒，而其中最直接、最具體的一句，便是后來多次被提到的那段叮囑。

那是一個深夜，周恩來的衛士給王海榮打去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壓得很低：“總理有些話，要和你們說。”王海榮和唐聞生趕到病房時，看到的是一個極度虛弱的身影。周恩來的臉色蒼白，氣力幾乎耗盡。簡單寒暄之后，他緩緩開口，語速很慢，卻十分清晰。

“主席講過好幾次，‘江青有野心’，相信你們都聽到了。當時你們都在場，要做歷史的見證者�！�

這一句話，說得并不多，但已經足夠明確。毛澤東早在江青頻繁出面以后，就陸續給出過提醒。尤其是到了1974年，他看到江青越發活躍，公開批文件、不斷露面，當即批了一封信，語氣頗為嚴厲：“你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苯Y尾還加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人貴有自知之明�！�

這些話，在當時并非秘密。但真正能完整聽到、聽懂的人畢竟有限。周恩來深知，檔案會留下痕跡，可親歷者的記憶同樣重要。王海榮、唐聞生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次聽到主席關于江青的原話，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點名她們，實際上是把這段記憶托付給了她們——未來無論局勢如何變化，總要有人站出來說一句：“毛主席是這樣講過的。”

說完這句話，周恩來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王海榮趕緊拿起小桌上的水壺，輕輕扶到他嘴邊。他只喝了一小口，就搖了搖頭，不再勉強。看他臉色愈發難看，兩人只好悄悄退出病房，把門輕輕帶上。

不得不說，這段囑托，本身就透露了一個微妙的判斷：在那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格局里，很多事情無法在正式文件中寫得太透，很多話不方便在大范圍場合公開說透，只能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把意見和態度留在特定的人記憶里。用周恩來自己的說法，就是“做歷史的見證者”。

從這一點來看，他臨終前口中那句“不要讓權力落到‘他們’手里”，并非一句抽象的“感嘆”，而是和對王海榮、唐聞生的叮囑緊緊相連。有些風險他已經看見了，只是自己已無力親自去應對。

三、“鋼盔”的故事：一位警衛員的遺憾

談到周恩來臨終前要見的人，很多人會想到羅青長、想到王海榮、唐聞生，實際上，還有一個名字同樣值得記起——鄔吉成。

1976年1月8日清晨，中辦警衛處的值班電話響起，傳來的，是周恩來逝世的消息。聽到電話那頭冰冷卻帶著哽咽的聲音，鄔吉成只覺得腦袋“轟”地一下。他后來回憶，那種震動，遠遠超過一般意義上的“公事消息”，因為他和周恩來的緣分，早在三十一年前就已經開始。

1945年，鄔吉成還在晉綏六分隊忻崞支隊，是一名常年在前線打仗的戰士。那一年，中央決定從各部隊挑選一批政治可靠、作風過硬的戰士，組建一支專門的警衛力量。通知下來，鄔吉成接到命令，去軍區參加學習。幾天后，延安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干部方仲實來到隊里，向這些被選中的戰士講明去向：組織打算把你們調到延安，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到了那里，裝備更好，有手槍用，吃穿也比前線要強一些。

聽起來不錯，但不少前線戰士心里其實打鼓。打仗雖然危險，卻變化多，緊張而充實；警衛工作看上去單調，天天站崗巡邏，不少年輕人本能覺得“沒意思”。鄔吉成也不例外，半信半疑地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他站上的第一班哨，正是在周恩來住處外面。小院門口有一口井，井上架著轆轤。夜色深了，風從窯洞口灌過來，鄔吉成靠在轆轤上，難免有些困意。就這樣，他突然看到前方走來一個人，身后跟著兩個挎手槍的衛士，看樣子是位首長。

按規定，他應該上前盤問，確認身份。但那一刻，他猶豫了：要是這是周恩來，自己貿然攔人，算不算“得罪首長”？權衡片刻，他選擇了“放行”。等到心里越想越不踏實，趕緊向班長石玉璽匯報：“我站崗的時候，看到一位像首長的人，不像壞人，就放他進去了。”

班長聽完笑了：“那就是周總理啊，你怎么連周總理都不認識？”聽到這話，鄔吉成反倒松了一口氣——至少沒放錯人。

在延安待久了，他心里那點“不甘心”又冒出來。前線打仗，每天都有新情況，子彈從耳邊呼嘯而過，年輕人反而覺得“有勁”；站崗、巡邏，則是日復一日的重復。他自己性格活絡，愛說笑，喜歡掏麻雀、捉鴿子，干點小玩意兒。每當有人提到“能不能再回前線”，他都第一個舉手。

看到這種情緒，中央警備團的領導決定做一次集中思想教育。那次講話的人，是葉劍英。他講的內容，在許多警衛員記憶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葉劍英說，中央警備團其實應該叫“鋼盔團”。鋼盔是干什么用的？是保護腦袋的。而在他看來，中央警備團就是全黨的“鋼盔”，要保護的，是黨中央這顆“腦袋”。他說得很直白：你們從各部隊挑來，很多人到前方可以殺百個、千個鬼子，這是事實。但沒有黨中央的統一指揮，沒有毛主席的領導，光靠前線的勇敢，能不能真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怕是不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關系整個八路軍、新四軍的命運，關系抗日軍民的對敵關系，關系中華民族能不能真正解放，關系將來能不能建立一個新中國。

這番話，把警衛工作從“守門”和“站崗”的層面，提到了關乎全局的高度。很長一段時間，鄔吉成心里那點“想回前線”的念頭，才慢慢壓下去。他開始認真對待這個崗位，明白自己并不是在“遠離戰場”，而是在做另一種形式的戰斗。

1948年，中央機關轉移到西柏坡，警衛力量重新調整，成立警衛處，由汪東興擔任處長。鄔吉成被分到毛澤東的警衛班。1949年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后，中央開始為進京做準備。開國大典之后，他先到師教導隊學習，結業后表態愿意留在部隊，繼續在中央警衛處工作，最后一直做到中央警衛局副局長。

也正因為這樣，當釣魚臺國賓館需要一位可靠的警衛負責人時，人們想到了他。多年里，他負責釣魚臺的安全防務，對中央領導人出入保衛極其熟悉。

1976年1月2日，這位老警衛員突然接到一個不同尋常的電話。那一天，周恩來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昏迷狀態。中午時分，他忽然睜開眼，嘴里含糊地重復一個音節：“wu…wu…wu……”醫護人員靠近病床，反復詢問，總算辨認出，他似乎在說一個姓“吳”的人。于是，工作人員去問中央各單位姓“吳”的負責干部，一個個地對照，周恩來都用微弱的力氣搖頭。

直到他斷斷續續地補了幾個字：“釣魚臺……的wu……”這時，旁邊的人才一下子反應過來：不是“吳”，而是“鄔”——鄔吉成。

“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臺的鄔吉成？”有人貼近他耳邊問。周恩來用力點了一下頭。確認無誤，衛士立刻打電話通知鄔吉成：“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鄔吉成趕到醫院，沿著樓道一路小跑，先找到病房斜對面的值班室，著急地說：“趕快讓我去見總理。”值班室的警衛卻只能苦笑：“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先在這里等一等�！�

這一等，從中午，一直熬到了黃昏。其間，醫護人員曾經通知說“總理醒了，要先服藥，做些處置，再讓你進去”，讓他心里一振，以為馬上就能邁進病房。沒隔多久，醫務人員又過來，說了一句“總理又昏迷了”，讓他只好繼續在走廊里來回踱步。

夜深后，走廊燈光昏黃，鄔吉成既不敢走遠，又怕站得太近影響醫務工作，只能時而靠在墻邊，時而繞著樓道走幾圈，掙扎著不讓自己睡著。到了第二天早晨五點，他在樓道拐角處遇見了鄧穎超。鄧穎超見他整夜未離，眼里帶著疲憊，卻還是溫和地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等了這么長時間了，先回去吧，等他醒了，我們再通知你。”

鄔吉成點了點頭，還是提了一個小小的請求：“讓我在門口看一眼總理吧�！编嚪f超沉吟了一下，答應了。他走到病房門口，房門半虛掩著，從縫隙里可以看到病床上的周恩來，已經完全陷入昏迷。他站在門口，挺直身子，向昏迷中的總理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然后轉身離開。

六天之后，那個通知總理逝世的電話打了過來。掛下電話，鄔吉成趕往城里，正好在路上遇見運送周恩來遺體前往北京醫院的車隊，他的車自然跟了上去。遺體安放妥當后，他才返回中南海，參加周恩來治喪事宜的商議，被指定為安全組負責人之一。治喪方案一確定，中央警衛局連夜部署，在進入具體安排之前，警衛值班室的全體工作人員整隊站好，面對周恩來遺像鞠躬默哀。

遺體從北京醫院移送八寶山火化那天，鄔吉成和另一位副處長武健華，乘坐一輛汽車緊隨靈車之后。他親眼看見，從市區到八寶山，沿途十里長街擠滿自發前來送行的群眾，隊伍一眼望不到頭。這一幕，在他日后的記憶里，始終極為清晰。

遺憾的是，他終究沒有聽到周恩來想說的那幾句話。到了晚年，他仍時常唏噓：“總理為什么在臨終時想見我？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囑托我做？”這些問題，再也沒有答案，只能永遠留在他的心中，成了一個無人能解的謎。

四、臨終囑托背后：一位總理的憂慮與堅持

把幾個看似零散的片段串在一起——重慶的那一聲槍響，羅青長病房門口的眼淚，葉劍英病床邊的那句“不要讓權力落到‘他們’手里”，王海榮、唐聞生肩上的“歷史見證者”，以及鄔吉成未能實現的一次會面——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周恩來在生命最后階段心里裝著什么。

很明顯，他想到的不是個人功過。無論是提到臺灣那些“老朋友”，還是一再強調統一問題，關切的是在復雜形勢下如何處理人和事。他沒有簡單地用“敵我”一刀切，而是強調“不要忘記那些對人民有益的人”，哪怕他們后來身在對岸。這種視角，在當時的氣氛里，顯得格外冷靜。

在政治斗爭問題上，他看得也相當透。江青在“走到臺前”之后，政治野心已經愈發明顯。毛澤東面對這種情況，多次敲打，甚至用“自知之明”這樣近乎直白的詞語來警告，但江青并沒有收斂。周恩來病中仍要叮囑身邊的工作人員，把主席對江青的直接評價記住，未來究竟是誰會掌握話語權，他沒有把握，但至少可以讓這些原話不至于完全湮滅。

同時，他也清楚斗爭方式的重要。讓葉劍英“注意斗爭方法”，意味著他看到未來權力之爭不會停止，但希望這種斗爭不要滑向失控。他明白葉劍英在軍內、黨內的分量，希望這位“老帥”在關鍵時候扛起責任，防止“權力落到‘他們’手里”。

再看他想見的人選，也頗耐人尋味。羅青長，主管臺灣工作，說明他臨終仍把統一問題放在心上；王海榮、唐聞生，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是主席很多談話的親歷者，可以承擔見證職責；鄔吉成，負責釣魚臺警衛的老警衛員，很可能是他信得過的安全力量。試想一下，如果周恩來真能在那天與鄔吉成面對面，說出幾句交代，內容大概率也會圍繞安全、警衛，甚至某些具體安排。

從另一個角度看，他落筆的重點始終很聚焦：統一、斗爭、見證、安全。哪一個都離不開“國家大局”四個字。就連葉劍英那句關于“鋼盔團”的講話，也和這種思路暗暗契合——無論是前線的槍火，還是中南海里的權力角力，說到底都是在為一個新中國的前途做保障。

1976年1月8日，這一生在戰火、會場、談判桌與手術臺之間奔波的總理，靜靜地離開了。沒有長篇自傳，也沒有“遺言式”的宏大宣告，只留下幾句零散的囑托和許多細碎卻清晰的細節。對于當時還在一線工作的那些老一輩革命者來說，這些細節的分量，并不比宏大的口號輕。

多年以后，回憶起這些片段的人已經不多。但那些被點名要“做歷史見證”的人，當時聽到那句“江青有野心，要小心”的感覺，大概不會輕松。那不僅是一句提醒，也是周恩來留給他們的一份責任：將來無論風向如何變化，這句話，總要有人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