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身為國民黨第11師32旅旅長的黃維,干了一件這輩子都讓他覺得臉上有光的事兒。
那會兒正是贛州戰(zhàn)役收官的時候。
照黃維自己的話說,他的隊伍那是“快馬加鞭”,一到贛州北門,立馬架起浮橋,趁著黑燈瞎火,領著三個團就摸進了城。
更絕的是,沒過幾天,工兵把地道給打通了,他挑了個半夜三更的時候突然發(fā)難,一下子把紅軍一個師給包了圓,“連帶師長侯忠英在內,一個沒跑掉”。
哪怕過了好些年,黃維聊起這段往事,嘴邊還掛著那句俏皮話:“彭德懷只曉得有個馬昆……”
這話聽著是挺損,可細琢磨起來,黃維還真沒瞎說。
當年身為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連帶著整個蘇區(qū)中央局,在贛州城墻底下栽的這個大跟頭,歸根結底就輸在一件事上:算賬。
這筆賬,從一開始就沒算對。
這就不是一場該打的仗,純粹是被一股子狂熱情緒和死板教條牽著鼻子走,才做出的糊涂決策。
把日歷翻回1932年1月。
那會兒中央蘇區(qū)的日子過得那是紅紅火火。
三次反“圍剿”都贏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掛牌成立了,紅軍的隊伍壯大到了前所未有的七萬之眾。
特別是寧都起義那檔子事兒之后,紅五軍團那一萬七千多號人馬一入伙,大伙兒的腰桿子瞬間就挺直了。
這人一有了底氣,心思也就活泛了。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發(fā)話了:別老在山溝溝里轉圈圈,得去攻打大城市。
手指頭直接戳向了贛州、吉安、南昌、九江。
更有甚者,有人腦洞大開,提議要把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直接搬到贛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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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買賣在上海那幫人眼里,簡直是劃算透頂:紅軍兵強馬壯,贛州守備空虛,只要拿下贛州,不光能把贛江兩岸的蘇區(qū)連成一片,政治上的聲勢也能造得震天響,怎么看都是一本萬利。
蘇區(qū)中央局為此特地攢了個局。
當時大伙兒的主流看法是:南昌那是塊硬骨頭,離得也遠,先放放;但這贛州嘛,可以搞。
理由那是張口就來:守贛州的是雜牌軍,滿打滿算才3000人,再加上周圍縣城那點保安團,根本不夠看。
咱們紅軍七萬大軍,主力紅三軍團更是精銳中的精銳,這仗就是拿人頭去填,也能把城給填平了。
就在大伙兒摩拳擦掌的時候,有個聲音潑了一盆冷水。
毛澤東不答應。
那會兒的毛澤東,處境那是相當尷尬。
兩個月前的贛南會議上,他剛被扣了個“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的位置丟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頭銜也飛了,手里就剩個政府主席的空架子。
可即便這樣,他還是得算一筆“冷靜賬”。
他拉著周恩來分析,這仗打不得。
為啥?
頭一個,地利這筆賬虧得慌。
贛州那地方,三面都是水,城墻修得跟鐵桶似的,是出了名的易守難攻。
紅軍手里既沒重炮也沒飛機,難道拿腦殼去撞城墻?
再一個,兵力這筆賬有貓膩。
贛州是贛南的錢袋子和命根子,敵人肯定得死保。
還有一個,時間這筆賬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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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在那兒啃不下這塊骨頭,拖久了,敵人的援兵順著江水下來,或者是從陸路上包抄,紅軍搞不好就得讓人家給包了餃子。
要是讓他來指揮,要么干脆別碰,非要打,那也得是“圍點打援”,絕不能去硬磕城墻。
但這番透著理性的盤算,在當時那個熱血沸騰的“左”傾大環(huán)境下,直接被貼上了“保守”和“怕死”的標簽。
壓根兒沒人聽他的。
毛澤東也沒轍,干脆請了個病假,躲到瑞金城外的東華山去養(yǎng)清閑了。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拍板下令,攻打贛州。
彭德懷掛帥前敵總指揮,紅三軍團當主力,那是雄糾糾氣昂昂地就開拔了。
彭老總當時那也是信心爆棚。
他在回憶錄里也不避諱:“我說,只要給足時間,蔣介石不來添亂,贛州城那是肯定能撬開的。”
只可惜,戰(zhàn)場上從來就沒有什么“如果”。
剛一交火,紅軍就發(fā)現(xiàn)情報這筆賬算岔劈了,而且岔得離譜。
守贛州的確實不是老蔣的嫡系——是滇軍第12師34旅,旅長叫馬昆。
按常理推斷,蔣介石的親信部隊犯不著為了雜牌軍去拼命,馬昆也沒道理給老蔣當炮灰。
壞就壞在,馬昆這支隊伍壓根不是傳說中的3000老弱殘兵,而是一股擁有8000多人的硬茬子。
再加上馬昆這人,別看是雜牌,骨頭卻硬得很,那是死守城池,一步都不帶退的。
紅軍手里沒那種攻堅的重家伙,只能扛著炸藥包去炸城墻,架著云梯硬沖。
沖一次被壓回來一次,傷亡名單那是蹭蹭往上漲。
這么一僵持,眼瞅著就到了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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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最擔心的“時間賬”成了真。
蔣介石一瞅紅軍在堅城下面動彈不得,樂得大腿都拍腫了。
他壓根不嫌棄馬昆是雜牌,反倒覺得這是把紅軍主力一鍋端的絕好機會。
老蔣出手那是相當闊綽,直接把陳誠的“土木系”起家底子——第18軍給派了出來。
第11師、第14師兩萬精兵強將,帶著飛機大炮,順著贛江就殺過來了。
這下子紅三軍團算是徹底掉坑里了。
前頭是啃不動的鐵烏龜,后頭是裝備精良的救火隊。
也就是黃維開頭顯擺的那一幕:國軍主力大搖大擺進了城,反手就把紅軍給圍了個嚴實。
紅三軍團想撤都撤不下來,眼看著就要全軍覆沒。
局面爛到這個份上,中革軍委總算是想起了還在東華山“養(yǎng)病”的毛澤東。
周恩來派項英冒著大雨連夜上山,請毛澤東出山救場。
這時候,要是換了別人,八成得抱怨一通“早干嘛去了”,或者是趁機講講條件。
毛澤東啥廢話沒有。
他心里明鏡似的,這是紅軍生死攸關的節(jié)骨眼。
個人的那點委屈,跟幾萬紅軍兄弟的性命比起來,這筆賬太好算了。
他冒雨趕回瑞金,路上腦子里就已經把棋局重新擺了一遍。
一到前線指揮部,立馬給出了破局的法子:動用預備隊。
他讓朱德把手里一直沒舍得亮出來的紅五軍團第13軍拉上去,又調紅四軍去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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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生力軍一沖上去,硬生生撕開了一道口子,把陷在包圍圈里的紅三軍團給拽了出來。
見到毛澤東那一刻,朱德激動得直哆嗦:“3軍團撤下來了,總算是有驚無險。”
人是撈出來了,但這仗算是徹底打輸了。
照理說,事實擺在眼前。
贛州這一敗,足以證明毛澤東之前的判斷那是丁點沒錯,臨時中央那套“攻打中心城市”的玩法根本行不通。
要是正常的腦回路,這時候就該好好復盤、認錯,聽聽“明白人”怎么說。
可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邪門,錯誤的慣性往往比咱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1932年3月中旬,在贛縣江口開的那個蘇區(qū)中央局擴大會議上,這種慣性表現(xiàn)得那是淋漓盡致。
毛澤東又提了個建議:既然硬攻不行,蔣介石又要搞第四次“圍剿”了,紅軍不如往贛東北或者閩西那邊發(fā)展。
那邊的敵人軟,咱們可以去那兒籌錢、拉隊伍,攢點家底。
這其實就是個特別務實的“捏軟柿子”策略:打不過硬的,還不能去欺負軟的嗎?
但這會議的結果讓人下巴都驚掉了。
絕大多數(shù)參會的人,包括剛吃過大虧的一線將領,依然舉手支持中央的決定:主力紅軍還得順著贛江往北頂,非要去奪大城市不可。
連彭德懷后來都后悔得直拍大腿。
他說當時自己投了反對票(反對毛澤東),那是帶著“盲目的被動性”,純粹就是為了服從中央的決定。
一個組織一旦陷入了某種“政治正確”的死胡同,常識往往是頭一個被扔掉的東西。
好在,這次會議雖說沒采納毛澤東的大戰(zhàn)略,但好歹留了個“活扣”:毛澤東雖然軍權沒了,不再管紅一軍團的事兒,但允許他頂著政府主席的帽子,跟著中路軍一塊兒走。
這就給了毛澤東一個“現(xiàn)場教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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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上,毛澤東是邊走邊做工作。
他拉著紅一軍團的干部們算賬:往北走那是往國民黨的槍口上撞,硬碰硬得死多少弟兄?
咱們能不能換條道走?
這一回,道理算是講通了。
周恩來最后點了點頭,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不往北去撞南墻了,改道向東,去閩西。
這一改,局面立馬就不一樣了。
1932年4月,紅軍東路軍直插漳州。
漳州好打不?
那是相當好打。
這地方離國民黨的老巢遠,守軍也沒幾個。
這一仗撈到的好處那是驚人的:一口氣把國民黨第49師的主力給吃了,抓了1600多個俘虜。
更要命的是繳獲——各種槍支弄了2140支,炮6門,居然還有2架飛機!
紅軍還在漳州籌了一百多萬銀元,新兵也招了一千多。
這就是“算賬”的藝術。
贛州那會兒,非要把本錢往水里扔,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漳州這回,看準了行情再下注,賺了個盆滿缽滿。
這一賠一賺的對比,那簡直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
按說到了這一步,毛澤東打仗的本事該被大伙兒承認了吧?
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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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看來,毛澤東這就是“刺頭”。
讓你打贛州你不干,讓你去吉安你不去,非要跑到漳州去撒歡。
贏了又咋樣?
這是“游擊習氣”,是“右傾逃跑”。
1932年10月,在寧都開的那場會上,矛盾徹底炸了。
那是一場一邊倒的批斗會。
盡管毛澤東據(jù)理力爭,盡管朱德、王稼祥苦口婆心地勸,希望能把毛澤東留在前線帶兵,但最后的決議那是冰冷又絕情:
撤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讓他回后方專心搞政府工作去。
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時期,第三次,也是最徹底的一次“下課”。
他丟掉的不光是軍權,更是對紅軍命運的把控。
看著毛澤東落寞離去的背影,當時的那些拍板人可能覺得,總算把那個愛唱反調的“絆腳石”給搬開了,紅軍終于可以順順當當?shù)厝ゴ颉罢?guī)戰(zhàn)”了。
可他們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這筆賬的代價,大得嚇人。
就在毛澤東離開前線沒多久,蔣介石籌劃已久的第四次“圍剿”開打了。
雖說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好歹是把這次圍剿給頂回去了,可緊接著的第五次反“圍剿”,因為沒了毛澤東那種靈活機動的打法,紅軍只能在“堡壘對堡壘”的消耗戰(zhàn)里,把最后一滴血都給流干了。
最后是個啥結果,大伙兒心里都清楚:湘江邊上那是血流成河,長征路上那是顛沛流離。
直到遵義會議,全黨全軍才總算是回過味兒來:那個總愛在那兒算“小賬”、總愛潑冷水、總愛捏軟柿子的人,才是真懂怎么打仗的人。
只是為了搞明白這個道理,紅軍交的學費,實在是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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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黃維:《第十八軍進入贛州及其解圍經過》,載《文史資料選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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