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文化的語境里，尊老敬老本是刻在骨子里的傳統，而作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如今卻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 “恨老” 狂潮。

從網絡上的惡意謾罵到現實中的暴力傷害，從普通民眾的冷漠排斥到學者的極端言論，老年群體儼然成了日本社會矛盾的 “替罪羊”，這場席卷整個島國的戾氣，不僅撕碎了社會溫情的面紗，更暴露了其深層的社會結構危機。

極端言論出圈，年輕群體集體附和

2021 年 12 月，耶魯大學助理教授、日本經濟學家成田悠輔在電視節目中的一番言論，將日本社會的 “恨老” 情緒推到了臺前。

這位擁有麻省理工博士學歷的學者公然提出，解決日本老齡化問題的最終辦法，是讓老年人集體切腹，甚至直言未來或許需要 “強制實施安樂死”。

這番突破人倫底線的言論，非但沒有遭到輿論的口誅筆伐，反而讓成田悠輔在日本社交媒體上一夜爆紅，吸引了近五十萬年輕粉絲關注，被不少年輕人奉為 “敢講真話的人”。

成田悠輔的言論并非孤例，而是日本網絡中 “恨老” 情緒的集中爆發。

在日本社交平臺上，專屬侮辱老年人的詞匯 “老害” 成為高頻用語，2025 年的相關輿情數據顯示，超十萬條涉老評論中，近兩成內容明確支持 “老年人消失”。

年輕網民的抱怨高度一致，認為老年人霸占職場崗位、占用醫療資源、消耗巨額養老金，讓本就壓力重重的年輕一代看不到發展希望。

東京大學的社會學者曾公開批評，這類言論是 “對弱勢群體赤裸裸的仇恨”，但批評的聲音很快被年輕群體的附和與追捧淹沒，極端化的輿論氛圍，讓代際對立愈發尖銳。

現實暴力頻發，老人成無辜受害者

網絡上的惡意最終演變成了現實中的傷害，日本各地接連發生針對老年人的惡性案件，施暴理由的荒唐程度，讓人不寒而栗。

2020 年 11 月，東京澀谷的公交車站，64 歲的流浪老人大林三佐子被一名 46 歲的富二代吉田和人用石頭砸死，原因僅僅是嫌老人睡在長椅上 “礙眼”，想簡單 “教訓教訓”。

這位曾是舞臺演員的老人，因疫情失去工作流落街頭，離世時錢包里只剩 8 日元，折合人民幣不足四毛錢，身邊僅有一個舊行李箱和一部欠費關機的手機。

更早之前的 2016 年 7 月，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殘障人士療養機構 “津久井山百合園” 發生慘案，26 歲的植松圣持刀闖入，造成 19 人死亡、26 人受傷，這是日本戰后單人作案死亡人數最多的案件。

植松圣自首后毫無悔意，聲稱殺人是為了 “排除社會的不幸”，甚至原本計劃殺害更多人，2020 年 3 月其被法院判處死刑。

同樣在 2020 年，橫濱市大口病院的護士久保木愛弓，為了避免值班時處理老人離世的麻煩，竟向住院老人的點滴袋中注入消毒液，短短兩個多月，該樓層 48 名患者接連死亡，其供述自己直接動手的對象約 20 人，還稱 “混入次數多了，感覺就麻木了”，2024 年法院對其作出無期徒刑的終審判決。

這些案件并非個例，日本內閣府 2022 年的數據顯示，當年全國通報的老年人虐待事件達 36378 起，近一半施暴者是老人家屬，其中兒子成為最主要的加害群體。

養老院、街頭、醫院，本該是老人獲得關懷的場所，卻成了充滿危險的地方，長壽在日本，漸漸從一種福氣變成了一種 “原罪”。

經濟根基動搖，代際矛盾持續激化

日本社會的 “恨老” 情緒，并非憑空產生，其根源深埋在持續三十年的經濟低迷與失衡的人口結構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的黃金時期，那一代老年人抓住機遇積累了大量財富，在東京、大阪等核心城市購置房產，不少人僅憑資產利息就能過上優渥的生活。

但 1991 年泡沫破裂后，日本經濟陷入 “失去的三十年”，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物價卻持續上漲，如今的日本年輕人，辛辛苦苦干一個月，收入甚至不如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生存壓力與日俱增。

2026 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達 29.4%，每三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老人，老齡化程度穩居全球第一，而 2026 年日本 “新成人”（18 歲）人口僅 109 萬人，較上世紀 70 年代嬰兒潮時期的 240 多萬人腰斬還多。

人口結構的嚴重失衡，讓日本的社保體系不堪重負，公共養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超 10%，財政入不敷出，只能不斷提高年輕勞動人口的繳稅比例。

年輕人一邊承受著薪資低、就業難、加班常態化的困境，一邊還要承擔巨額的養老開支，將生活的壓力歸咎于老年群體，也就成了部分年輕人的選擇。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讓代際矛盾雪上加霜。2026 財年日本政府預算規模達 122.3 萬億日元，三分之一用于社會保障，四分之一用于償還國債，龐大的財政支出卻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民生改善。

日元貶值帶來的輸入型通脹，讓依靠固定養老金生活的老人購買力持續縮水，也讓年輕人的日常開支壓力劇增，社會資源的分配失衡，讓代際之間的信任被一點點蠶食。

社會聯結斷裂，無緣狀態加劇對立

除了經濟層面的矛盾，日本特有的 “無緣社會” 現象，更是讓 “恨老” 的戾氣難以消散。

早在 2010 年，NHK 就通過紀錄片揭示了這一現象：大量日本人切斷了與家人、朋友、社會的所有聯結，成為孤立的 “無緣人”，而老年群體是其中處境最慘的群體。

日本警察廳 2025 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該國超 4 萬人獨自死在家中，其中被認定為 “孤獨死” 的超 1.1 萬人，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有近 2800 人的遺體在一個月后才被發現，甚至 102 具遺體放置一年以上才有人處理。

這些孤獨離世的老人中，每年有超三萬人死后無人收尸，只能由地方政府出面火化，埋進沒有姓名、只有編號的無名公墓，這些公墓常年雜草叢生，成為被社會遺忘的角落。

為了活下去，部分老人甚至選擇故意犯罪：去便利店偷東西、拿刀嚇唬路人，只為了自首后進入監獄，因為監獄里有飯吃、有地方住，養老金還能照常領取。

2013 年的日本紀錄片《老人漂流社會》中，就曾提到 “監獄是流浪老人最后的養老院”，這一荒誕的現實，卻成了日本老年群體的真實寫照。而老人的這類行為，又加深了年輕人的厭惡，認為其 “浪費社會資源”，恨意如同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還有一群 25 到 50 歲的 “無緣人”，他們沒結婚、沒孩子、沒朋友，做事不計后果，成為襲擊老人的主力，專挑無兒無女、無社交圈的老人下手，因為這些老人即便消失，也很少有人注意。

社會聯結的徹底斷裂，讓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消失殆盡，也讓暴力與仇恨有了滋生的土壤。

政策應對失當，結構性問題難解

面對老齡化與 “恨老” 的雙重危機，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有些背道而馳。

為了彌補勞動力缺口，日本政府試圖延長退休年齡、建立 “銀發人才中心”，2026 年數據顯示其 6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已達 961 萬人，但這一舉措卻被年輕人解讀為 “老人霸占崗位”，進一步激化了代際矛盾。

而在需要引入外部勞動力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卻在 2025 年 10 月收緊了移民政策，將 “經營?管理簽證” 的資本金要求大幅提高，甚至推出 “舉報非法務工外國人” 的獎勵制度，導致建筑、餐飲、物流等行業用工荒加劇，近 70% 的建筑公司缺正式工，依賴外勞的店鋪批量倒閉。

日本的養老體系同樣存在巨大漏洞，醫療資源緊張、養老機構床位不足、護理人員短缺等問題長期存在，社會兜底能力的缺失，讓老年群體的生活缺乏保障，也讓年輕群體對養老體系失去信心。

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歷史學者 Alexis Dudden 曾直言，日本真正該做的，是完善養老體系、給女性更多就業機會、更開放地接納移民，而不是將社會矛盾轉嫁給無辜的老年群體。

從網絡上的極端言論到現實中的暴力案件，從經濟的持續低迷到社會聯結的徹底斷裂，日本的 “恨老” 狂潮，從來都不是單一的代際問題，而是經濟結構、人口政策、社會福利等多重結構性問題疊加的結果。

當一個社會將發展的壓力轉化為對弱勢群體的仇恨，將功利計算取代人倫溫情，最終受傷的，會是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畢竟，誰都會老去，今天被嫌棄的老人，或許就是明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