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的寒風(fēng)直鉆衣領(lǐng)，剛從河南老家返京的楊銀祿拎著一個洗得發(fā)白的舊帆布包，站在釣魚臺十一號樓門口猶豫了片刻才按下門鈴。三天前，他還跪在父親靈前，如今卻要重新面對那位情緒陰晴難測的女主人——江青。

時間倒回到1967年10月3日。那天午后，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把他叫到辦公室，語速不緊不慢：“組織研究決定，你去江青同志身邊做機要秘書。”楊銀祿只是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警衛(wèi)員，聞言直冒冷汗，他下意識說自己怕干不好。汪東興笑了笑，沒有討論余地：“毛主席同意了，就這么定。”

第一次踏進釣魚臺，老秘書閻長貴遞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幾句規(guī)矩。最醒目的兩條是“說話要輕”“先學(xué)會躲”。閻長貴壓低聲音補充：“她怕見生人，別去撞槍口。”楊銀祿點頭如搗蒜，從那天起，除了去食堂，他幾乎不離那間狹小辦公室。

三個月后，江青在樓梯口第一次看見他，“你就是小楊？”短短六個字，說完便揮手示意離開。楊銀祿回到桌前，脊背已經(jīng)濕透，卻暗暗松了口氣：至少沒出差錯。

日子剛走上正軌，1968年盛夏，一封“父病危速回”的電報打破平靜。閻長貴立即向汪東興電話請示，得到準(zhǔn)假。汪東興認為，新人尚未真正進入江青視線，走一趟不會出岔子。于是，楊銀祿坐夜車趕回河南南陽老家，為父親操持喪事。守靈三夜，他累得高燒不退，只得多歇兩日。

第四天，中央警衛(wèi)團干部毛尚元風(fēng)塵仆仆趕到：“汪主任讓我接你回京，崗位不能久缺。”原來，王力、關(guān)鋒問題爆出，江青疑心加重，要求“所有貼身人員立刻歸隊”。

回到釣魚臺第一晚，江青就突然發(fā)問：“你跑去干嘛了？”楊銀祿按實回答。江青冷笑：“你父親去世？假的吧，是誰在背后搞鬼？”“毛尚元去過我家，可以核實。”話音剛落，對方臉色陡變：“新來的就敢頂嘴？滾出去！”

楊銀祿委屈，又不敢硬懟，只能撥通汪東興專線：“汪主任，我堅持不下去了。”半小時后，汪東興出現(xiàn)，向他遞了個眼色，再敲江青房門。屋里斷續(xù)傳來交談聲，一小時后門開，汪東興淡淡一句：“再干一段，看她態(tài)度。”

緊繃的弦始終沒有松。1968年底，江青隨中央代表團赴廣州。那天濕度高、悶熱，江青要求室溫保持26度。工作人員怕她受涼，將空調(diào)定在26.5度，提前半小時關(guān)閉。江青回來第一句話就是“太冷”。隨后翻溫度計，沒吭聲。五分鐘后，她臉色沉沉地叫楊銀祿進去：“室溫多少？”“26.5度。”“誰讓你提前停冷風(fēng)？”他剛解釋完，就被命令召集所有人檢查，結(jié)論卻成了“溫度計是假的”。眾人面面相覷，不敢多言。

不過江青并非時刻緊繃。1969年10月，京城進入戰(zhàn)備疏散階段，會議驟減，她偶爾與秘書們聊天。一次談及楊銀祿與妻子長期分居，她竟表現(xiàn)出難得的“善意”：“把你愛人調(diào)來，北京照應(yīng)。”隨后指示汪東興辦理。1971年1月23日，楊銀祿妻子抵京，夫妻團聚。江青問起此事，表情平淡：“在一個院里方便。”一句話結(jié)束寒暄，并未多談。

外人以為關(guān)系緩和，其實暗流依舊。1974年下半年，江青情緒再度飄忽，批改文件時突然指名道姓：“楊銀祿思想頑固，保守勢力的代理人。”帽子說扣就扣。楊銀祿被趕去“學(xué)習(xí)班”，標(biāo)簽是“現(xiàn)行反革命”。

1975年春，毛主席得知情況，皺眉批示：“帽子太大，摘。”隨后安排楊銀祿等人去江西五七干校。教員在操場點名時，楊銀祿的身份成了“清查對象已改為學(xué)員”。他沒有任何抱怨，只默默拿起鋤頭。

多年后，有研究者問他對江青的看法。他只說了一句：“變幻難測，像霧。”當(dāng)年那張寫著“說話要輕”的紙條，他一直挾在筆記本里，再沒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