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周養浩被關白公館，心里涼了半截：這兒原來是葉挺的牢房

1950年春天，嘉陵江邊的風還帶著寒意。押送戰犯的汽車緩緩駛進重慶郊外的一個院落，鐵門“哐當”一聲合上，幾只烏鴉從屋檐上驚飛而起。周養浩被推搡著走進狹窄陰暗的牢房，抬頭一看墻上的字跡，又聽押解他的干部淡淡說了一句：“這里，葉挺同志以前關過，你好好想想吧。”那一刻，他只覺得后背發涼，仿佛一下子從舊世界掉進了另一個世界。

這座院子，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白公館。曾經，這里是他下屬執行抓捕、拷打、處決任務的地方；如今，他成了被審問、被管理的人。角色在同一處空間內調轉，這種反差，不得不說帶著一種極重的象征意味。

很多年以后，在離重慶上千公里之外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禮堂里，他又經歷了一次命運轉折。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禮堂里，坐滿了頭發斑白、衣著樸素的老人。廣播里宣讀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有人當場失聲痛哭，有人激動得站起來鼓掌，還有人一遍遍念叨：“真沒想到還能出去。”同在禮堂的黃維，情緒激蕩，后來特意寫信表示感謝。

周養浩卻顯得安靜，甚至有些出奇的冷靜。他聽完文件，只是微微點頭，低頭看了看自己已經布滿青筋的雙手，嘴唇動了動，沒有發出聲音。對身邊熟悉他的人來說，這種反應并不是淡漠，而更像經歷了太多起落后的疲憊。

時間往前推二十多年，他遠遠不是這樣一個沉默的老人。

一九四九年，重慶城里火藥味越來越濃。人民解放軍從西北、華中一路南下，到了十一月，已經逼近山城。街頭傳言四起，官員收拾行李、黃金暗中外運，國民黨政權的尾聲肉眼可見。也是在這一年，周養浩以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的身份，站在了另一條道路上。

他本是浙江江山人，生在民國初年。小時候家境一般，卻算得上讀書人家。青年時代，他在上海讀了法學院，穿西裝、戴金絲邊眼鏡，走在人群里像個教書先生。按常理，以這樣的學歷和出身，走上律師、司法官的路，都算正正當當的選擇。

有意思的是，他偏偏轉了個彎。1933年前后，他加入了復興社的特務系統，后來進入軍統體系，再到戴笠死后并入保密局。他從此不再是法庭里的辯護人，而成了暗處出手的執行者。人們后來給他起了個綽號——“書生殺手”，表面溫文爾雅，骨子里卻干的是刀口上的勾當。

別看他平時說話不緊不慢，在重慶特務圈子里，周養浩卻是個重要角色。戴笠、毛人鳳這幾位特務系統的頂頭上司，他都打過交道。在西南一帶，情報工作、清查行動、監獄管理，各個環節他都插得上手。軍統內部曾風傳“云南三劍客”，說的是沈醉、徐遠舉和周養浩三個人。他們一個擅長組織潛伏，一個熟悉地方勢力，一個做事老辣狠決，算是特務系統里頗有分量的一組。

一九四九年秋天，西南形勢趨緊，國民黨對重慶、成都一帶的“內患”越來越焦慮。所謂“內患”，在他們眼里，就是中共地下黨人、共產黨嫌疑分子以及各類民主人士。

不得不說，重慶的那幾所監獄，在這時候成了關鍵地點。渣滓洞、白公館，這兩處地方，在很多人記憶中幾乎就是暗牢、刑房的代名詞。在國民黨特務的計劃里，那里原本是用來拖延時間、威懾對手的工具。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這個工具開始被用到最極端的一步——滅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重慶郊外的松林坡附近，槍聲不斷，黑夜中偶爾閃出的火光照亮了山坡上的一片片陰影。被押到這里的人，大多是從渣滓洞、白公館、歌樂山一帶押來的犯人。他們之中，有中共地下黨員，有已被逮捕的學生、工人，也有被扣上“嫌疑”帽子的民主人士。后來各方統計數字略有出入，但從九月到十一月間，被殺害者至少達數百人，這一點基本沒有疑義。

周養浩在這場屠殺中的角色，并不是簡單的傳話者。他當時是保密局西南特區的副區長，掌管具體行動部署。解放軍日夜逼近，蔣介石和毛人鳳下達的意思十分明確：能帶走的帶走，不能帶走的，決不能落在對方手里。這樣的“指示”，在執行層面翻譯成四個字——殺人滅口。

在松林坡刑場，有一批所謂“重點對象”，由他親自帶人押送、審查、槍決。當時留下的回憶材料里，有人提到，當天有32人是他親自點名槍決的。那些在他看來“有危險”的人，被歸入這批名單。對外，他說這是“軍事需要”；對部下，他解釋為“防止被敵利用”；對自己，他則用一句“執行上級命令”壓下心中波動。

站在旁觀角度去看，這正是“書生殺手”的典型心態：用法學概念、行政術語把冷冰冰的槍聲包裝成“任務”。

更讓人唏噓的，是他在另一件事上的表現。1949年9月6日，楊虎城一家乘車來到重慶，準備轉往貴州。車剛到重慶，楊虎城就掉進了早已布好的網。負責具體安排和誘騙的，正是周養浩。他出面接待，笑臉相迎，口口聲聲說“先在重慶休息幾天”。楊虎城自然不知，這次“休息”，就是人生的終點。

被軟禁在戴公祠的楊虎城，在數日之后，被秘密殺害。尸體被悄悄處理，地方官吏被告知“嚴守機密”。多年以后，關于楊虎城遇害經過的材料陸續披露，周養浩的名字也總是被提起。對一個受過法律訓練的人而言，誘騙一個曾經抗日有功的將領就義，多少會在心里留下痕跡，但從他當時的行動看，職業服從壓過了個人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段時間里，他不止一次出入白公館。當時，白公館是西南特務系統的重要關押地點，那里曾經囚禁過葉挺。葉挺在獄中寫下《囚歌》，那首“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早已廣為人知。當年周養浩來此視察，站在監牢外面，看的是“犯人管理情況”。誰又會想到，不到兩年，他自己會被押回這里，從視察者變成囚犯。

一、從重慶到昆明：敗局中的倉皇出逃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槍聲之后，重慶留給國民黨的時間已經不多。解放軍從北面、東面迅速壓來，城內不少要員開始籌劃撤離。周養浩的選擇，是沿著“特務系統”慣常的逃亡路線向西南退。

他先從重慶撤到成都。在那里，西南軍政機關一片慌亂，飛機場成了最緊俏的地方。有人排隊買機票，有人托熟人“安排座位”，更多人則在盤算要帶走多少箱子。周養浩明白，留在成都只是暫避，真正的轉機要到昆明去找。

理由很簡單：昆明有沈醉，有徐遠舉。他們三人原本構成了軍統在西南、特別是云南地區的核心，情報管道、潛伏力量、人脈資源，大多集中在這一圈子里。按他的設想，到了昆明，幾個人會和，找機會搭民航飛臺灣，或者再想其他辦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來到了昆明。表面上，這時的昆明城還維持著“國統區”的牌子，街上旗幟、機關牌匾都沒有變。但暗地里，各方勢力已經開始活動。云南省主席盧漢在這個時候作出的選擇，成為關鍵一筆。

十二月初，盧漢決定起義。他宣布脫離南京政府，接受解放軍進駐，支持新政權。這一動作在當時引起的震動不小。對周養浩們來說，原本的“后方基地”一下子變成了危險地帶。軍統在云南布下的潛伏線、隱藏點，在短時間內暴露了不少，沈醉也被扣押看管，逐漸脫離了指揮位置。

周養浩在昆明的幾天，過得極其緊張。他一邊試圖聯絡沈醉、徐遠舉，一邊到處打聽有沒有飛往臺灣的航班。巫家壩機場那幾天人聲嘈雜，軍官、富商、家眷在候機廳里擠成一團，外面是警察和軍隊的巡邏。有人后來回憶，在機場里看見幾個“熟面孔”東躲西藏，神色古怪，八成就是這些特務人員。

為了避人耳目，他沒有公開暴露身份，只是托人打聽名額。每天等消息，卻越來越發現不對勁：沈醉遲遲沒有露面，機場也沒有出現他預想的“安排”。更棘手的是，昆明市內的搜捕行動一天比一天嚴，很多舊識突然失蹤，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風向已經變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選擇躲在巫家壩附近的一處隱蔽地點，希望等到“局勢明朗”。結果恰恰是這段等待，讓他在昆明警方的地毯式搜查中暴露。按照當時的抓捕記錄，警方通過線索掌握了他可能藏匿的范圍，然后一隊人悄悄包圍，當場將他抓獲。沒過多久，徐遠舉也落網，“三劍客”在云南的故事到此畫上句號。

從重慶到昆明這一路，周養浩經歷的是從掌控局面的“行家里手”，到被動逃亡的“漏網之魚”。這種心理落差，在之后的審訊和關押中，時不時會冒頭：有時是強硬抵抗，有時則是冷笑和自嘲。

二、白公館的反轉：從視察者到囚徒

被捕之后，周養浩先在云南接受了初步審訊。新接管政權的軍管會，對這樣一位保密局高層并不陌生，案卷上已有不少他參與策劃和執行的行動記錄。工作人員反復做他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交代“全部問題”，包括重慶屠殺和楊虎城遇害的細節。

開始階段，他抱著慣常的特務思維，不承認、不多說，或者反復強調“只是執行命令”。在幾次談話中，一位負責審訊的干部曾對他說：“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開槍的人算誰的責任？你們當年抓人的時候，可不講這個。”這樣的問話，對他并不陌生，但放在如今的語境里，效果完全不同。

在云南關押幾個月后，1950年5月，他被押解到重慶戰犯管理所。這處管理所設在原白公館舊址，外表看上去仍是那幾棟略顯破舊的樓房，只是大門上的牌子換了，新政權的管理辦法也完全不同。

走進院子的時候，他不可能沒有舊日記憶。那些走廊、那些房門，許多地方他曾經走過；那種帶著霉味和血腥味的空氣，他也再熟悉不過。只不過，這一次，他不是站在院子里呵斥看守，不是拿著名單點名“提人”，而是雙手被銬，由他人押著往牢房里走。

當聽到“這間以前是葉挺同志關押的地方”時，他臉上閃過一絲本能的僵硬。葉挺的名字，對軍統高層而言，既熟悉又敏感。這位在新四軍事件后被扣押的將領，當年被軟禁在此，一度被國民黨用作政治籌碼。葉挺在這里堅持抗爭，后來寫下《囚歌》，用寥寥數語戳破了看守者的面具。那首詩曾悄悄在監獄里流傳，對不少在押者是巨大鼓舞，對特務系統卻是一根刺。

如今，讓一位曾參與迫害的人住進這間牢房，本身就是一個意義很重的安排。這并不是對他施加肉體折磨，而是一種讓人難以回避的對照：當年你代表哪一方，如今又由哪一方掌握你的命運。

起初一段時間里，他仍然試圖維持“軍統老資格”的架子。面對工作人員的談話，他要么沉默，要么強調“我不過是下級”。有一次，談話進行到重慶屠殺問題時，他突然提高聲音：“那是戰爭，非常時期，你們也打仗，應該懂的！”負責審訊的人并沒有和他爭吵，而是把幾份遇難人士名單攤在桌上，讓他一個個看。

這些名單上，有他曾經批示過的名字，有他親自下令“秘密處置”的對象。年紀、職業、家庭情況一一寫得清清楚楚。有學生，有教員，有工廠職員，也有普通市民。看到這些時，他沉默了很久，只是把紙輕輕放在桌上，說了一句：“名字我記不住了。”

在戰犯管理所里，他和沈醉被分在不同房間，但在各種集體活動或交叉管理中難免會碰頭。兩人關系并不算和睦。有一次，在討論會上，有戰犯談起“割尾巴”的說法——意思是改造自己，把舊思想、舊作風“割掉”。周養浩在臺下突然臉色一沉，回到房間后，竟氣急之下掄起板凳朝沈醉砸去，一邊喊：“誰給我割尾巴？”說到底，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反彈：曾經指揮他人的人，突然被要求“改造自己”，自尊心和舊習慣都很難一下子適應。

沈醉后來在回憶中提過這件事。他自己因為較早選擇了配合和交代，在獄中態度相對平和，對改造也表示接受。兩人這一沖突，某種意義上正好反映了戰犯群體內部的分化：有的人迅速調整姿態，更多人則在痛苦搖擺。

隨著時間推移，周養浩在云南、重慶兩地的交代材料逐漸完整。他不得不詳細描述自己參與的重大案件，包括“11.27”大屠殺、楊虎城案等。對辦案人員來說，這些口供一方面是追查事實真相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也是他態度變化的標志。

1964年，他被轉押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那時距離重慶解放已經過去十五年，很多戰犯的家庭情況、身體狀況都發生了變化，管理所內的生活也趨于制度化。集體學習、勞動、寫檢查、聽講座，這些成為他們每日的主要內容。周養浩的言談慢慢少了鋒利，多了停頓。有人注意到，他在談起過去時不再用“任務”、“命令”來一概概括，而是偶爾會說一句“那時候想得太簡單”。

三、特赦、出境與“書生殺手”的暮年

時間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戰犯管理所里的老人們普遍已經上了年紀。有的身體每況愈下，有的開始思念分散在各地、甚至身在海外的子女。對于他們的去留，新政權并非沒有考慮。解決這批人的出路，不光是法律問題，更牽動社會情緒、國際觀感，牽涉面很廣。

一九七五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特赦決定，實際上是在多重考量下做出的。新中國成立已經超過二十五年，大的反革命集團早已被打散，戰犯經過長期關押和改造，政治威脅大大減弱。繼續無限期羈押，不僅占用大量管理資源，也不利于社會心理的平復。在這種條件下，實施一次范圍較大的特赦，就顯得順理成章。

撫順戰犯管理所禮堂里的那場大會上，宣讀文件時提到一個重要條款：獲特赦者如有愿意回臺灣與家人團聚者，可以申請，由有關方面給予必要的協助和路費；如欲赴其他境外地區解決生活問題，也可提出，由國家幫助辦理。

對不少戰犯來說，這條規定讓他們看到重新與家人、特別是身在臺灣的親屬團聚的希望。有些人當場就表示，希望回到自己曾經服務的那一邊，也有的人考慮后選擇留在大陸生活。各人的打算不一樣，背后是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心理狀態。

周養浩的情況稍微特殊。因為他的小女兒早年已經去了美國，戰前戰后的生活軌跡和大多數戰犯家屬不太一樣。在聽到可以出境安置的決定后，他經過一段時間思量，最終選擇赴美與女兒團聚。這一選擇既有感情因素，也有現實考慮：在陌生的社會重新開始，多少可以避開過去熟人圈子里的種種眼光。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政策雖然允許申請回臺灣，但真正得到臺灣方面批準的并不多。臺灣當局對這批曾經的軍政、特務系統成員態度復雜，既擔心他們“被改造過”，又怕他們帶去不利信息，因此審批相當謹慎。很多人遞交了申請，最終卻沒有下文，只好轉而選擇香港、美國等地作為新的落腳點。

周養浩走的，就是經香港再赴美國這條路。對他來說，這又是一場跨度極大的遷移。從江南小城到十里洋場的上海法學院，從軍統機關到西南山城，從白公館到撫順、北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國，人生路線幾乎把20世紀中國的大部分劇烈變遷都踩了一遍。

到了美國之后，他的生活逐漸淡出公眾視線，不再像以前那樣出現在各種案卷和統計表里。但有一件事，倒是讓他的名字再次被提起。

有一位同樣曾在戰犯管理所服刑的段克文，到了美國后出版了一本《戰犯自述》的書，書中聲稱在押期間曾遭受酷刑、虐待，把監內生活描寫得極其慘烈。這樣的說法，很快引發爭議。一些已獲特赦、在國內生活的原戰犯，紛紛表示無法認同。周養浩也在其中。

他對外公開表態，否認書中所說的酷刑情節，認為那樣的描述不符合他自己以及多數人親身經歷。他在表態中還提到，在押期間自己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病了有人看，家書也能往來，特別是對年老、體弱者管理所還是有所照顧。他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能活著走出牢房，與當時的政策密不可分，對此心存感激。

當然，這樣的表態究竟有多少出于內心體會，有多少是基于生存考量，外人很難完全判斷。可以肯定的是，在戰犯這個群體內部，對“改造經歷”的敘述和評價，并非鐵板一塊。有的人更強調苦難，有的人更強調“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有人選擇閉口不提。但不管怎樣，周養浩給出的公開版本，至少說明他并不愿被當作“酷刑幸存者”的符號，而更愿意站在另一個敘事方向。

從一個“書生殺手”的角度看，他晚年的這一姿態，多少帶著某種自我辯護的意味：既為自己過去的行為找一個“已做出補償”的解釋，也為戰犯管理所的改造政策留下一句“公道話”。在美國的余生，他遠離了當年重慶、昆明的硝煙，也遠離了白公館那幾間陰暗的牢房，只剩下一段段零散的回憶，偶爾在移民圈的談話里被提起。

四、幾個不太好回避的問題

圍繞周養浩這一生，擺在讀者面前的，絕不僅僅是一個“惡人有惡報”或者“浪子回頭”的簡單故事。這里面至少有三層問題，繞不過去。

其一，特赦本身的含義。1975年的那次特赦，看起來像是“放人”，更深層卻是一種政治安排。長時間關押大批戰犯，對國家來說是一種負擔；而在戰爭、土改、鎮反這些關鍵階段結束之后，社會主要矛盾逐漸轉向經濟建設與秩序重建，繼續強調“敵我界線”反而不利于整體穩定。適時特赦，既釋放了政策的寬和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舊日仇恨，推動社會向前走。當然，寬容并不等于遺忘，檔案還在，史料還在，受害者家屬也還在，只是處理方式從“繼續追責”轉向“讓歷史留下記錄，讓現實向前推進”。

其二，“書生殺手”的問題。周養浩受過法律教育，熟悉程序和規則，卻在政治機器的運轉中選擇靠向暴力一邊，這一點值得深思。事實證明，知識和職業技能本身并不天然帶來道德約束，有時反而為暴行提供技術支持。像重慶“11.27”大屠殺那樣的行動，如果沒有熟悉檔案、善于“整理名單”的人，恐怕也很難以如此“有條不紊”的方式進行。對讀書人來說，真正難的是在制度壓力和個人安逸之間保持底線，不被“執行命令”這樣的理由沖昏頭腦。

其三，白公館這類地點的象征力量。對很多參觀者而言，白公館和渣滓洞已經成為“苦難記憶”的標志空間。墻上的鐵窗、地上的腳鐐、葉挺的《囚歌》，每一處都在提示曾經的黑暗。把一個曾經的加害者關進他熟悉的“工具場所”，讓他在同一處空間里經歷角色翻轉，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它說明，權力的方向是會變的，今天站在樓上的人，明天可能就會被關到樓下。這樣的空間記憶，對后來者未必沒有警示作用。

歸結到個體命運上，周養浩從江南書生，到軍統高官，到白公館囚徒，再到撫順特赦人員，最終漂泊海外，人生軌跡極其曲折。他所參與的暴行，已經清楚地寫進史冊；他后來在戰犯管理所經歷的改造，以及獲特赦后的人生選擇，也同樣是這一段歷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對于關心近現代史的讀者來說，把這兩部分同時放在眼前，或許比單純強調某一面，更有助于理解那段復雜年代里的權力、責任與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