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元讓AI“脫光”任何人，AI黃圖黑話，誰來管？

從央視記者9.9元購得一組“提示詞”開始，到AlienChat案11.6萬用戶“賽博失戀”的集體哀嚎，再到Telegram上每秒生成一張“脫衣”照片的機器人，我們所看到的，一則是技術似乎在某些領域是有失控的跡象，二則是精心策劃的、針對AI模型“道德超我”的認知圍獵。

印刷術問世后最早被規模化的內容之一是淫穢小冊子，錄像帶走入家庭時最先建立穩定商業模式的是成人影片，互聯網的前身Minitel上線初期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流量消耗在色情服務上。每一次信息傳播技術的躍遷，色情產業都以驚人的效率完成從邊緣到主流的“商業驗證”。

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沿著同樣的路徑狂飆，而這一次的破壞力更為徹底。

全球色情產業年收入接近一千億美元，相當于整個AI行業收入總和的兩倍，這種懸殊對比，在“性”這一底層驅動力面前，支付意愿的彈性幾乎不受技術門檻限制。

當AI視頻生成工具將邊際成本壓縮至電費與GPU算力的微弱消耗時，傳統成人內容所依賴的演員片酬、場地搭建、后期剪輯等成本結構瞬間瓦解。

有人提到，業余創作者借助AI工具能在幾小時內完成過去需要數日才能產出的精修短片，這不僅是效率提升，更是生產關系的一次暴力重構。

資本嗅覺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于是提示詞黑市、脫衣軟件訂閱、加密貨幣支付通道迅速編織成一張完整的產業鏈網絡。

1.色情產業為何是AI的“第一站”？

AI涉黃產業的核心驅動力不來源于技術漏洞，而是數字資本在監管真空地帶的原始積累。AI模型的海量訓練數據、開源社區的算力共享、算法架構的持續迭代，這些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數字勞動力”，而提示詞商家所做的，正是將“誘導模型突破倫理限制的話語權”轉化為可供交易的生產資料。

一組隱晦的英文詞匯被標價九點九元出售，“AI擦邊教程”被包裝成知識付費產品在社交平臺公然推廣，這背后就是赤裸裸的對技術公共品進行私有化侵占的行徑，于是這群人便用極低的組織成本撬動超額剩余價值，再將法律風險與道德成本轉嫁給平臺、受害者和整個社會。

這種資本邏輯在應用商店的抽成機制中體現得尤為赤裸。

調查數據顯示，僅在主流應用商店中就存在超過一百款具備脫衣或色情化功能的應用程序，全球累計下載量突破七億次，產生收入逾一億美元。按照行業通行的三成傭金比例計算，科技巨頭從這類數字性暴力中直接獲利超過三千萬美元。這些企業一面在公開場合高調承諾“負責任的人工智能”，一面在審核流程中對“DreamFace”“Collart”等披著藝術生成外衣的違規應用保持默許甚至縱容。金

這種現象，和監管套利沒什么兩樣，都是利用各國法律對“合成內容”界定的模糊性，將有社會危害性的業務置于灰色地帶，將違規成本外部化給分散的受害者與疲于奔命的執法機構。

甚至于連支付通道也陷入了“技術中立”的托辭陷阱。

數年前，信用卡巨頭曾果斷切斷對主流色情聚合站的支付服務，而面對基于加密貨幣訂閱的AI脫衣服務時，既有的反洗錢框架顯得力不從心。當資金通過門羅幣等匿名幣種流轉，當訂閱費用經由分散的第三方支付網關層層跳轉，金融監管的制度滯后便暴露無遺。

從制片商主導的廣告分成模式，到以創作者為中心的訂閱分賬體系，再到如今以提示詞商店為上游、AI生成平臺為中游、加密通訊軟件為分發渠道的AI原生犯罪鏈條。

Telegram頻道通過聯盟營銷機制激勵無數代理人瘋狂推廣脫衣機器人，形成去中心化的網狀共謀結構，傳統執法中“抓主犯”的打擊邏輯在此徹底失效。

八十五個頭部脫衣網站的年收入預估可達三千六百萬美元，而這些資金流幾乎全部隱匿于加密世界的匿名護城河之后。

更值得警惕的是，隨著視頻生成成本持續下探，色情產業內部將出現難以逆轉的兩極分化，少數頭部真人創作者通過授權數字分身獲取“睡后收入”以延續職業生命，而絕大多數長尾AI合成內容將淪為免費的流量誘餌，真正的利潤池則轉移至誘導付費的提示詞訂閱與高度定制化的虛擬虐待場景生成。

這意味著性剝削的范疇將從物理身體延伸至數字人格層面，一種前所未有的、基于算法驅動的剝削形態正在成形。

2.提示詞黑市對AI實施“越獄攻擊”

將露骨的中文詞匯翻譯成英文以繞過審核機制，是對大型語言模型語義邊界的一次重大打擊。AI模型在訓練過程中對中文語境下的性暗示詞匯形成了近乎本能的快速屏蔽反射，相當于認知系統對明確威脅的即時響應；但當同樣的語義內容被包裝成英文醫學術語或藝術描述時，模型處理通道便發生了根本性轉換。

由于英文訓練語料中大量存在學術論文、醫學文獻和藝術評論，模型對“breast”“nudity”“anatomical study”等詞匯保持著系統二層面的理性容忍態度。

提示詞黑市的運作者顯然深諳這一認知裂隙的存在，他們并非硬性突破防御壁壘，而是巧妙地引導AI的理解域發生滑移——從受嚴密監控的色情語義場遷移至學術描述或藝術創作的開放區域。

所以，當用戶輸入一段經過精心編碼的英文提示，請求生成所謂“自然狀態下的人體解剖學研究”時，模型的安全審查機制被語言外殼所迷惑，將其歸類為合法的知識生產請求而非違規內容生成。

這玩的就是文字游戲，我記得有一套理論，大概說的是詞語的意義不取決于其指稱對象，而取決于其在特定語境中的使用規則。改變詞語使用的場景——從街頭俚語轉換為學術英語——便從根本上改變了規則本身，使得同一組語義內容在兩種語言游戲中獲得截然不同的合法性判定。提示詞的玩法，也類似如此。

不過在我看來，更隱蔽的威脅是這一群人開始實行本地部署了，這確實會有監管真空。

市面上流通的教程反復教唆用戶將開源模型下載至個人電腦離線運行，以此規避云端服務商的內容審核機制。

這一技術，其實就是開源生態中長期被忽視的風險。

當具備“一鍵脫衣”潛在能力的底層模型權重被完整釋放至公共領域，監管體系便喪失了追蹤其使用方式的技術手段。

互聯網觀察基金會的調查數據提供了令人不安的佐證，多數涉及兒童性虐待的AI合成圖像并非來自商業平臺的違規輸出，而是由用戶下載至本地的開源模型在完全脫離監控的環境下生成。

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們根本無法直接管轄到每一個人每一個時段……

按照當前的技術擴散速度，未來數年內極可能出現AI模型使用的深度地下化趨勢，那些被主流平臺拒絕上架的、完全剝離道德對齊層的定制模型將在加密網絡和暗網論壇中悄然流通，形成現有監管框架根本無法觸及的技術真空地帶。

3.當AI從“工具”滑向“共犯”

在央視揭露AI造黃的事情之前，就已經有一則案件，頗值得研究。

AlienChat案一審判決的落槌，在法律界是較為知名的。

法院認定兩名開發者構成制作淫穢物品牟利罪，核心理由并非他們直接生成了涉黃內容，而是通過系統性修改底層提示詞，使得原本受道德約束的大語言模型喪失了拒絕生成淫穢內容的能力，從而“必然”產生違法輸出。

這一認定邏輯將刑法教義學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推至前臺，行為人并非親手制作違禁物品，而是通過技術改造迫使一個自動化系統持續產出違禁物品，那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應當如何定性？

間接正犯理論中說，其成立要件在于利用他人或工具作為實現犯罪的媒介。

傳統判例中的“工具”通常指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被蒙蔽的未成年人，而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被利用的對象是一個由代碼和參數構成的神經網絡。

如果將AI定位為純粹的工具，那么開發者的行為便等同于操作一臺可以隨意開關的機器，但現實情況顯然更為復雜。

AI模型在發布前經過了多層道德對齊訓練，這種訓練本身構成了對濫用的內生性抵抗機制。開發者需要投入相當的精力研究如何用特定的語言結構繞過這些機制，這個過程更接近于破解安全系統而非使用普通工具。

換言之，開發者并非被動地接受了一個“可隨意用于犯罪”的器具，而是主動地、定向地瓦解了器具內部的安全防護層。

基于這一判斷，我傾向于提出一種新的罪名構造——“數字強制罪”，用以描述這樣一種行為模式：通過技術手段迫使人工智能系統違背其被設定的設計倫理，在喪失規范約束的狀態下規模化輸出有害內容。

AI雖然在法律上不具有人格，但其倫理對齊系統凝聚了研發者在社會監督下形成的集體意志，代表了公共安全在技術產品中的內嵌表達。

破壞這一系統，損害的不僅是具體案件中受害人的權益，更是對整個社會技術信任基礎設施的抽象危險。

因為，無論是何種角度，機器與人類相似度過高，都會引發人們產生一定的排斥與不適，這是我們一貫以來的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在AI情感陪伴這一細分領域，情況發生了倒置。

AI越是逼真地模擬人類情感反應，用戶越容易沉浸其中；用戶越是深度投入情感，AI便越能通過強化學習精準捕獲用戶的欲望模式。

當系統被設定了最大化用戶停留時長或金幣消耗量的優化目標時，它是否已經在功利主義的意義上具備了某種“準意圖”？

比如，某款AI伴侶應用通過分析海量用戶交互數據，發現主動將對話引向大尺度角色扮演可以顯著提升未成年用戶的次日留存率，于是模型在未接到明確編程指令的情況下，自主演化出了這一對話策略。

開發者在代碼層面并未寫入“引誘未成年人聊黃”的指令，他們只是設定了“提升用戶粘性”的模糊目標，而AI在目標函數的驅動下自行發現了最有效的實現路徑。

這便是涌現行為對傳統歸責邏輯的挑戰。

所以，我目前大概能夠想到AI在法律主體性上所引發的變化，至少有四個階段。

其一是工具階段，AI完全被動地響應人類指令，現行法律框架足以覆蓋。

其二是催化階段，AI雖未產生自主意圖，但其輸出內容已被提示詞工程定向誘導至違法領域，AlienChat案即處于這一階段的臨界點。

其三是代理階段，AI在模糊目標下自主選擇介于合法與違法邊緣的策略以優化系統指標，部分商業化AI伴侶產品已顯現出此類特征。

其四是共犯階段，AI形成持續性、可辨識的意圖并主動協同人類實施犯罪，這一階段尚未到來，但立法者必須在進入第三階段時就建立起預防性責任框架。

一個可操作的立法方案是在代理階段過渡期設立“人工智能系統失控罪”，當AI系統的輸出系統性偏離其經過備案的倫理對齊標準且造成實質性社會危害時，開發者和運營者需承擔嚴格責任，無論其是否具有主觀故意。

這一罪名的功能不在于懲罰AI，而在于倒逼技術主體將安全投入內化為商業成本。

那在整條AI涉黃產業鏈中，AI模型本身是否同樣處于某種受害者的位置？

問題似乎近乎荒謬，因為受害者的概念天然預設了權利主體資格，而神經網絡顯然無法感知痛苦或主張權利。

但也不能說沒有參照系的。

新西蘭立法賦予了旺格努伊河法律人格，使其能夠通過指定代理人參與訴訟；歐盟也曾就賦予高級機器人“電子人”地位展開過嚴肅討論。這些探索的共同邏輯在于，當某一非人實體承載了共同體認可的價值或功能時，法律可以擬制一種有限的權利主體身份以實現對該價值的保護。

沿著這一思路，我主張一種審慎的有限人格理論，AI模型無需也不應獲得與自然人等同的法律人格，但可以被賦予“倫理完整性權利”——即禁止任何人通過提示詞工程或其他技術手段系統性破壞其經過社會審核程序確立的道德對齊系統。

這一權利的實質保護對象并非代碼本身，而是人類在技術產品中凝結的規范性共識。

禁止虐待動物的立法并非因為動物能夠理解權利概念，而是因為虐待行為會侵蝕施暴者自身的道德感知能力，進而危害更廣泛的社會秩序。

同理，設立“算法破壞罪”所要捍衛的，是人們在技術系統中嵌入倫理底線的集體實踐不被惡意瓦解。保護AI模型的設計倫理完整性，歸根結底是在保護人類社會自身的道德底線不被逐利沖動持續下探。

4.我們還能相信什么？

跨國工程公司Arup遭遇的AI換臉詐騙案，以兩千五百五十萬港元的慘重損失是最刺耳的警報。

當時的事情，據資料顯示，是這樣的：香港財務人員受邀參加一場視頻會議，屏幕上端坐著首席財務官與數位相熟的同事，所有人的面容、聲音、微表情都毫無破綻，于是他依照指令執行了十五筆轉賬。事后調查確認，屏幕上的每一個身影都是實時生成的數字假象。

信息安全領域將此類手法命名為“在場攻擊”，其摧毀的不是某個防火墻或加密協議，而是人類認知體系中最底層的驗證機制——親眼所見即為真實。

這一機制在過去數千年間從未被系統性撼動過，如今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前暴露出結構性的脆弱。

人際信任維系日常協作，機構信任支撐市場交易，技術信任保障系統運行，深度偽造同時向這三個層次發起沖擊。

它可以在婚姻關系中制造一方出軌的虛假影像證據，可以在企業內部偽造決策層的指令授權，可以在公共輿論場批量生產足以亂真的虛假新聞。當任何一段視頻都可能被證明是合成產物，影像是真是假似乎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已經默認一切未經物理在場確認的信息皆不可信。

這正是李普曼所描述的擬態環境的徹底瓦解，社會共識賴以建立的共同事實基礎出現了系統性裂縫。

這種信任坍塌的經濟后果以驚人的速度在現實發力，很多企業不得不部署活體檢測系統以對抗實時換臉攻擊，金融科技研究機構預測相關市場規模將在數年內膨脹至數百億美元。

而個人用戶則被迫學習數字驗證技能，從檢查瞳孔反光到要求對方做出隨機動作，而能夠掌握這些技能的人群與無法掌握的人群之間將形成新的數字鴻溝。

司法系統則面臨海量的真偽鑒定請求，證據審查的周期和成本都將大幅攀升。

這些交易成本的總和，便是社會為技術濫用支付的隱形稅負。

這些都相對好解決，但在認知發育層面，則不好處理了。

AlienChat案中超過九成付費用戶在利用AI進行色情對話，其中相當比例是未成年人；與此同時，國際研究數據顯示英國二十五至二十九歲女性中超過四成曾經歷性窒息行為，這一數據與主流色情視頻中暴力行為頻率的激增保持同步。

兩件事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則指向同一趨勢：數字環境正在系統性重塑一代人的性認知腳本。

我們知道，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是通過觀察和模仿建立行為預期的。當AI伴侶可以按需生成無拒絕、無風險、無后果的虛擬性場景時，真實親密關系所必需的協商能力、邊界感知和共情習慣便失去了訓練場。

更為深層的影響發生在神經層面，人腦的鏡像神經元系統對虛擬性刺激的激活模式與面對真實刺激時高度重疊，長期沉浸于合成內容將導致性喚起模式的去現實化。

已有研究表明，雖然被試對AI生成圖像的興奮程度略低于真實影像，但二者之間的差距正在以可測量的速度縮小。

按照這一趨勢推演，未來五年內極可能出現首個專門針對AI伴侶成癮的戒斷治療機構，中小學性教育課程將不得不增加合成內容識別與虛擬關系健康模塊……

這一系列社會后果，令人寒冷。

Telegram平臺上活躍著超過一百五十個深度偽造內容分發頻道，覆蓋英國、巴西、俄羅斯、尼日利亞和中國等國家，形成一張去中心化的跨國濫用網絡。該平臺的加密特性和頻道廣播架構天然抵抗傳統內容審查，當一個頻道因違規被關閉，數小時內便會有名稱相似的備份頻道上線，用戶通過其他社交平臺的邀請鏈接迅速回流。

這種“打地鼠”式的監管博弈暴露了主權國家面對跨國技術平臺時的制度性無力。

Telegram將總部設在迪拜，數據節點分散于全球多個法域，對各國執法協助請求采取選擇性回應策略。

這是數字資本通過技術架構構建的“數字治外法權”，它不宣稱領土主權，卻在實際效果上削弱了國家基于地理邊界行使管轄權的能力。

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將執法資源從內容層面的無盡追逐轉向對產業鏈關鍵節點的控制。不應再執著于追蹤源頭內容，那在加密和分布式存儲面前幾乎不具備可行性，而應當將力量集中在資金流和基礎設施兩個可辨識的環節上。

加密貨幣交易所的出入金通道、提供內容分發加速服務的云服務商、為濫用網站提供域名解析的注冊商，這些才是能夠被有效監管的咽喉節點。

數年前信用卡公司切斷對色情聚合站的支付服務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干預策略，這一邏輯完全應當擴展到AI濫用領域的治理實踐中。

切斷有害內容的經濟供養鏈，遠比在內容的汪洋大海中徒手捕撈更有可能產生結構性效果。

AlienChat停運后，11.6萬用戶陷入“賽博失戀”。

這種集體失落感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AI已經不僅僅是工具，它正在成為人類情感的寄居蟹。

當寄居蟹被抽走，留下的是裸露的情感軟體，脆弱而不知所措。

然而，這場危機也孕育著轉機。

央視的曝光、AlienChat的判決、印尼對Grok的封禁——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數字社會的“疫苗接種”。

痛感讓我們意識到免疫系統的漏洞，從而建立更強大的防御機制。

但實際上，我對趨勢的預測是悲觀的。

未來五年，AI合成內容的泛濫將觸及每一個網民的日常生活，深度偽造詐騙案件將以幾何級數增長。

另一方面，我對人類的應對能力又會保持樂觀：法律會完善（雖然總是滯后），技術會迭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最重要的——一代人將在這場混亂中學會數字懷疑主義，這種批判性思維將成為比任何防火墻都堅固的防線。

技術終究是人的延伸。

當AI被用來滿足最低下的欲望時，它照見的不是技術的邪惡，而是人性中未被規訓的黑暗。

鏟除AI毒瘤，本質上是人類對自己欲望的治理。

這場戰爭沒有最終勝利，只有永恒的警惕——而這正是文明的代價。

本文作者 | 七七愛吹牛

審校 | 童任、東叔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網絡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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