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兒子不想結婚，退休母親花重金“性取向矯正”落入騙子圈套

編者按：和大多數性少數者的父母一樣，李麗（化名）在得知兒子性取向之后陷入焦慮與無助，隨后她開始尋求外部力量，以試圖“改變”兒子。2003 年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就已剔除同性戀相關的疾病表述，醫療主管部門也多次發文，禁止公立醫療機構以 “性取向治療” 名義開展診療。然而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再加上性少數父母的焦慮與困惑，令大量私立機構打著“性取向矯正”為旗號大肆斂財，下面是李麗的親身遭遇。

她要“自救”

所有的開端，始于兒子那句平靜卻暗藏洶涌的坦白。

對70后的李麗而言，“同性戀”這三個字瞬間擊碎了她對未來生活的全部期盼，什么家庭的圓滿、個人的前途，在一夜之間全都化為云煙。

她覺得一切都“有跡可循”，兒子臨近大學畢業時，狀態就有些異樣，她形容不出來那種感覺，只瞧見兒子整日整日陷入迷茫與糾結之中，卻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未來該去往何處。但李麗選擇相信兒子，“他從小到大一向是有主見的，我們也尊重他的想法。”她說。最終，兒子提出了考研，且是報考競爭非常激烈的復旦大學。

第一次復試，兒子以五分之差落榜，之后二戰、三戰都沒有上岸，連續落榜對兒子的打擊是巨大的，他的話變得更少了，仿佛有一堵無形的墻，將他與整個世界隔絕開來。

兒子從小性格文靜，她試想著，“也許就是跟人交流少了，要是能有個伴，多說說話，也許就能好起來。”她當然有理由說服自己，兒子從小人緣就好，和男生女生都處得來，備考研究生這段時間，也有不少朋友托人給他介紹對象。

兒子在讀大學時，母子二人就有過一次交談。李麗對兒子講：“在大學里能談就談一個。”

兒子回答：“媽，我暫時還沒想談戀愛。”

李麗又說：“你要是二十五歲還沒談戀愛，媽就給你介紹一個。”

兒子說：“二十五還太早，暫時不想戀愛。”又說：“如果以后要談也是自己找，絕不要家長操心。”

時間一晃而過。等兒子快二十八歲的時候，李麗終于按捺不住。她開始對兒子發動攻勢：“你也老大不小了，找個人談談戀愛吧，也許性格就開朗了。”那段時間里，她聽到了一些流言，說是朋友的女兒正在和兒子交往。

李麗放心不下，在兒子跟前旁敲側擊，問他是不是在和女生交往。面對母親的詢問，兒子無奈地承認：“媽，人家確實對我很好，但是我們真的沒有談戀愛。”

李麗有些不依不饒，她堅信是兒子太挑剔或太被動：“那你也試試啊，你都沒試過，怎么知道人家不好的？”

兒子的語氣突然變了，帶著一絲決絕，竟然說：“媽媽，我真的不喜歡女孩子。如果我勉強和她在一起，那是害了人家。”

見勸導無用，李麗轉變態度，開始“逼”兒子去和女生交往。“我當時就一廂情愿覺得，或許只要有了伴侶，建立了家庭，那份迷茫和怪異的狀態就能被撫平，當人生步入正軌后，一切都會好起來。”李麗說。

她試圖再次給兒子介紹女朋友。她托遍朋友，用盡了各種的說辭，甚至近乎哀求地勸說：“哪怕你只是天天跟人家交往試試呢？”

在母親的步步緊逼下，兒子終于崩潰了，哭著說：“媽媽，我真的不喜歡女孩子。我是同性戀。”

那是前年十月份的一個夜晚，整整一個晚上，李麗輾轉反側，無法入眠。她不懂，為什么我的兒子會變成這樣？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極度的恐慌和無助中，她翻出了手機，在搜索框里顫抖著打下幾個字：孩子不想結婚怎么辦？兒子說他不喜歡女生怎么辦？

幾個字敲進去，一連串視頻就跳出來。有的是青少年教育專家，要家長加強和重視性教育；有的是兜售親子溝通課程，要父母以身作則建立良好家風。刷了幾條下來，到最后就是“讓家長坦然接受。”

手指接連滑動，直到刷到一條視頻，她被內容所吸引。“老師”談及：“要把握同性戀取向干預的黃金期，青春期的孩子自我在覺醒，如果這時候又有一個同性朋友，給了他從未有過的傾聽、理解、擁抱，只有他懂我，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會覺得被愛，這不是他變成同性戀，這是他在用一段關系彌補童年時期沒有被滿足的情感需求，只要把握正確的時機及時干預，就能讓迷茫中的孩子回到正軌。”

李麗又刷了幾條視頻，之后還是跳出這個“老師”的視頻，對方侃侃而談：“目前有科學家認為，先天同性戀是難以調整的，但如果是因為成長經歷、環境因素引發的同性戀情況，比如長期處于特定的壓力環境，或者受到某些事件的影響，或者當事人因為性取向而感到痛苦不堪，又或者當事人有調整性取向的強烈意愿時，我們是可以通過專業的心理咨詢進行調整的，越早開始調整，效果往往就越好，通過持續深度的心理咨詢，當事人能夠逐步建立起對異性的興趣，就能像大多數人一樣，去享受愉悅的異性體驗。”

進入到賬號的主頁，李麗又點開了一條視頻，“老師”端坐在書架前，身后書架上還擺著各種獎狀和資質證書，一副儀表堂堂的模樣，她確信了“老師”的權威，他說出的連串話語，每個字都戳中了這個母親的軟肋：“孩子的同性傾向能夠調整過來嗎，最近收到不少家長咨詢，詢問孩子表達同性傾向后是否能夠調整過來，性取向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現象，受到基因、環境、個人經歷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當孩子表現出同性傾向時，家長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冷靜和理解，提供心理支持，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認同，尋求專業心理咨詢治療。”

李麗腦子里一個堅定想法，她要“自救”。

在短視頻平臺上搜索“同性戀矯正”，仍能出現大量相關結果

一直在“盡力”

自2003年起，同性戀被移出心理疾病名錄以后，公立醫療機構已不再開展相關診療業務。對于“矯正”孩子的性取向，李麗的老公一直持反對的意見，覺得不靠譜。

她沒聽進去，在面對幾十上百學生時，她就告誡自己要自信，至少在人生的前幾十年里，她沒露怯過，但另一方面，當時李麗感到自己的處境艱難，“孩子這事沒法跟人提，如果沒有其他選擇，（性取向矯正）這就是唯一的希望。”

她在聊天對話框留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很快，一個顯示為西安的電話打了進來。

對方自稱是西安一家心理咨詢機構，專業針對青少年性取向方面的矯正，對于像李麗這樣的父母，他們已經接受過上千例咨詢，擁有很豐富的經驗。

“老師”暗示了咨詢價格不菲，促使李麗下決心的，是對方發來的一段資料，說是在西安成立多久，迄今已經幫助了多少家庭，以此證明自己有多“專業”。對方提供給李麗不少案例，“某某某在我們幫助下，同意交女朋友了；還有個博士生，從國外回來的，之前在外面有一個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一直不肯結婚，后來也都改過來了。”

在對話中簡單詢問了兒子的情況，對方告訴李麗兒子同性戀的情況屬于“早期”。對方信誓旦旦地向李麗保證，只要配合治療，八個月到十個月就能見效，最慢一年就能徹底改變。她心里忍不住犯嘀咕：這真的行嗎？但轉念一想，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呢？好像沒有。只有對方說可以，而且發了那么多“成功案例”，還有別的母親感謝他們的聊天記錄。“死馬當活馬醫吧，我想，只要能救兒子，花點錢算什么？”李麗這樣勸自己。

說罷，對方提出一個為期半年的“療程”并發來合同，開口要價42800元，還叮囑她要對療程“保密”。錢是李麗偷偷轉過去的，她怕老公和兒子知道，她反復確認了幾遍，這筆錢對她而言不是一筆小數目。

繳費之后，所謂的“治療”正式開始了。機構派來一位 “老師” 加了她的微信，“老師”的要求很明確：需要從母親的視角開始，全方位的了解兒子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只有這樣，才能找出影響孩子性取向的病因。”

“老師”每周只在固定的時間聯系李麗一次，她搜腸刮肚地把兒子從小到大的一切都說了一遍，其余時間里，李麗整日心神不寧。她期望“老師”能分析出兒子的“病因”，自己的兒子明明那么優秀，可為什么不和女性交往；但是又不想家人看出什么“異常”，連她自己都覺得那段時間疑神疑鬼的。

她告訴那頭的“老師”，只要不談婚論嫁，她和兒子的關系一直很好，母慈子孝；可一旦觸及婚姻話題，兒子就會翻臉，甚至干脆把她這個老媽晾在一邊，任由她干著急。

對此，“老師”給出了一個方案，說做父母的要嘗試多擁抱兒子，增加肢體接觸，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李麗有些蒙圈，她對這種療法不置可否。“老師”又教她，要學會使用“善意的謊言”，進而拉近雙方距離。

讓自己說謊，李麗覺得辦不到，一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不能這樣干耗下去。“老師”又提出，要和孩子“自愿”接觸。怎么解決，李麗很糾結，機構要求必須讓兒子主動溝通，但她不敢告訴兒子自己找了“矯正”機構，怕刺激到他。她試探性地問兒子：“我們要不要找個心理咨詢聊聊？”兒子一口回絕：“媽媽，我心里沒有問題，不需要。”

她把這一情況反饋給咨詢師，對方表示他們有辦法讓兒子“自愿”接觸。于是，他們又教給李麗一套模棱兩可的話術，讓她去忽悠兒子。她試著照做，告訴兒子說，爸爸有個朋友很厲害的心理專家，想和他聊聊。兒子雖然勉強答應可以接觸，但他心里清楚這沒用，甚至直接跟李麗說：“媽媽，沒用的，我接觸他們也沒用。如果你非要我去，我就去，但別抱希望。”

她把兒子的原話轉告給咨詢師。對方立刻變了口徑，說：“必須要孩子完完全全愿意跟我們溝通，我們才能介入。既然他內心抵觸，那溝通也沒用。”

這讓李麗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們之前承諾有辦法“矯正”性取向；另一方面，現在又把責任推給孩子“意愿不足”。她現在的心理更多的是懷疑，既然說有辦法讓他改變，為什么連讓兒子開口溝通都做不到？之前發的成功案例難道都是假的嗎？

“老師”又提出可以給孩子做“催眠治療”，可現實卻是，他們連兒子的面都沒見到，兒子也根本不認可這些話術，原本承諾的“改變”毫無動靜。被夾在中間，李麗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她擔心兒子看穿了自己的把戲，但又不甘就此放棄。

隨后機構提出給李麗換一位“老師”。她表示不解：“我把兒子從小到大的一切都已搜腸刮肚地告訴了現在的老師，他對我們的情況了如指掌。換個新老師，一切又要從頭說起，他能了解多少？”但對方堅持要換，并承諾會將之前的檔案交接過去。無奈之下，她不得不同意了。

新“老師”上任后，手段變得更加隱蔽且激進。要求李麗提供兒子的微信號、小紅書賬號等社交媒體信息，打算“暗地里”添加兒子，偽裝成普通朋友與他交心，進行“暗訪”。李麗按照要求提供了信息，但過了很久，對方仍反饋說“還沒加上”，一直在“盡力”。

她明白，之前用了各種話術“對付”兒子之后，讓兒子警惕性變得很高，怎么可能輕易通過陌生人的好友申請？

“老師”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讓李麗帶兒子去醫院抽血化驗激素水平，并將體檢單發給他們分析，以便分析“是先天同性戀還是后天同性戀。”

李麗一聽，就覺得做法太荒謬，“兒子長這么大，從未主動去過醫院做全面體檢。如果我現在莫名其妙地非要拉他去醫院查激素，他肯定會起疑心，發現我在背后搞鬼。這不僅行不通，還會徹底破壞母子間的信任。”李麗說，她質問對方：“這有用嗎？檢測結果的依據是什么？”對方含糊其辭，說不出個所以然。

幾個月過去了，錢交了，罪受了，兒子卻連機構的人面都沒見過，更別提什么“矯正”了。

在同性戀不是精神疾病的前提下，這些機構用MCN投流的方式，精準捕捉了家長的無知與焦慮，以“親子溝通”、“青春期教育”為名兜售所謂的“咨詢課程”。

媽媽都愛你

在那段被焦慮與無助填滿的日子里，李麗并沒有停止她的“自救”之路，她仍舊在搜索框里反復輸入著那幾個令她失眠的字眼：“孩子是同性戀怎么辦”。

她看到了好幾個家長現身說法，講述著相似的故事：孩子優秀卻不愿結婚，對異性毫無興趣，甚至帶回了同性伴侶。評論區里，成百上千條留言匯聚成了一個龐大的、隱秘的焦慮群體。家長們在這里互相傾訴，有人嘆息“家門不幸”，有人不斷詢問“哪里能治”，各種情緒交織在一起，讓李麗感到既焦慮又慶幸，原來自己不是一個人。

在這些混亂的信息流中，一些熱心的家長建立了公益群組，李麗猶豫再三，最終還是點了申請加入。群里的世界比她想象的更為復雜。有家長以“過來人”的身份，含淚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們講述著在得知孩子性取向之后，經歷了從最初的震驚崩潰、到中間的逃避否認，再到后來嘗試溝通、最終選擇接納的漫長過程。

然而，更多的聲音卻充斥著不甘與執念。群里也有不少家長像李麗一樣，死死抓著“矯正”這根稻草不放。他們交流著各種令人啼笑皆非卻又透著悲涼的“偏方”：有人去給孩子改了名字，試圖通過“轉運”來改變性取向；有人不遠千里回老家遷祖墳，寄希望于風水玄學；有人四處尋訪老中醫，用苦澀的中藥試圖“調理”孩子的身體；甚至有人給孩子做催眠，試圖在潛意識里“刪除”那段記憶。

有一個母親，為了給女兒“矯正”，專門找了一家堪稱“部級專家”的門診，用五位數的價格給孩子做催眠，并且整個過程旁人不能陪伴，甚至每次“治療”前，助理會用金屬探測儀掃描全身，以此防止帶入電子設備。整個暑假，這個母親就帶著孩子做“治療”，沒有得到任何改變。她問女兒專家在里面通過催眠做了什么，女兒又“記不清了”。

李麗鼓起勇氣，在家長群里將自己這段不堪的遭遇全盤托出，從孩子出柜到怎么找的“老師”，大家在群里得到統一的認識，李麗受騙了，她落入了一個精心布置的套路當中。群里的家長們對李麗表達了同情和理解，有人說：“不能就這樣算了，這是詐騙！”也有人給李麗推薦了一位專門處理此類案件的公益律師趙虎。

此前咨詢無效后，李麗就數次質問收錢的機構：“我錢花了，一點效果沒有，連人都接觸不上，這怎么解決？”

面對李麗的質問，機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對方推卸責任，聲稱：“我們能做的都做了，是你兒子拒不配合，這不能怪我們。”言下之意，服務已經提供，是由于客戶（兒子）的不配合導致失敗，因此概不負責。

李麗要求退款。對方先是說要去找領導申請，拖了一段時間后，回復說領導不同意退款。接著，他們開始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戲。她在網上留言投訴，他們讓她找之前的老師；找老師，老師又讓她找領導；找領導，領導又說歸某個部門管。前后換了三個對接人，每個人都在推諉，沒有人愿意正視問題。

實在無望，李麗決定找律師。她找到了趙虎，身經百戰的他一眼就看穿了機關，他多次幫助有類似遭遇的家長維權，這些機構往往都是一個殼主體，通過短視頻平臺在網上廣撒網，讓部分事理不明的家長簽訂所謂的合同，隨后以“咨詢都做了”為由，把責任又推回，造成“人財兩失”。

在趙虎律師的耐心指導下，李麗開始收集證據，回頭翻看曾經讓她感到羞恥與無奈的記錄，每一筆轉賬、每一條聊天對話，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但李麗此刻已不再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她意識到自己背后站著一群同樣遭遇的人，大家互相支招，讓她看清了這些機構的真面目——它們正是利用家長對性取向的無知和深沉的焦慮，虛構治療效果，一步步套路家長的錢財。

她擔心警方會以“詐騙”名義介入調查存在困難，畢竟雙方簽有白紙黑字的合同。趙虎律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機構其實非常清楚，同性戀并非心理疾病，改變性取向沒有任何科學依據。正因如此，他們極其狡猾，會在看似正規的合同里埋下一個免責的‘小尾巴’，試圖規避法律風險。”

他告訴李麗，雖然合同文本中有免責條款，但機關算盡，這些機構的合同本身就給依法維權留下了窗口。更重要的是，在招徠生意初期發給李麗的微信聊天記錄中，充斥著大量關于“改變性取向”、“矯正治療”的承諾。這些鐵證如山的內容，已經推翻合同中不合理的免責條款。并清晰的揭露機構涉嫌虛構事實并做出虛假承諾從而誘導家長付款。

擺在李麗面前的有兩條路：要么對該機構發起民事訴訟，要么前往機構的注冊地發起仲裁。二者在法律效力上是一致的，都能維護她的合法權利。綜合考慮之后，李麗最終選擇了后者。

2025年7月22日，李麗向西安當地司法機關提交仲裁申請，要求認定合同無效，并退還李麗繳納的款項。這段時間里，隨著和相似家長的交流，她也從最初的焦慮與不安中逐漸走出來。“我不能因為自己的面子或傳統觀念，就去逼迫孩子，讓他活在痛苦和偽裝中。如果他在這方面沒有想法，強行讓他進入婚姻，不僅是對他的殘忍，也是對另一個無辜女孩的欺騙。”李麗說。

她對兒子說：“不管你是什么樣，媽媽都愛你。你畢竟是我們家的一員，只要我們一家人團團圓圓、開開心心地過日子就可以了。”

當她放下執念，真誠地向兒子表達愛意時，家里的空氣都變得輕松了。兒子眼里的戒備消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系回到了從前那種親密無間的狀態。

2025年11月，經過審理，司法機關作出仲裁認定，要求該機構退還李麗一半的錢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