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長期在基層民政救助一線工作的作者，長期接觸流浪乞討人員幫扶、養老安置、精神障礙康復、認知癥老人照護、困難群眾托底保障等工作。

現完成一部現實題材非虛構書稿，暫名《民政基層救助工作人員手記》。

本書以多年一線工作經歷為基礎，通過多個真實案例改寫而成的人物故事，呈現現代城市邊緣群體的生存處境，以及政策托底、人情倫理與制度邊界之間的復雜現實。

第一章 流浪者的骨灰

文 | 高侍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殯儀館給人辦過喪事。我的第一次經歷，是在廣州。

那天，上海正值隆冬，冷風像針一樣扎人。我縮在辦公室里， 正埋頭填寫工單。救助站H打來的電話突然響起，聽筒里傳來的 聲音干澀而急促:“YL 是你們街道的嗎?”

“是我們街道的。”我愣了一下，“上次他從廣州遣送回來， 還是我去接的。又被遣送回來了?”

“人沒了。”對方頓了頓，“在廣州去世了。那邊救助站打電話過來，讓通知家屬處理后事。”

“家屬......不一定找得到。”我聲音有些發僵，“先把那邊經辦人的聯系方式給我，我聯系一下。”

掛了電話，面前的工單像一層冰殼，裹住了心里翻涌的情緒。 認識的人走了，哪怕不是親朋好友，哪怕已經不是第一次，終究是難以習慣的。

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回初見YL的那天，也是個冬天。

他被遣送回來時，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運動衫，袖口磨出了毛邊，領口松松垮垮地敞著。皮膚黝黑，像是常年被烈日暴曬過，一口黃牙參差不齊。身上只背著一個剛買的廉價背包，鼓鼓囊囊的。

那時我剛工作，滿腦子都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理論，總愛和救助對象聊天，聽他們講那些藏在皺紋和破衣裳里的故事。那時我覺得，哪怕幫不上大忙，多聽聽也是種意義。后來才明白，善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政策里得到公平的待遇——我們是渡船，不是普渡眾生的佛陀。

我決定先聽他講，再講政策，勸他振作。五十多歲，有手有腳，吃著低保卻總在外流浪，總歸不是長久之計。

他沒等我開口，先遞來一支煙，是“金上海”。我說不抽，他也沒收回，只是夾在指間，淡淡地說:“我回戶籍地了，吃住 我自己能搞定，不用操心。”又說這次回來是配合低保復審，讓我別擔心，說完就走了。

那時我覺得他有些瀟灑，像風里的一片葉子，落哪兒算哪兒。后來才懂，那不是瀟灑，是心死后的無所謂。

真正了解YL的故事，是后來從他前妻、他以前鄰居還有廣州站的同志那兒聽來的。

他原本是公交車司機，日子平凡卻踏實。有個不算美滿卻安穩的家，他和同時代的男人一樣不太顧家，愛打點小麻將，喝點小酒，會抽點煙。可最讓他上心、肯花錢的，是他的女兒。

YL長相平平，女兒卻生得出奇地漂亮。皮膚像爺爺那樣白凈， 睫毛如外婆那般修長，仿佛挑了家里最好看的零件長，像一朵開在貧瘠土地上的花，驚艷又惹人憐愛。逢人便夸女兒，言語間滿 是驕傲。這孩子自小便是他的心尖尖，是心頭最珍貴的那塊肉— —工薪階層收入微薄，可女兒要學鋼琴，他咬咬牙還是買下了; 自己的衣服破舊也不舍得換，女兒的卻總要嶄新的、體面的......

或許你會疑惑，這些與我要講的故事有何關聯?可這恰恰是故事的起點——YL的女兒并非親生。這個秘密在他女兒11歲時 才被揭開，是夫妻吵架時無意間捅破的窗戶紙，至于當年是非曲直，如今已不重要，離婚成了必然，女兒跟著母親離開。我接手 這項工作的時候，母女倆買了經適房，日子過得有些拮據，卻也安穩如常。

YL是家里的老來子，彼時他的父母已經去世，和家里親戚、朋友也沒有臉皮來往，他守著空蕩蕩的家里，過去四十多年的人生儼然變成了一個讓男人無法忍受的笑話。

那場變故之后，YL的世界像是被抽走了地基，轟然塌陷。據他的老鄰居說，他把自己關在那三十多平米的老房子里，整整三天沒出門。等鄰居聞到酒味撬開門時，屋里一片狼藉——玻璃碎了一地，那是女兒以前練琴用的鏡子；墻上掛著的女兒小時候的照片，玻璃裂成了蛛網，照片上女孩笑得燦爛，眼睛像極了她母親。

他沒哭，也沒鬧，只是坐在廢墟中央，手里攥著半瓶白酒， 眼神空洞得像兩口枯井。鄰居們勸他想開點，說孩子養大了也是親的。他終究什么都沒說。

后來他開始喝酒，從早到晚地喝。酒瓶堆滿了墻角，像一座座小型的墳墓。他不再去開公交車，單位打電話催了幾次，最后發來一紙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YL依舊沒有任何回應。

彼時上海的房子還不是那么值錢，他把將來可能價值百萬的上海三十平米的鴿子籠賣了。買了張去廣州的火車票。

許多人以為他去廣州是因為那里不冷好過冬，但是我總覺得，他之所以一次次地跑去廣州，不是因為那里有多好，而是因為那里離他的“過去”最遠。他想把自己扔進一個陌生的、喧囂的、沒人認識他的地方，讓自己徹底消失。

可他忘了，人可以逃離地方，卻逃不掉自己的影子。那個“父親”的身份，那段被欺騙、被背叛、被撕裂的愛，像影子一樣， 緊緊地纏著他，無論他逃到天涯海角，都如影隨形。

根據廣州站同事的描述，他成了“三和大神”中的一員。白天在勞務市場晃蕩，找些搬磚、扛貨的短工，晚上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或者幾塊錢一晚的通鋪里。他吃著周圍人里最好的盒飯; 大家抽著五塊錢一包的散煙，他抽著金上海。

我后來見過他幾次遣返。每次回來，他都更瘦一些，衣服更破一些，眼神更麻木一些。他從不向我多說什么，只是按流程簽字、然后背起那個廉價的背包，慢慢走出受理中心。有一次，我 看見他在街角蹲著，手里捏著一張的照片。我瞥見的那一眼時想 去勸，卻最終不知道該說些什么。終究還是什么也沒說。

人有時候是很難走出來的。有些傷，不是時間能愈合的，而是像釘子一樣釘進肉里，拔出來是血淋淋的洞，留著是日夜不停的疼。YL把那個“疼”當成了活著的證據。他流浪，酗酒，自毀， 也許是在懲罰那個曾經全心全意去愛、卻被世界狠狠嘲弄的自己。

他不是不想振作，是他不知道，除了那個“父親”的身份，他還能是誰。女兒是他活著的意義，意義崩塌了，人也就空了。

他在廣州的一個雨夜，倒在了天橋下。救助站的人發現他便送去醫院搶救，最終也沒救回來。這下，處理他的后事，成了我最后需要完成的工作。

我想了想，還是撥通了他前妻的電話。電話那頭一開始有些不耐煩，不想提起他。可當我平靜地說出“YL 已經去世了”這句 話時，聽筒那頭陷入了長久的沉默。過了好一會兒，她才開口， 聲音有些飄忽:“我確實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他的喪事， 我估計也沒資格去辦了吧。”

我理解她的為難，沒再多說什么，掛了電話。

我又聯系了他剩下的幾個遠房親戚，電話要么沒人接，要么接通了也是支支吾吾，不愿出面去廣州。該做的錄音我都錄了， 該留的痕跡也都留了，程序上算是走完了。

思來想去，我向領導請示，問我自己去是否合適。Z主任問 我:“家屬那邊確認都沒人去了?”

“都確認過了。”我答。

Z 主任又說:“按理說，這不在我們的職責范圍內，我們可以不去。但你要是想去，我也能批你出差。”

我想了想，說:“我周六去，不耽誤下周工作。”

Z主任嘆了口氣囑咐我:“注意安全”，批了我的申請。 周五下班后，我趕上了飛廣州的最后一班飛機。落地時已是深夜，城市被一層濕熱的霧氣籠罩著，連呼吸都帶著粘膩感。因 為沒提前訂酒店，我在手機上刷遍了附近的住宿，不是滿房就是 價格超標。最后，只能按著差旅標準，在城中村找了家小旅店。 房間窄得轉不開身，墻皮有些發霉，我湊合著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醒得比平時還早。匆匆洗了把臉，便趕往燕 嶺路的殯儀館。路過一家超市時，想起幾年前他給我遞煙的樣子 ——那支“金上海”夾在他粗糙的指間，透著股倔強的灑脫。我 走進超市，買了包玉溪，想著讓他帶走，權當是給他送行了。

到了殯儀館，廣州當地的救助站同志之前就溝通好了，知道上海派了政府工作人員來，隨即熱心地陪著我一起辦手續。有了他們的幫助，很多單子有人幫我填，流程走得順暢了不少。他們沒多問，只是默默分擔著瑣碎的事務，讓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了一點同行的暖意。

辦完手續，他們把 YL 的遺物交給了我。還是那個幾年前我見過的背包，只是更舊了，帆布磨出了毛邊，拉鏈也有些澀。包里除了幾件洗得發白又有些汗臭的舊衣服，身份證和幾張銀行卡，一部手機，充電器，在最里層的小拉鏈袋里，還藏著一張照片——是他女兒小學畢業時的合影。照片有些卷邊，邊角泛黃， 卻被保護得很好。

告別廳里，只有我和幾個工作人員。一切從簡，沒有哀樂， 沒有花圈，只有廣州冬天依然炎熱發粘的空氣，讓人有些喘不過氣。

那一刻我想，YL這一生，或許從沒被世界溫柔以待過。他像一粒塵埃，來過，飄過，最后無聲無息地落進泥土里，連個腳印都沒留下。可他曾經那么用力地愛過一個人啊。那愛，真真切切， 像冬夜里的一把火，燒盡了他自己，卻沒暖過任何人。

火化之后，我領到了他的骨灰，輕得讓人心慌。這時我突然發現早上買的玉溪還在我的口袋里。人啊，總是在匆忙地處理各種雜事的時候，忘記自己想做的事。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在糾結怎么處理他的骨灰。上海民政有 給孤寡老人的平價墓地，1000元一位，可他沒滿60歲，我不確定能不能申請。正當我拿著政策文件反復琢磨時，他前妻的電話打了過來。

她說這幾天她想通了，問事情到哪一步了。我說人已經火化了，骨灰在我這里，可以給她送去。她沉默了下，讓我在一個地鐵站等她。

那天下午，我拎著裝骨灰的藍色袋子，背著裝著他遺物的背 包站在地鐵站的出口。人來人往，腳步匆匆，沒人注意到我手里拎著的，是一個人的一生。她來了，穿著件素色的外套，頭發有些亂，眼睛有些紅。她接過袋子和背包時，手指微微顫抖，但沒抬頭看我一眼。我剛想說點什么，她已經轉身走了——走得很快， 像是在逃離什么。

我沒多說什么，只是向她點了點頭。看著她抱著袋子走進人群，背影有些單薄。我知道，YL的故事，終于畫上了句號。

回到辦公室，我拉開抽屜，看著那包玉溪。它靜靜地躺在那里，像一個未完成的儀式。我拆了那包煙拿了一根，夾在指尖，卻沒點燃。或許，有些告別，不需要煙霧繚繞，只需要心里記得， 有個人，曾用力地活過，也用力地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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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者

高侍，一名長期扎根基層民政救助一線的工作者，曾深入參與流浪乞討人員幫扶、養老安置、精神障礙康復、認知癥老人照護、困難群眾托底保障等民生服務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基層治理與民生保障經驗。

曾作為西部計劃志愿者赴西藏日喀則服務，此后，長期在上海基層民政崗位上從事民政服務工作，逐步成長為街道服務辦的骨干力量。

2025年，主動報名參加援滇工作，來到昆明。愿將多年一線觀察與思考沉淀為文字，讓更多人看見那些容易被遺忘的角落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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