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紅十字會，一份不敢道歉的聲明背后是森然的追責文化

昨天的文章發出后，罵聲很多。

深夜，一位南京本地的急救培訓老師跟我在微信聊了很久，聊到那個講師的胡言亂語，聊到那份蹩腳的聲明。

這位老師告訴我一個細節，讓我沉默了。

他說：“夜鷹老師，其實當時直播現場，不止那個講師一個人。臺下還坐著好幾位應急救護師資。他講出‘AED只能電三次，需要關機重啟才可以再電擊’之類的話的時候，那些老師尷尬得要死！但是沒有人有勇氣上去打斷?！?/p>

這句話像一根針，扎人。

一個離譜的錯誤在臺上大行其道，一群知道正確答案的人，在臺下沉默不語。

我們搞急救的，天天在教別人“現場安全”，教別人“敢于出手”。

結果到了知識傳播的現場，我們自己先不安全了，先不敢出手了。

這病根，不在臺上那個“首席”身上，在臺下的土壤里。

聲明為什么不是道歉？因為道歉就是認錯，錯誤就要有人擔責。

順著這個邏輯，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份“顧左右而言他”的聲明。

它不是蠢，它是一種基于生存本能的精明。

在聲明里談技術，是對事，是探討。而如果致歉，則是對人，是追責。

一旦發的是致歉聲明，接下來的流程可能指向：

*是誰請的這個講師？什么程序？誰批準的？

*是誰審核的課件？有沒有審核記錄？

*分管領導有沒有責任？要不要處理？

南京那位老師說的“沒有勇氣打斷”，和這份“不敢道歉的聲明”，本質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在一個對錯誤零容忍、必須層層追責的環境里，沒有人敢認錯，也沒有人敢糾正錯。

因為認錯的成本太高了。認錯意味著把自己和同事都擺上了問責的案板。

于是，我們看到了那份技術性聲明。

這不是紅會一家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文化在面對錯誤時的集體肌肉記憶。

請聽我說：有權追責的那些人和部門

夜鷹今天寫這篇文章，想對話的，不只是南京紅會。

我更想對話的，是那些站在南京紅會身后、有權力對這次事件定責和追責的人和部門。

我知道，你們的邏輯可能是：出了問題，就要有人負責。

這是管理的基本要求。

但我想請你們換一個角度想一想。

急救科普是一種面向公眾的生命教育。所以，科普必須是嚴謹的。

但嚴謹不等于不能犯錯。

恰恰相反，急救科學本身就是在不斷犯錯、不斷更新中前進的。

*以前我們看見有人倒地先判斷呼吸脈搏，現在無反應無呼吸就直接上手。

*以前心肺復蘇操作是先吹氣兩次，現在從按壓開始且可以考慮在心源性心臟驟停早期只做按壓不吹氣。

*以前面對心臟驟停室顫要先連續電除顫3次再繼續心肺復蘇，現在是每兩分鐘電除顫1次。

錯誤，是前進的臺階。

如果你們的管理邏輯，讓每一個錯誤都必須對應一個被追責的人，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所有人都會把精力花在“如何不犯錯”上，而不是“如何做得更好”上。

*大家都不敢講，因為怕講錯。

*大家都不敢質疑權威，因為怕得罪人。

*大家更不敢在直播現場打斷“首席”，因為怕惹事。

*大家都拿著PPT照本宣科，因為最安全。

南京紅會的這次直播中主講導師犯下的錯，令人氣憤。我們可以不再與該導師合作，淘汰其嘉賓身份，但我不建議你們追責本次活動的籌備組織者。

我建議你們把這次事件，變成一次不追責的試點。

你們可以對南京紅會說：

“這次的事情，我們不追究具體哪個人的責任。但我們要求你們做三件事：

第一，重新做一次這個主題的直播，在同樣的平臺、同樣的時段播出。如果邀請夜鷹來主講，我也很樂意，不要講課費，但需要報銷路費。

第二，把這次事件寫成內部案例，讓所有的救護師資學習討論，重點是‘如果你在現場，你會怎么做’。

第三，建立直播內容的同行快速審核機制——開播前，找兩個懂行的人看一遍課件，探討一下關鍵節點如何講。”

急救科普的管理，需要的是糾正性反饋和迭代，不是單純的追責和處罰。

我們需要的不是處理人，而是改變系統。

如果你們選擇后者，南京紅會的這份聲明，就不會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轉折點。

它會成為急救科普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從這件事開始，我們不再用追責文化束縛科普的手腳，而是用包容和迭代，推動科普不斷向前。

南京紅會，我們往前看

夜鷹寫下這些字，不是為了給你洗地，也不是為了顯示自己大度。

我只是覺得，罵完了，事情得往前走。

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從這件事里，學到一點新的東西？

*能不能讓南京的老師們，下次再有“首席”胡說八道的時候，有勇氣站起來打斷他？

*能不能讓寫聲明的筆桿子，下次再寫回應的時候，有底氣寫下“我們錯了”三個字？

*能不能讓有權力追責的人，下次看到錯誤的時候，第一反應是“怎么改”而不是“處理誰”？

錯誤不是終點，恐懼才是。

與所有從事急救普及的人們和機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