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84年4月11日下午四時三刻，從北京站開往丹東的第27次特別快車差七分鐘就要開車了。
這時，一男一女提著兩個沉重的包裹走上8號車廂，他們在靠近車廂門口的行李架上把包裹放好。由于包裹太沉了，男的只好登上座椅，女的吃力地將兩個包裹一個一個遞上去。坐在車廂靠門座位上的是一位解放軍戰士，大概是探家歸隊的吧，正在和車窗外送行的女友話別。車廂內旅客已經快坐滿了，列車的喇叭傳來播音員的聲音。
“旅客同志請注意，由北京開往丹東方向的27次特別快車，還有五分鐘就要開車了，列車開車的時間是十六時五十二分，列車正點出發，請沒有上車的旅客趕快上車，送行的同志們迅速離開車廂……”
一男一女放好了包裹，偷眼看了看座位上的解放軍戰士，戰士正跟站在窗外的女友難舍難分。車廂里熙熙攘攘，旅客們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情，也有用一份美人圖雜志蓋了臉面閉目養神的。除了一個五六歲的男孩正睜著好奇的眼睛看著這一男一女，似乎沒有別人注意他們。女的厭惡地瞪了那孩子一眼，男的正坐在解放軍戰士身旁，點燃一支香煙。
“走，那邊有空座。”女的對男的使了一個眼色說。
于是男的站起來，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隨女的向另一個車門方向走去。男孩的目光追蹤著他們，走到另一個車門口時，女的回過頭來看了一眼，目光恰與男孩相遇。
“討厭！”她輕輕地吐了兩個字。
“你說什么？”男的問。“
一個小孩老盯著咱們。”女的說。
男的回頭看了一眼，他也注意到那男孩的目光了。那孩子直愣愣地睜著迷惑的眼睛看著他們，眼神中似有無限內容，又似乎什么內容也沒有。
列車員已走進車廂。
“快下車吧，一個傻子，理他干嘛？”男的說。
“哼。”女的鼻眼里噴出一小股說不準味兒的氣。
二人匆匆忙忙下了車，鈴聲響起來，車門已關上鎖好。
在夕陽的余暉中，列車如一條綠色的長龍呼嘯著奔向寧靜的原野。
8號車廂內，那個天真的小男孩終于向他的爸爸發出了疑問：“爸爸，他們為什么把東西放在這邊，自己又到那邊去了呢？”
“什么這邊那邊的，快老實坐會兒吧。”
“他們不看著自己的東西，不怕丟了嗎？”孩子還在問。
“行了，你自己別丟了就行了。”爸爸不耐煩地說。
三點半左右，列車開始減速，爸爸把兒子叫醒。
“怎么？這么快就到了？”孩子睡眼惺忪地問。
“到了，快穿起大衣，這里比北京冷。”爸爸說。
列車停下來，沈陽站到了。
“快跟著我下車。”爸爸把東西背好，拉起孩子的手往車廂門口擠去。
“爸爸，他們的東西還在那上邊，可是怎么不見那兩個人呢？”孩子注意到了車廂門口行李架上的提包。
“哎呀，你管得這么寬干啥？”爸爸埋怨道。
“應當告訴解放軍叔叔給他們看著點，有壞人。”孩子說。
“快點兒吧，別操心了。”爸爸不耐煩起來。
孩子不放心地看著行李架，在爸爸的催促下走下車廂。
三點五十一分列車又開動了，八點十七分列車正點到達丹東。這時是4月12日了。
旅客走盡了，列車員王群芳開始清掃8號車廂。她習慣地在車廂里走了一個來回，目光掃視著車廂的角角落落。這時，她發現了靠車門行李架上那一大一小兩個包裹。她登上座椅，上去拽了一把那大一點兒的提包，很沉，沒有拽動，她突然警覺起來。旅客們落在車廂里東西是常事，可是一般都是隨身的小提包、外衣、帽子之類，主要的行李與物品卻不曾被遺漏。這兩個包裹緊靠在一起，很像是同一旅客的物品，又這么沉重，不像是因為遺忘而落在車廂里的。小王馬上從座椅上跳下來，找列車長。
車長室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乘警肖子富，大概由于一夜疲勞，他正在打盹呢。
“列車長，不好啦，8號車廂發現兩個大提包，一個是灰色的帆布包，一個是黑的人造革包，死沉死沉的，你快看看去。”王群芳驚慌地說。
乘警老肖一聽王群芳說不好了，機靈一下醒了。往下一聽，原來是有人落下兩個提包，又看到王群芳那張漂亮的一團稚氣的小臉上，顯出那可笑的慌張神色，他打了一個呵欠說：“哎呀，八成有人在車廂里放了炸藥包，走，快看看去吧！”
“啊？是真的嗎？有定什么——定時器沒有？”小王的眼睛睜得更大，嘴唇也哆嗦起來。
“那可說不定，你聽到沒聽到嘀嘀嗒嗒像鐘表一樣的聲音？”老肖站起來，故意睜大眼睛對王群芳說。
“啊？那我沒注意，好像是有吧。”小王說。
“老肖，你沒事嚇唬她干啥？看，臉都變白了。把她嚇壞了，有人不答應你。”列車長手里正在整理一疊票證，這才完畢了，他一邊往外走，一邊對肖子富說。
肖子富干笑起來，王群芳嬌嗔地瞪了他一眼。三人往8號車廂走來，王群芳小心翼翼地走在最后邊。到了8號車廂門口，她貓在一邊，不敢走近，用手指著行李架上的提包給老肖和列車長看。
老肖不由分說，跨上座椅，把提包一個一個拽了下來，兩個提包咚咚兩聲摔在地上，老肖用腳踢了一下，說：“像是兩大包肉，弄不好是小販從北京販的肉。”
列車長用手在上面按了按說：“有點兒彈性，還真像是什么肉。可是不對呀，丹東的肉比北京便宜得多，有往這兒販肉的嗎？”
“說的是，打開看看。”老肖說。
提包上還加了鎖，老肖用手把大個提包上的鎖拿起來，看了一下，說：“金獅牌的普通鐵鎖。”
“老肖，你看這里面是不是有點兒問題呀？如果提包里只是普普通通的牛羊肉之類，有必要加鎖嗎？”列車長說。
“對呀，鬧不好真他媽是炸藥。”老肖說。
王群芳一聽，立刻緊張起來，噔噔地往后退了幾步，老肖又笑了。
“看嚇的，真的是炸藥我還敢往地上摔嗎？”他倒有閑心跟姑娘逗悶子。
“打開看看。”列車長命令道。
鎖雖然夠牢固，可是帆布包上的鐵環卻是紙老虎。老肖只用手一擰，那鐵環就脫落下來，拉鏈打開了。里面還有一層塑料布，塑料布打開，還有一個被單子。被單子又撕擼開，露出大團浸滿血跡的棉花。把棉花扒拉開，里邊露出一個碗口大的疤——是人的脖腔子，兩邊肩膀白生生的各露出一塊皮膚來。
“我的媽，是一個人的腔子。”老肖叫道。
王群芳已經看到那團染著血跡的棉花，聽老肖這么一說，她立刻全身縮作一團。
“啊……”一聲尖厲的驚叫，整個車廂充滿了恐怖的氣氛。
1984年4月12日中午時分，北京鐵路局公安處處長嚴家軒的辦公室電話鈴驟響，老嚴拿起電話：“什么？丹東市公安局？請講，噢，27次列車，尸首被卸成七塊，沒有頭，沒有手，男性，驗尸結果已經出來，好，我們馬上派人前往。”
辦公室的秘書小袁正在起草一份報告，聽到處長在電話中的對話，停下手中的筆，睜大了眼睛。
“小袁，快快通知技術科的老賈千萬哪兒也別去，原地待命。”處長老嚴放下電話立即發出一道命令。
小袁應了一聲飛身跑了出去。
老嚴拿起內部電話，向辦公室要了車子，午飯也沒吃驅車直奔市公安局而來。市局同時也接到了丹東市公安局的通報電話，副局長聞秉章親自接待了老嚴。
“這是建國以來罕見的大案，犯罪分子如此囂張，是對我們公安戰士的挑釁！我已經決定成立一個以市局為主的偵破小組，你們鐵路公安處全力協助，一定要迅速果斷地偵破此案。”聞局長聽了老嚴的簡短匯報之后說。
“我準備派人立即趕赴丹東，對現場和尸體做進一步勘察和檢驗。”老嚴說。
“好，我們先調派一個高級法醫小組和你們一起去。”
下午四點，市局的法醫小組和刑偵處長馬威已來到鐵路公安處，嚴處長通知技術科科長賈學義、技術員楚安邦、邵美萍隨同市局的同志前往丹東。
市公安局刑偵處長馬威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小伙子，他來到鐵路公安處之后就對處長老嚴介紹說：“這位是楊報榮高級工程師，他負責法醫小組的工作。局長命令我臨時指揮勘察小組的行動，請你們派幾個技術過硬的技術人員和我們組成一個勘察小組。”
等賈科長來了，老嚴向馬威介紹說：“這是我們技術科賈科長，年紀和我差不多，也是老家伙了，一路上還要馬處長多照應喲。”
馬威和賈科長握了握手說：“那是當然。”
他正眼看了看這位賈科長，只見這個人五十開外年紀，四方臉，兩只眼睛微微有些吊梢，目光如炬，嘴角向下抿著，顯出幾分倔犟。他早聽說過鐵路公安處的這個人物，今日見了面，心里越發敬佩。
由于近水樓臺的關系，鐵路局為這個臨時勘察小組準備的是軟臥車廂。
馬威似乎對這位賈科長格外有興趣，特地把自己安排在和老賈一個包廂里。本想在路途中與他好好侃侃，誰知老賈雖上了些年紀，本該睡眠少了，可是他反而比年輕人還能睡。一上車就昏昏欲睡，對談話毫無興趣。天還沒黑就躺下倒頭大睡，直到第二天八點十七分列車到站，馬威把他叫醒，他才機靈一下坐起來，睜開惺忪的睡眼說：“怎么？到了？這么快。”
馬威心中不免悲傷起來，唉，壯士暮年呀。看著老賈那種貪睡的樣子，想著關于這個風云人物的種種傳說，他似乎感到這個英雄半世的人畢竟老了，他還能有往日的風采嗎？
丹東公安局早派了專車迎候，馬威帶著一行人乘車直奔丹東市醫院而來——尸體保存在醫院的太平間中。
這是一個專用的單間，尸體的碎塊分別盛放在三個鐵匣中。包裹尸體的物品，一件件被碼放在房間的一個長桌子上。老賈立即吩咐小楚和小邵對尸體攝影，丹東公安局的同志也拿出一疊他們復制的現場照片給馬威等看。
“8號車廂已經停止使用，現在還在停車場，要去看看嗎？”丹東的同志問。
“先不用了，目前抓緊對尸體做進一步檢驗，解剖的場地準備好了嗎？”馬威說。
“準備好了，就在市醫院解剖室進行。”
“好，請楊高工立刻解剖尸體，咱們先把情況碰碰。”馬威命令道。
“把發現現場的乘警也請來，一起議一議。”他又提議道。
這時，時間還不到九點鐘。為了節省時間，也為了盡快得到尸體解剖結果，就在市醫院的小會議室中，召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
丹東公安局的同志準備詳細介紹現場勘察情況。
“昨天，也就是4月12日早晨八時十七分，27次特別快車準時到站，列車員王群芳，女，二十一歲，準備按常規清掃車廂……”
“對不起，我打斷一下，由于時間緊迫，請不必像講故事那樣敘述，只把你們初步結論及證據簡要說明一下就行了。”馬威打斷了那個同志的話。
那位負責介紹情況的同志沉吟了一會兒說：“也好，結論是，案發的時間為4月9日以后，4月11日之前。證據是，包裹尸體的物品中發現半張《人民日報》，報紙的出版日期是4月9日，上面有當日的天氣預報，罪犯不可能在報紙出版之前就用它來包裹尸體。”他說到這兒停了一下，用眼睛看了看馬威。
馬威根本沒有看他，只用手在沙發扶手上輕輕拍了一下。而坐在他身旁的老賈嘴角上露出了笑容。他注意到了馬威的動作，心里知道這個小伙子沉不住氣了。因為介紹情況的同志在報紙問題上顯然犯了一個邏輯錯誤，用4月9日出版的報紙來包裹尸體，不能成為案件發生在4月9日之后的證據，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大概怕馬威立刻向那個丹東的同志發難——那樣讓人家太難堪了，于是掏出煙來遞給馬威一支，他用這樣一個小舉動來安撫一下這位年輕氣盛的處長。于是二人點燃香煙，繼續耐著性子聽。
“還有從尸體外觀上看，案件發生的時間也決不會早于4月9日。而尸體是4月11日下午運上車廂的，案子當然也不可能在4月11日之后發生。第二點，案件發生的地點，初步確定為北京市。證據，包裹尸體的帆布包，有一個灰色的是嶄新的，顯然是專為包裹尸體而購買的，是北京的產品。還有金獅牌鐵鎖也是北京的產品，由此可以斷定案子發生在北京，而不是別處。”
“今天是13號，當地的報紙關于這件事有什么報道嗎？”馬威提出了這么個問題。
“沒有，昨天有幾個記者不知怎么聞著味了，曾經到我們局來采訪，我們沒有向他們透露任何情況。”
“為什么？”“局長指示要保密。”
“刑事案件保哪家子密？我建議你們立即把發現尸體的時間、地點捅給記者，讓他們往當地報紙上發消息。”馬威說。
“那影響多不好！如果我們破不了案呢？豈不是搞亂了人心？”那個同志說。
“為什么我們破不了案？這么沒自信還干什么事。再說你不說，記者還可以到鐵路上去采訪，他們無孔不入，保不住密的。捅出去見了報，我們可能會有意外收獲，只會對破案有利。”
“那好吧，我把你的意見匯報給局長，不過還有一點，見了報之后，罪犯就會有戒備，破案怕困難更大了。”
馬威只好苦笑了。“老賈，你有什么看法？”他轉過來問賈學義。
老賈顯得很沉穩，他側過頭來，對小楚說：“小楚，你先談談看法。”
楚安邦是部隊復員的干部，二十七歲，分配到鐵路公安處工作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他算是跟老賈學徒的。所以，師傅在這個當口不免要考一考徒弟。
小楚坐在沙發上，正躍躍欲試，聽老賈一讓，馬上開口道：“作案時間，等尸體解剖結果出來就可以明白了。對于作案地點，我認為肯定在北京市范圍。我還有補充證據，包裹尸體的東西中，有一件灰藍色秋褲和一個白色的圓領針織衫，這兩樣東西也是北京產品。這么多的東西都是北京產的，這決不是偶然的吧？”
老賈點了點頭，對馬威說：“馬處長，你看呢？”
“嗯，案子發生在北京，這一點可以定下來。”馬威毫不猶豫地說。
“我同意。”老賈說，“小邵，你有什么看法？”他接著又轉向小邵問。
小邵是這里最年輕的一個，而且是個女同志，本來就挺惹眼。老賈一向她發問，大家的眼光齊刷刷對準她。她俊氣的臉上有些紅暈，大概是從來沒有經過這么大的案子，精神略微有點緊張。
“我有一些疑問。”她鎮靜了一下說，“尸體為什么單單沒有腦袋和手呢？如果是因為包裹小裝不下，為什么不把別的部位落下，比如腿腳胳膊等？”
“嗯，問得好。”老賈應聲說道。
“還有，從尸體上看，作案人極為狡猾。我注意到了頭切下來的位置，按一般情況講，應當在頸部中間喑下刀切割，這時最好下手。可是這個尸體是齊著腔子切下來的，這就是說頸部一點兒也沒留下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脖子上大概留有一些堆積的痕跡，罪犯為了消滅這些痕跡、所以不惜費事從脖子根上切下腦袋。”小邵見老賈有鼓勵她的意思，膽子壯起來，一口氣又說出這樣一個看法。
“嗯，很好。”老賈又說道。
“老賈，該你的啦，你是個搞痕檢的老手嘛。”馬威說。
“我也沒有什么新的見解，我來回答一下小邵的問題吧。”老賈說，“尸體現在是七塊.腔子為一大塊，兩腿分別拆卸為兩塊，加上兩只胳臂，單單沒有手和腦袋，這說明什么？”他看了大伙一眼。
會場上的人，包括馬威在內，全聚精會神地看著他，似乎大家對這一點都有點兒迷惑不解。
“這起碼說明兩點：一、死者是個有前科的人；二、罪犯對被害人的情況，包括他的歷史相當熟悉。”
老賈說完這兩點，又掏煙點煙，似乎已經把話說完了。而會場上的人，除了馬威帶著欽佩的神情點了點頭之外，幾乎所有的人都還圓睜著眼睛盯著他，等待他繼續說下去。見他悠閑地抽起煙來，都有點兒失望。小楚愣愣地想了一會兒，忽然用手一拍腦門子說：“噢，我真笨。”
馬威向他投去揶揄的微笑。
這時，尸體解剖結果出來了，楊高工向大家報告了解剖結果：被害男性，年齡在二十五——二十八歲，約高一米七五左右，身體健康。胃液化驗有酒精和少許食物，死亡時間大約在三天前。尸體切割處下刀準確，關節囊切斷，關節軸上稍有刀口劃傷痕跡。法醫推斷兇手對人體熟悉，手法接近外科大夫水平。
楊高工匯報完，馬威對老賈說：“老賈同志，我的意見是將尸體和所有物品帶回北京再進一步研究，你看怎么樣？”
“好吧，就這么辦，我馬上起草一個簡要的報告，你簽字后交丹東公安局存檔。”
“那就這么辦了。”馬威說。
“要不要到8號車廂去勘察一下。”小邵說。
老賈指了指丹東公安局給他們的一疊照片說：“有這些就足夠了。”
“那關于兇手的情況呢？我們還是一無所知呀。”小楚說。
老賈看了馬威一眼說：“對，暫時還是一件無頭案。不過我們收獲已經不小，一切都會有結果的，對吧？馬處長。”
馬威說：“小伙子，回去好好在那堆東西里做文章，肯定會有新發現的，兇手跑不了。”
小楚搖了搖頭，嘆了口氣。
回來的路上，小邵和小楚在一個包廂里，小邵偷偷向楚安邦說：“嗨，科長說的那兩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嗎？”
“我后來才明白了，科長真有兩下子。”小楚說。
“到底是怎么回事？憑什么說被害是有前科的呢？”
“說起來道理挺簡單，因為兇手把被害人的頭藏了起來，這還好理解，一般是怕暴露被害人的面貌，給偵破提供線索。而手為什么也不見了呢？因為有前科的人公安局都保存了他的指紋檔案，一查檔案被害人的身分就一目了然了。兇手知道被害人有前科，怕咱們根據指紋查到被害人的情況，所以，連手也砍去了，這說明兇手對被害人相當熟悉。”
小邵聽了一個勁點頭。
“罪犯真夠狡猾的。”
“對，罪犯一般都夠聰明的，這樣咱們干起來才更有意思。”小楚說。
“還有，為什么市局的馬處長主張丹東公安局的同志把消息捅給記者呢?案子現在一點眉目也沒有，報上捅出去，咱們不是很被動嗎？”小邵又問。
“我猜這也是一招棋，這個馬處長腦子也夠靈的。為什么呢？你想，尸體肯定不會自己長了腿跑到8號車廂去，那么，必是有人送上去的。可是咱們的列車員、乘警全都沒有注意是什么人送上列車的，而列車上那么多旅客就不見得沒有人看到過他們，而看到的人當然也不知道包裹里是個無頭尸體。報紙上如果把在8號車廂發現無頭尸體的情況登出去，說不定乘坐27次列車的旅客就會有人看到這條消息，也說不定有人回憶起那兩個包裹是什么人放在車廂里的。他們很可能向公安機關提供這一情況，這不是個發動群眾的好辦法嗎？如果不這樣辦，那么多乘客，又沒有任何登記，我們上哪兒找人證去？”
“原來是這樣，對，27次列車是由北京開往丹東的，乘坐那次列車的旅客多數在關外各站下車。如果遼寧的地方報紙及時發個消息，肯定對破案有利。”小邵也明白了。
“所以，馬處長讓丹東方面捅給記者，估計也是這個目的。”
列車到了北京站，馬威叫賈學義跟他直接上市局匯報，賈學義也叫小楚和小邵帶東西到市局去繼續研究，尸體派人送到鐵路醫院太平間封存。
“案子沒有眉目之前，大家要準備連夜奮戰，誰也不準休息。”老賈說。
馬威和老賈馬不停蹄趕到市公安局向主管副局長老聞作了匯報。老聞說：“要不惜一切代價迅速偵破此案。你們有什么初步打算先談談吧，我可以盡力滿足你們的條件。必要時，可以把全市公安系統都動員起來。”
“我的意見，可以先在本市公安系統發個通報。暫時不必大兵團作戰。由市局和鐵路公安處組成一個精干的偵破小組，目前主要在現場遺留物品上作文章，發現后再及時鋪開。另外通知市區近郊區各派出所，有報失人員的，立即通知市局。”馬威說。
“那么，你判斷不可能是遠郊區縣的人作的案嘍。”老聞說。
“對，不可能。罪犯如果是遠郊區縣的，決不會把尸體運到北京站來，就地銷毀比這容易得多。”馬威說。
“好，就這么辦，由馬威同志負責組織一個班子，要調什么人各單位都要給予方便。”聞副局長說。
“人不要很多，我由刑偵處再抽調兩名刑警，加上老賈和他手下的幾個人暫時足可以應付。”
匯報會簡短緊湊，不到半小時，初步偵破方案就這么定了。
時間已是4月14日下午，馬威開匯報會，立即召集了偵破小組會議。
“現在我們注意力要集中到兩個方向上，一是搜尋被害人的線索，由刑偵處的張紀友、賀同舟負責；二是進一步檢驗現場遺留物品，從這些東西上發現兇手的線索。一有情況馬上通報。今天是4月14日，假定作案時間是4月10日，時間已過了四天，拖的時間越長犯罪分子銷贓匿跡的可能越大。我計劃在三日內破案，一定要及時地抓住罪犯的狐貍尾巴。”馬威說話時態度果決，給人一種威嚴的感覺。
他剛說完，小楚就說：“我剛才對現場遺留物品又認真檢驗了一遍，發現用來包裹尸體的物品中有一條棉被，被里和被面被拆下來了，里面的棉套也剪開了。不過這個棉套新打過，而且上面的網線很特別，一律是白線，沒加花線。據我所知，北京加工棉套的工廠都是要加花線的。可否查一下，哪個工廠打棉套不用花線，這樣這個棉被的主人就容易找到了。”
“嗯，這倒是個重要線索，你看棉套是手工彈的還是機器加工的？”老賈說。
“是機器加工的。”
“對，先去工商局查一下，北京有多少棉花加工廠，問問他們有哪些廠家打套時不加花線。”
“好吧。”
“還有一個發現，用來捆綁尸體的麻繩是反扣的。一般的麻繩都是正扣，這種麻繩是哪個商店賣的呢？”小邵說。
“嗯，這又是一個收獲，前門大街和西花市各有一個專營麻繩的商店，可以去問問他們。”老賈說。
正在這時，馬威去接了一個丹東公安局來的電話，回來說：“丹東列車碎尸案今晨在遼寧日報見報，結果丹東公安局當天就接到兩個電話。一個是沈陽一位教師打的，說他是4月12日27次列車的乘客，他的六歲的孩子在乘車時發現一男一女在北京站將一大一小兩個提包放在靠門的行李架上后，人就不見了；另一個電話是丹東市一個干部打的，說他也在北京站見到一男一女把兩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后就下車了。他還簡單描繪了一下這一男一女的年齡相貌。男的大約在三十五歲左右，黑臉，絡腮胡子，穿一件黑色西服。女的看去年輕一些，穿紅毛衣、牛仔褲。看來案犯就在本市這一點更確定無疑，而且起碼是兩個人，年貌特征也初步有了個譜。”
馬威說完，大家覺得信心更足了，于是定下行動方案，小張和小賀全力去跑市區近郊區各分局派出所，查出4月9日以來報失人員中年齡在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的男性人員，再逐個分析情況。小楚和小邵去調查棉套的加工廠和麻繩、提包的經銷商店，老賈進一步研究尸體和物品，馬威坐鎮市局協調指揮小組人員的行動。
時間是4月14日下午三點，馬威坐在辦公室前冥思苦想，眉頭擰成一個疙瘩。
作案的人起碼是一男一女，而死者是一個男人，馬威的腦子中突然蹦出這么一個念頭：會不會是情殺？奸夫奸婦謀殺配偶，這是一個普通的命案規律。死者的年齡在二十五歲到二十八歲，而據27次列車上的乘客報告，那可疑的一男一女，男的三十五歲左右，女的年輕一些，大概與死者年齡相當。那么是女的勾引了一個年齡大一些的奸夫，二人合謀殺死了女方的丈夫？
“處長，你看，這塊塑料布上有戲。”
馬威抬眼看時，見老賈很興奮地站在他面前，手里拿著一塊包尸體的塑料布。他還沒見過老賈這么興奮，于是趕忙站起來。
一塊大約一米五見方的半透明塑料布的一個角上，有一塊膠布貼在上面，膠布上有一些字，并有一個電話號碼：781278。
“電話號碼？是什么地方的？”馬威問。
“剛查過，是雙井副食商店。”老賈說。
“到底摸到了一點兒蛛絲馬跡。”馬威興奮地說。
馬威和老賈立即對這塊塑料布作了一番分析，擺在他們面前有三種情況：
一、這塊塑料布上面的電話號碼和姓氏，有可能是作案者某人的姓氏和單位電話；
二、這塊塑料布與作案人有某種間接關系；
三、塑料布純屬作案人偶然得到的，上面的電話號碼和姓氏與作案人毫無關系。
經過一番推敲，他們排除了第三種可能性，因為塑料布從整體看尚屬完好。而且從新舊程度上看，起碼也有八成新，絕不會是什么人扔棄又被作案人撿回來的。那么，電話號碼與姓名與案件必有一定聯系，這是毫無疑問的。
“馬上到雙井副食店去找有關人員查詢。”馬威說。
他們兩個人驅車來到雙井副食店時，正是店內繁忙的時刻。他們找到了商店的黨支部書記老劉，說明身分之后，馬威單刀直入地問：“你們店里有沒有姓陳的職工？”
“姓陳的？沒有，我們店里有三十六名職工，張、王、李、趙各姓都有，就是沒有姓陳的。”
馬威和老賈聽了支部書記不冷不熱的回答，心里一下涼了一半。
“那么，你們職工的主要親屬中有沒有姓陳的人呢？”老賈又沉著地問了一句。
“啊？這個——我剛調到這個單位還不滿一年，對職工的情況還不太了解，是不是請我們店的工會組長老紀來問問？”
老紀是五十多歲的老職工。“我從六四年就在這兒工作了，有什么關于店里人員的事盡管問我。”老紀是個挺爽快的人。
當馬威問起姓陳的情況時，他說：“姓陳的人，現在是一個也沒有，不過倒退幾年這個店還真有好幾個姓陳的。就拿八O年以后來說，有個會計叫陳幼芳，因為家在石景山住，八一年調走了。還有一個小伙子叫陳得力，是八一年招工進來的，干了不到半年，因流氓罪被判了刑。再有就是陳克浩，原來也是店里的老職工，在肉案上賣肉，去年辭職了。這樣姓陳的就沒有了。”
馬威他們一聽，這個工會組長老紀原來是副食店的“活字典”，少不了讓他把幾個姓陳的情況詳細介紹了一番。老紀如數家珍般地把這幾個姓陳的年齡、經歷、家庭、甚至性格全介紹了一遍。馬威和老賈聽了臉上都露出了笑容。
檔案材料：陳克浩，男,三十五歲，高中畢業文化程度。一九七三年下鄉插隊，七五年回京。同年到雙井副食店工作,在店工作期間，表現良好，曾擔任肉食組組長，八二年辭職，利用家里落實政策的房屋開起一家個體旅館。婚姻狀況：七九年經人介紹與無業人員劉敬芝結識，同年結婚，八三年離異，現在獨身。
馬威和老賈了解到這些情況后，立即把陳克浩列入懷疑對象，理由是，一、陳與27次列車的乘客檢舉的一男一女中男人的年齡相仿；二、陳在肉案工作多年，應當具備分解尸體的技術；三、那塊可疑的塑料布顯然是陳所有的物品。
可是，陳克浩為什么要殺人碎尸呢？作案動機是什么？這暫時還是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