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為了“七君子”，杜威、愛因斯坦等電報蔣介石“撈人”

沙千里

20世紀60年代初，在一次國慶觀禮會上，毛主席見到沙千里后，幽默地問候道：“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這個被主席稱為“沙和尚本家”的沙千里，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君子”之一。

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我東北后，到了1935年、又企圖通過“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控制我華北五省，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嚴重。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全國人民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但，此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還是秉持“攘外必先安內”，將主要精力用于剿共。1936年5月31日，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60多個救國團體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沙千里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參與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要文件的起草。

1936年7月15日，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等四人聯名發表文章《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響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

七君子和馬相伯

沙千里隨即將該文在自己創辦的《生活知識》上全文發表。他說：“這個文件影響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還大。”

1936年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的紀念活動，擔任主席團成員的史良也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救國會同情、支持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急于清共的國民黨，也得罪了上海的日軍。

當時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命令領事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要求逮捕救國會成員。南京國民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7位救國會的領導人，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

這七位是當時文化界知名人士、公認的社會賢達，他們被捕被稱為“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隨后，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莊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

隨后，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自攜行李，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乘車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此事，也引起了國際關注。

沙千里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借助自己與哥倫比亞大學一些老師的特殊關系，推動以杜威為代表的學術界愛因斯坦、孟祿等16名著名知識人士于1937年3月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孔祥熙、馮玉祥等，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營救七君子。

電文內容是：“中國處境困難，至表同情。我們以中國的朋友的資格，同情中國聯合及言論結社自由。對于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學者被捕消息傳到美國，聞者至感不安...”

沙千里原名重遠，曾用名仲淵，原籍江蘇蘇州，1901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后，曾任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此去經年，如去愿前輩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