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李桂芳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親手拉扯大的三個孩子，最后都成了別人家的人。
七十二歲那年冬天，她一個人在醫院走廊坐了整整四個小時，左手捏著一張心臟病確診單，右手捏著一部手機，那手機里存著三個孩子的號碼，卻怎么也撥不出去。
不是撥不動，是不知道該說什么。
說"媽病了"？他們會說"哦，要不要緊，我最近很忙"。
說"媽想你們"？那更難開口，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了，哪能這么沒出息。
走廊盡頭，一位年輕的護士推著輪椅經過，看了她一眼，又低下頭走開了。李桂芳突然意識到，這世界上最孤獨的地方，不是荒野，不是孤島，是一個老人手機里存滿了子女的號碼，卻一個也不敢打……
李桂芳這輩子，活得不容易。
1952年，她出生在湖南常德一個農村家庭，家里六個孩子，她排行老三。父親是生產隊的會計，母親種地，日子過得緊巴巴，但一家人擠在一起，倒也熱鬧。她從小就是個能干的孩子，十五歲開始跟著母親下地，十八歲嫁給同村的劉德明。
劉德明是個老實人，話不多，干活踏實，結婚那年剛剛高中畢業，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兩個人婚后的生活，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窮，但不愁。
大兒子劉建國是1974年生的，二女兒劉曉麗1977年生，小兒子劉建民1981年生。三個孩子，李桂芳一手拉扯大，衣服打了補丁又補丁，鞋底磨穿了用塑料袋墊著繼續穿，就這樣把孩子們送進了學校，一個個讀了書，一個個飛出了這個小村子。
她最驕傲的事，就是這三個孩子。
劉建國考上了湖南師范大學，畢業后留在長沙教書，后來娶了一個長沙本地姑娘，在那邊安了家。劉曉麗嫁給了一個做生意的商人，跟著丈夫去了廣州，說是做外貿，具體做什么李桂芳也說不清楚，反正聽起來很體面。小兒子劉建民學了計算機，在深圳一家公司上班，工資據說不低，但具體多少李桂芳從來沒問過。
三個孩子，分布在三個城市，像三個風箏，線越放越長，最后幾乎感覺不到那頭還有人在攥著。
丈夫劉德明六十五歲那年走了，心梗，走得很突然。
李桂芳那時候六十二歲，在農村老家守著一棟兩層的磚房，上上下下就她一個人。三個孩子趕回來奔喪，待了四五天，操辦完后事，各自又散了。
走之前，老大劉建國拍了拍她的肩膀，說："媽，您身子骨硬朗，好好保重，有什么事給我們打電話。"
老二劉曉麗給她留了兩千塊錢，說："媽，這是我和建明湊的，您先用著，下次回來再帶。"
小兒子劉建民站在院子里，看著那棟老房子，沉默了很久，才說："媽，要不您跟我去深圳住一段時間？"
李桂芳搖搖頭，說不用，這里住慣了，哪兒也不想去。
她以為這是謙虛。
后來她才明白，那一刻，她其實是在等他們多說一句話，多勸一次，再多堅持一下。
可是沒有。
劉建民說"行，那媽您注意身體"，然后訂了明天早上的票，走了。
丈夫走后，李桂芳的日子開始變得格外漫長。
農村的冬天，天黑得早，五點不到，外頭已經黑透了。她一個人在灶臺前燒火，火光把她的臉映得紅紅的，鍋里煮著一把面條，水開了冒著白霧，她就坐在那里發呆，想著劉德明以前坐在那把椅子上看報紙的樣子。
三個孩子每個月都會打電話，但頻率不固定。老大建國最守時，每個周日晚上九點左右會打來，聊不了多久，最多二十分鐘，問問身體，說說孫子的學習，然后掛掉。老二曉麗打電話沒有規律，有時候一個月打三次，有時候半個月一次都沒有，每次打來都是在嘈雜的環境里，背景里有孩子哭聲或者說話聲，說話心不在焉。小兒子建民最讓她揪心，有時候十天半個月沒有音訊，她發過去一條微信，半天才回一個"在忙，媽別擔心"。
她不是不懂事的人，知道孩子們工作辛苦，知道大城市的壓力。
但有時候，夜里睡不著，她就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里轉來轉去，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只是胸口有一塊說不清楚的東西，壓著，壓著，越壓越重。
村里的鄰居王大嬸，她的女兒就在縣城，隔三差五就開車回來，有時候帶著孫子，有時候拎著一大袋子東西，娘兒倆在院子里說話，能說到天黑。李桂芳坐在門口的石階上，看著那邊的光景，說不出什么滋味。
她問過自己：是孩子們不好嗎？
不是。他們都是好孩子，懂事，孝順，逢年過節都記得給她發紅包，每次打電話都說"媽您注意身體"，逢人介紹她，都是"這是我媽，身體很好，在老家住著"，語氣里帶著一種穩穩的驕傲。
可就是……不回來。
李桂芳六十八歲那年，膝蓋開始疼，去鎮上診所看了，說是關節炎，開了一堆藥，讓少爬樓梯。那棟兩層的磚房，她就把自己的活動范圍壓縮到一樓，樓上的兩間房鎖上了，一關就是好幾年，落了厚厚的灰。
那年過年，三個孩子難得同時回來了一次。
一大家子，加上媳婦女婿孫子外孫，烏泱泱十幾口人，把那棟老房子塞得滿滿當當。李桂芳從大年三十忙到正月初三，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和面，每頓飯要做十幾個人的量，她高興，累了也高興，就盼著這種熱鬧。
可是初四那天早上，她出來一看，建國和他媳婦在收拾行李，說初六要上班，得早走。曉麗說她家孩子初五就要補課，也得走。建民說公司初六開工，他得提前一天回去。
李桂芳站在院子里，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往車上搬東西，笑著說："走吧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車開走了，院子一下子安靜下來，那種安靜來得太突然，像是什么東西塌掉了。
地上還有過年放的炮仗紙屑，紅色的，散了一地，風來了吹起來，又落下去。
李桂芳彎腰把紙屑一點一點掃起來，掃著掃著，眼淚就掉下來了，她自己都沒察覺，直到一滴落在掃帚柄上，她才抬起袖子擦了擦，繼續掃。
那頓團圓飯，他們一起吃了四天。
那四天，她活了好幾年。
真正讓李桂芳開始想明白一些事情的，是她七十歲生日那年。
生日是農歷的，那天正好是個周三，三個孩子都沒有回來。建國打來電話，唱了生日歌，說"媽，等周末我們來看您"。曉麗發來一個大紅包，配了一段語音，說"媽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我這幾天實在走不開"。建民發來一張圖片，是一個生日蛋糕的表情包，下面寫了一句"媽，生日快樂！"
李桂芳坐在老房子的堂屋里，把手機放在腿上，對著那條生日快樂的消息看了很久。
堂屋的正墻上掛著她和劉德明的結婚照，黑白的，她那時候留著兩條麻花辮，劉德明穿著一件白襯衣，兩個人肩膀挨著肩膀，笑得很青澀。
她突然想起來，那是1972年照的，轉眼已經快五十年了。
生日那天，是村里的鄰居王大嬸來敲門，給她帶了一碗長壽面，說"桂芳啊，今天你生日，我熬了骨頭湯，來吃碗面"。
李桂芳接過那碗面，鼻子一酸，差點哭出來。
她端著面碗坐在門檻上，一口一口吃完，然后抬起頭問王大嬸："大嬸，您說，為什么孩子越大，離我們越遠？"
王大嬸嘆了口氣，坐在旁邊的石凳上，沉默了一會兒，說："桂芳啊，不是越遠，是越難了。他們的日子，我們也不懂啊。"
李桂芳沒說話，把面碗放下來，盯著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樹。
樹上還掛著幾個沒摘完的柿子，紅通通的，在灰色的冬日天空下，格外顯眼。
七十二歲這年，她查出了心臟病。
其實癥狀早就有了，有時候胸口發悶，喘不過氣，但她一直拖著，覺得沒什么大事。直到那天早上起來，覺得左手麻，才去了鎮上診所，診所大夫說不對勁，轉到了縣醫院，縣醫院做了心電圖和一堆檢查，然后把她叫進診室，給她看了那張單子。
醫生說，需要住院，做進一步檢查，情況不算最壞，但也不能拖了。
李桂芳接過那張單子，點了點頭，說"好"，然后走出診室，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來。
她拿出手機，翻開通訊錄，建國，曉麗，建民，三個名字，整整齊齊地排在那里。
她想打，但手指懸在屏幕上，怎么也落不下去。
不是不想打，是不知道打了之后，會怎樣。
她想到的是上次腰疼，打電話給建國，建國說"媽您先吃點藥，看看情況，要不要緊？"，說完又說"媽，我這兒正開會，您先掛著，晚上我打給您"，然后晚上那個電話來了，聊了十分鐘，說了幾句，又說有事，掛掉了。
那次腰疼，最后是隔壁的王大嬸陪她去鎮上看的。
她想到這里，把手機放進了口袋。
走廊里來來往往，推著輪椅的護工，抱著孩子的年輕父母，手里提著水果的家屬，唯獨她一個人坐在那里，像一塊被人遺忘的石頭。
四個小時后，她自己辦了住院手續，自己找了護士，自己搬進了四人病房。
那天晚上，建國打來了那個固定的周日電話。
"媽，最近怎么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