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著我,抱得很緊。
“別怕,”他的聲音壓在我發頂,有些發顫,“我養你。”
我靠在他肩上,聞著他襯衫上淡淡的汗味和洗衣液混合的氣息。
那3800萬的數字在我腦海里翻騰,燙得我心口發慌。
我的眼淚是真的,為了這個謊言,也為了他這句毫不猶豫的話。
幾天后,我在廚房切菜,聽見他在陽臺打電話。
“車先不買了,”他說,“你嫂子工作出了點問題……對,家里現在要緊。”
刀鋒停在番茄上,紅色的汁液滲出來,像某種征兆。
后來他出了車禍。
我在醫院走廊,手機屏幕的光映著我慘白的臉。那串數字還在,3800萬。護士催繳費,婆婆在哭,而我握著手機,像是握著一塊燒紅的炭。
然后我聽見了。
從病房里傳出的,昏迷中的他斷斷續續的囈語。
“藝涵……錢……”
“藏好……”
“別那么看我……”
“我曉得……”
我僵在門外,走廊的燈忽然暗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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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彩票是周五下班時在地鐵口買的。
那家便利店我每天經過兩次,藍色招牌,玻璃門上貼著褪色的飲料廣告。老板娘認得我,因為我總買同一款飯團當早餐。
“還是飯團?”她問。
我搖頭:“拿張彩票。”
“機選?”
“嗯。”
她敲了幾下鍵盤,打印機嗡嗡作響。我遞過去兩塊錢硬幣,硬幣邊緣有些磨損,在她掌心轉了個圈。
彩票紙很薄,帶著油墨味。
我把它塞進錢包夾層,和超市小票、過期的電影票根擠在一起。
這只是個習慣,用零錢買個渺茫的盼頭,像在深井里扔顆石子,聽不見回響的那種。
回家路上我算了算這個月的開銷。
房貸八千六,車貸三千二,物業水電一千出頭。
周博濤的工資卡在我這兒,我的工資負責日常開銷。
上個月他弟弟周博文說要報個培訓班,借走兩萬。
再上個月,婆婆說老房子漏水要修,轉去五千。
不是第一次了。
結婚五年,周博濤的工資像條經過我們小家的河,總要分出一支,流向那個叫“原生家庭”的洼地。
他說那是責任,長子,大哥。
我理解,真的。
只是有時候半夜醒來,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我會莫名其妙地心慌。
那種心慌說不清楚。不是缺錢,我們過得去。是另一種東西,像腳下的地板其實不結實,只是看起來平整。
周六開獎。
我忘了這事。早上洗衣服時從褲兜里掏出錢包,彩票掉出來,落在濕漉漉的瓷磚上。我撿起它,順手打開手機查了查。
然后我坐下了。
坐在衛生間冰涼的地磚上,背靠著洗衣機。洗衣機在脫水,轟隆隆地震動,我的后背跟著發麻。
我盯著手機屏幕,又盯著彩票。
一遍,兩遍,三遍。
數字一個一個對上。全部對上。
3800萬。
這個數字太大了,大到我腦子里一片空白。
沒有尖叫,沒有跳起來,什么都沒有。
我只是坐在那兒,聽著洗衣機工作的聲音,看著那張濕了一角的紙。
周博濤在客廳看電視,體育頻道,解說員的聲音很激動。
我慢慢站起來,腿有點軟。走到鏡子前,我看見自己的臉,蒼白,眼睛睜得很大。我擰開水龍頭,用冷水沖了沖手,水很冰。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彩票小心地擦干,夾進一本舊雜志的內頁。那是我大學時買的文學雜志,從來沒看完過,放在書柜最底層,積了灰。
我把雜志塞回原處。
走出衛生間時,周博濤回頭看我:“怎么了?臉色這么差。”
“沒什么,”我說,“可能沒睡好。”
他起身走過來,手背貼了貼我的額頭:“不燙啊。要不要再睡會兒?”
我搖搖頭。
他端詳著我的臉,眉頭微皺。周博濤長得不算英俊,但五官端正,看人時眼神很專注。這種專注讓我此刻有些心慌。
“真沒事?”他又問。
“真沒事。”我擠出一個笑,“早飯想吃什么?”
他松開眉頭:“都行。煮點粥吧,你昨天不是說胃不舒服嗎?”
我走向廚房,腳步盡量平穩。粥在鍋里咕嘟咕嘟冒泡時,我靠在流理臺邊,看著窗外。我們住在十六樓,能看見遠處灰蒙蒙的城市輪廓。
這個數字又開始在我腦子里盤旋。它能還清房貸,能買輛好車,能讓我辭職,能讓我們換個更大的房子,能……
能讓周博濤不再需要承擔那些“責任”嗎?
我忽然想起上個月,我們為周博文借錢的事吵了一架。
其實不算吵,周博濤沒跟我吵,他只是沉默地聽著我說,最后說:“他是我弟,我不能不管。”
“那我們呢?”我當時問,“我們的日子呢?”
他看著我,眼神里有疲憊,也有一種我說不清的東西。他說:“藝涵,我會處理好的。”
可怎么處理呢?錢就那么多,分了就少了。
粥溢出來了,燙到手背。我倒吸一口涼氣,關掉火。
手背上紅了一片,火辣辣的疼。我看著那塊紅印,心里忽然冒出個念頭。
一個荒唐、卑劣、但又無比清晰的念頭。
我不能告訴他。
至少現在不能。
02
念頭一旦種下,就開始瘋長。
接下來的一周,我像活在兩個世界。
白天在公司處理枯燥的報表,數字在屏幕上跳動,但我滿腦子都是那3800萬。
晚上回家,和周博濤吃飯、看電視、說些瑣碎的話,我看著他,心里那點秘密像顆硌在鞋底的石子,每走一步都提醒我它的存在。
周末我去找梁藝婷。
她是我大學室友,現在開了家小花店。店里滿是綠植和花香,她正在修剪一束百合,抬頭看見我,笑了:“稀客啊。”
“忙嗎?”
“還行。”她放下剪刀,“怎么,有心事?”
梁藝婷總能看出來。我們在靠窗的小桌邊坐下,她給我泡了杯薄荷茶。午后陽光透過玻璃窗灑進來,在木桌上切出明亮的光塊。
我盯著茶杯里浮沉的葉片,很久沒說話。
“和周博濤吵架了?”她試探著問。
“沒有。”
“那是……”
我吸了口氣,聲音壓得很低:“我中獎了。”
她愣了下,笑了:“多少?五百?”
“3800萬。”
剪刀掉在地上的聲音很清脆。梁藝婷的表情凝固了,眼睛一點點睜大。她張了張嘴,沒發出聲音。
“是真的,”我說,“上周六中的。”
她彎腰撿起剪刀,動作很慢,像在消化這個信息。然后她抬頭看我,眼神復雜:“你告訴周博濤了嗎?”
“為什么?”
我捧著茶杯,熱氣熏著眼睫:“我想……等等。”
“等什么?”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那種不安感又來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錢能改變很多東西,能讓人露出本來面目——這話很俗,但我信。
梁藝婷沉默了一會兒,輕聲說:“藝涵,那是周博濤。你們結婚五年了。”
“我知道。”我說,“所以我才怕。”
怕什么?怕他知道了,會怎么分配這筆錢?怕他那個無底洞一樣的家庭?還是怕這筆錢會照出什么我們一直假裝看不見的東西?
梁藝婷握住我的手:“你得告訴他。這是夫妻共同財產,瞞不住的。”
“再等等。”我說,“就幾天。”
幾天里,我開始編織謊言。
像準備一場演出,我需要一個理由,一個讓我突然“失去收入”的理由。
公司破產、裁員,這是最直接的。
我查了新聞,最近確實有幾家同行經營不善,這說得通。
我在鏡子前練習表情。惶惑、無助、強裝鎮定——這些情緒我其實不用假裝。每次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那種真實的恐慌就會涌上來。
周四晚上,周博濤加班。我坐在黑暗的客廳里,手機屏幕的光映著我的臉。
彩票中心的電話我早就存好了。
領獎流程也查清楚了:戴面具,拍照,捐款,扣稅,然后錢會分批到賬。
第一筆七百萬已經在我新開的卡里,剩下的分二十年付清。
七百萬,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
可我要假裝一無所有。
周五,周博濤照例六點半到家。他換了鞋,把公文包放在玄關柜上,動作和往常一樣。
“今天怎么樣?”他問。
我站在廚房門口,手在圍裙上擦了擦。心跳得很快,咚咚地撞著胸口。
“博濤,”我說,“我公司……出事了。”
他正在松領帶,手指停住了:“什么事?”
“破產了。”我說出練習過很多遍的臺詞,“今天下午宣布的,所有人都被裁了。”
他看著我,眼神里有瞬間的空白。然后他走過來,步伐很快,在我面前停下。
“什么時候的事?”
“今天。”
“賠償呢?”
“沒有。”我低下頭,不敢看他的眼睛,“老板跑路了,工資都欠了兩個月。”
沉默。客廳的掛鐘滴答滴答走著,聲音格外響。
然后他伸出手,不是碰我肩膀,而是直接把我拉進懷里,抱得很緊。我的臉埋在他肩窩,聞到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襯衫漿洗過的氣息。
他的手臂環著我的背,手掌很大,很熱。
“沒事,”他說,聲音壓在我發頂,有些發顫,“別怕,我養你。”
這句話他說得很輕,但每個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閉上眼睛,眼淚真的流出來了。為這個謊言,也為他這句毫不猶豫的話。
他抱了我很久,久到我的肩膀開始發酸。然后他松開一點,低頭看我,用拇指抹掉我臉上的淚。
“真傻,”他說,“這有什么好哭的。工作沒了再找,找不到就在家歇著,我又不是養不起你。”
他笑了,笑容有點勉強,但眼神很認真。
“晚上想吃什么?”他問,“我做。”
“都行。”
“那做你愛吃的糖醋排骨。”他揉了揉我的頭發,轉身往廚房走,邊走邊說,“正好明天周末,咱們在家好好歇兩天。工作的事不急,慢慢來。”
我看著他的背影,喉嚨發緊。
他一句都沒問細節,沒問公司怎么突然破產,沒問老板怎么跑的,沒問為什么連賠償都沒有。他就這樣接受了,像接受一場突如其來的雨。
晚飯時他一直在說話,說公司里的趣事,說周末可以去哪兒轉轉,說最近房價好像跌了點。他說得很自然,像在努力驅散什么。
我低頭吃著排骨,糖醋汁很入味,但我嘗不出味道。
晚上躺在床上,他側身摟著我,手掌輕輕拍我的背,像哄小孩睡覺。
“睡吧,”他說,“明天醒來就好了。”
我背對著他,睜著眼睛看窗簾縫隙里透進的微光。
那串數字在黑暗里發光,刺眼得讓人無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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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是周六。
周博濤醒得比平時晚些。我比他先醒,躺在那里沒動,聽他的呼吸聲。平穩,綿長。窗簾縫隙透進的光慢慢變亮,從灰白到淡金。
他動了動,手臂從我被子上滑下去。然后他醒了,翻身看我。
“早。”聲音帶著剛睡醒的沙啞。
“早。”
他坐起來,抓了抓頭發。晨光勾勒出他肩膀的輪廓,睡衣領口松了,露出鎖骨。我們剛結婚時他比現在瘦,這幾年工作忙,反而壯實了些。
“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問。
“沒想好。”
“那就在家待著吧。”他下床,“我去做早餐。”
我跟著起來,疊被子,拉開窗簾。天氣很好,陽光鋪滿半個房間,能看見空氣中浮動的微塵。
周博濤在廚房煎蛋,滋滋的聲音,油煙機低鳴。
我靠在門框上看他。
他煎蛋很有一套,單面煎,蛋黃要溏心,邊緣焦脆。
結婚頭兩年我常夸他煎蛋好吃,后來習慣了,就不說了。
現在我又想起那些細節。
他記得我不吃蔥,記得我生理期會肚子疼,記得我喝咖啡要加雙份奶。
這些記得,在日復一日的生活里被磨成了習慣,不再特意提起。
可它們都在。
早餐擺上桌:煎蛋,烤面包,牛奶,還有一小碟我腌的醬菜。我們面對面坐著,安靜地吃。陽光照在桌面上,面包屑在光里看得很清楚。
吃到一半,周博濤的手機響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眉頭微皺,接起來:“媽。”
電話那頭的聲音我聽不清,但能聽出語速很快,情緒不太對。周博濤聽著,嗯了幾聲,咬了口面包。
“下周三?”他說,“我知道。”
又聽了一會兒。
“車的事……”他停頓了下,目光掃過我,然后落回桌面上,“先不買了。”
我捏著牛奶杯的手緊了緊。
電話那頭的聲音忽然大起來,連我都能聽見幾個詞:“說好的……博文期待很久了……你怎么能……”
周博濤的表情沒變,只是眼神沉了沉。
“家里現在有情況。”他說,聲音很平靜,但有種不容置疑的力度,“藝涵工作出了點問題,我們得先顧這邊。”
“我知道。”他打斷對方,“媽,我知道。但車不是必需品,博文可以先坐地鐵。”
“等穩定了再說。”他又說,“錢我會先留著,應急用。”
電話那頭還在說什么,但周博濤已經不想聽了:“先這樣吧,我在吃早飯。掛了。”
他放下手機,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然后端起牛奶喝了一口,喉結滾動。
“博文的車?”我問,聲音盡量自然。
“嗯。”他嚼著面包,“本來答應他下周三去提車,十五萬那款,首付我出,月貸他自己還。”
“為什么……”
“現在不合適。”他看我一眼,笑了笑,但笑意沒到眼睛里,“咱們家得留點備用金。你工作沒了,萬一我這邊也出點什么狀況,得有錢周轉。”
他說得輕描淡寫,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但我心里那根弦繃緊了。
十五萬,對他來說不是小數目。
項目經理聽著風光,其實每個月到手也就兩萬多,還要還房貸車貸。
這十五萬,不知道他攢了多久。
“博文會不會不高興?”我問。
“會吧。”周博濤放下杯子,“但他二十八了,該自己想想了。”
這話他說得很淡,但我聽出了一點別的意味。以前他從不這么說,總是“他還小”、“沒經驗”、“我當哥的應該幫”。
“你媽那邊……”
“我會處理。”他站起身,開始收拾碗筷,“你別操心這些。”
他端著盤子往廚房走,走到門口時停下來,回頭看我:“藝涵。”
“嗯?”
“這段時間,咱們關起門過自己的日子。”他說,“外面的事,我來扛。”
我看著他,忽然說不出話。
他轉身進了廚房,水龍頭打開,水聲嘩嘩。我坐在原地,看著桌上他留下的面包屑,和那杯喝了一半的牛奶。
陽光移到了我手邊,暖烘烘的。
可我心里發冷。
04
周一,周博濤照常上班。
我在家待著,無所事事。平時總盼著能休息幾天,真休息了,反而心慌。房子很安靜,能聽見樓上小孩跑動的聲音,隔壁洗衣機工作的聲音。
中午我熱了點剩飯吃,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嚼著。米飯有點硬,菜也涼了,油凝在表面。
手機震動,是梁藝婷。
“怎么樣?”她問。
“什么怎么樣?”
“你裝失業啊,周博濤什么反應?”
我沉默了幾秒:“他信了。”
“然后呢?”
“取消了給他弟買車的計劃。”
電話那頭也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梁藝婷說:“意料之中。”
“是嗎?”
“周博濤那個人,表面看著軟,其實心里有桿秤。”她說,“平時貼補家里,是因為他覺得那是責任,而且不影響你們的基本生活。現在你‘失業’了,天平就傾斜了。”
她說得對。周博濤就是這樣的人,按部就班,講究平衡。他不會讓自己陷入真正的困境,總會留后路。
“你接下來怎么辦?”梁藝婷問,“一直裝下去?”
“我不知道。”
“藝涵,”她聲音嚴肅起來,“這事兒不能拖太久。紙包不住火,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你這是在測試他。”她說,“測試人性,很危險的。”
我掛了電話,走到陽臺上。我們陽臺很小,勉強放得下兩盆綠蘿,葉子長得茂盛,垂下來。樓下是小區花園,幾個老人在曬太陽,小孩在玩滑梯。
測試。
這個詞讓我不舒服。我不想承認自己在測試周博濤,但事實上,我就是在做這件事。我把一個虛構的困境扔給他,看他怎么選。
而他選了“我們”。
下午三點多,我接到一個陌生電話。顯示是快遞,我以為是周博濤買的東西,就下樓去取。
快遞小哥遞給我一個小盒子,不重。我拿回家拆開,愣住了。
是一盒草莓。
很大顆,鮮紅,裝在透明的塑料盒里,底下墊著白色的紙。盒子貼著標簽,是那個很貴的進口品牌,超市里賣一百多一盒的那種。
我從來舍不得買。
盒子里有張小卡片,手寫的字:“吃點甜的,心情好。”是周博濤的筆跡。
我拿起一顆草莓,聞了聞,清甜的香氣。洗了幾顆,放在白瓷盤里,紅得扎眼。
坐在沙發上,我慢慢吃著草莓。很甜,汁水飽滿,但咽下去時,喉嚨發堵。
我想起上周,我們一起逛超市。路過水果區時,我多看了這草莓兩眼,周博濤說:“買一盒?”
“太貴了。”我說,“又不是什么特別的日子。”
“想吃就買唄。”
“算了。”我推著購物車往前走,“買普通的就行。”
當時他也沒堅持。我以為他忘了。
手機又響了,這次是周博濤。
“草莓收到了嗎?”他問,背景音有點吵,像是在外面。
“收到了。”我說,“怎么突然買這個?很貴。”
“想吃就買唄。”他重復了那天的話,然后笑了下,“正好路過商場,看見就買了。”
“你那邊怎么那么吵?”
“哦,見個客戶。”他說,“晚上可能晚點回來,不用等我吃飯。”
“好。”
掛了電話,我看著那盒草莓。一百多塊錢,對現在的我們來說不算小數目。尤其是他剛取消了給弟弟買車的計劃,轉頭卻給我買這么貴的草莓。
這算什么?補償?還是表態?
我不知道。
晚上周博濤果然回來得晚,快九點才到家。他看起來有點累,眼底有淡淡的青色。
“吃過了嗎?”我問。
“吃過了,和客戶一起。”他脫了外套,“草莓吃了嗎?”
“吃了幾顆。”
“好吃嗎?”
他點點頭,去浴室洗澡。我坐在客廳,能聽見水聲。茶幾上還放著那盒草莓,蓋子開著,有幾顆已經開始發蔫了。
他洗完澡出來,穿著睡衣,頭發還濕著。
“對了,”他擦著頭發說,“明天開始,我可能要忙一陣。”
“怎么了?”
“接了個私活。”他在我旁邊坐下,沙發陷下去一塊,“朋友介紹的,幫個小公司做項目規劃,大概得忙一個月。”
“會很累吧?”
“還好。”他說,“就是得晚上和周末加班。錢還行,做完能拿兩萬。”
兩萬。對我們現在的情況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補充。
“其實不用這么拼。”我說,“我還能找別的工作……”
“不急。”他打斷我,“你先歇一陣。找工作的事慢慢來,找到合適的再說。”
他說得輕松,但我知道,接私活意味著什么。他本職已經夠忙了,經常加班,現在再加一份工,身體會吃不消。
“博濤。”我看著他。
“謝謝你。”
他愣了下,然后笑了,伸手揉亂我的頭發:“傻不傻,夫妻之間說什么謝。”
他靠進沙發里,閉上眼睛,看起來很疲憊。我看著他,想說什么,但最終沒說出口。
那盒草莓在燈光下紅得刺眼。
像某種無聲的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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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博濤開始早出晚歸。
早上我醒來時,他已經在廚房弄早餐。不是簡單的煎蛋面包,而是煮粥、蒸包子,有時還拌個小菜。他說反正起得早,順手做了。
我坐在餐桌前,看他忙碌的背影。晨光里,他肩膀的線條看起來很結實,但仔細看,能看出一點不易察覺的僵硬。
“其實我可以自己做。”我說。
“沒事。”他把粥端過來,“你多睡會兒。”
他吃得很快,幾分鐘解決,然后換衣服出門。西裝革履,公文包,和往常一樣。但我知道不一樣了。包里除了公司的文件,還有私活的資料。
白天我一個人在家。頭兩天還覺得清閑,第三天就開始發慌。我嘗試投簡歷,但心里清楚,我不會真的去面試。這場戲得演下去。
我打電話給梁藝婷,約她出來。
我們在一家咖啡館見面,下午人不多,角落里很安靜。梁藝婷點完咖啡,上下打量我。
“瘦了。”她說。
“有嗎?”
“有。”她靠回椅背,“心里有事,吃不下睡不好,是吧?”
我沒否認。
“周博濤怎么樣?”
“他接私活了。”我說,“每天早出晚歸,說要多掙點錢。”
梁藝婷攪拌著咖啡,金屬勺子碰著杯壁,叮叮輕響。
“他弟那邊呢?沒鬧?”
“不知道。”我說,“博濤沒提。”
但我知道肯定鬧了。上周日,周博濤在陽臺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幾句。
“媽,我說了現在不行。”
“我知道答應過,但情況變了。”
“車不是剛需,晚點買怎么了?”
“行了,別說了。我自己心里有數。”
他掛了電話,在陽臺站了很久,背對著客廳。我看見他抬手抹了把臉,動作很快,像在擦什么。
然后他轉身進來,表情已經恢復正常,甚至對我笑了笑:“晚上想吃啥?”
他沒說電話的事,我也沒問。
咖啡端上來,我喝了一口,苦得皺眉。梁藝婷看著我,忽然問:“藝涵,你后悔嗎?”
“后悔什么?”
“設這個局。”
我沉默。
后悔嗎?
有時候半夜醒來,看著身邊熟睡的周博濤,我會想,如果一開始就告訴他,現在會怎樣?
我們會開心地計劃怎么花那筆錢,會吵架怎么分配,會爭執要不要給他家……
也許不會。也許周博濤會主動說,這筆錢我們自己留著,誰也不告訴。
可我沒給他選擇的機會。
“我不知道。”我說。
“那筆錢,”梁藝婷壓低聲音,“你打算怎么辦?”
“先放著。”
“一直放著?”
“等我想清楚。”
梁藝婷嘆了口氣:“有些事,拖得越久,傷害越大。”
我知道。但我現在像騎虎難下,不知道怎么收場。告訴他真相?他會怎么看我?繼續瞞著?看著他為了一個虛構的困境拼命?
那天下午回家時,路過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老板娘看見我,笑著打招呼:“今天這么早?”
“對了,”她忽然想起什么,“上回你買的彩票,開獎了嗎?”
我心里一緊:“還沒看呢,可能沒中吧。”
“看看唄,萬一呢。”她笑著說,“我看好多人中獎都不自知。”
我含糊應了聲,快步走開。回到家,關上門,背靠著門板喘了口氣。
那本雜志還在書柜底層。我走過去,蹲下,抽出來。雜志封面是深藍色的,邊角已經磨損。我翻開,找到夾著彩票的那頁。
彩票還在,薄薄一張紙。
我盯著它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抽出來,走到廚房,打開燃氣灶。
火苗竄起來,藍芯黃邊。
我把彩票湊近火焰,邊緣開始卷曲,發黑。熱浪撲在手指上。
但最后我沒松手。
我把火關了,彩票扔在流理臺上,邊緣已經燒焦了一小塊。我盯著那焦痕,胸口起伏。
燒掉就一了百了。沒人知道,我可以繼續假裝,甚至可以“找到”新工作,結束這場鬧劇。
但我沒燒。
我把它重新夾回雜志,塞回書柜。
周博濤回來時已經晚上十點。他看起來很疲憊,眼圈更重了。我給他熱了湯,他坐在餐桌前喝,一口一口,喝得很慢。
“今天順利嗎?”我問。
“還行。”他說,“就是方案得改,客戶要求多。”
“別太拼了。”
“嗯。”他抬頭看我,笑了笑,“等這個項目做完,咱們出去旅游一趟吧。好久沒出去了。”
“去哪?”
“你想去哪?”他問,“海邊?還是山里?”
“那我想想。”他又低頭喝湯,“找個安靜的地方,住幾天,什么都不干。”
他說得很自然,像在計劃一件很快就會實現的事。
我看著他喝湯的樣子,忽然想,如果我現在坦白,他會原諒我嗎?
湯喝完了,他站起來洗碗。水聲嘩嘩,他背對著我,肩膀微微弓著。
“博濤。”我開口。
“嗯?”他沒回頭。
“……沒什么。”我說,“早點休息。”
他關掉水龍頭,擦干手,轉過身來。燈光從他頭頂照下來,在眼窩處投下淡淡的陰影。
“藝涵。”他叫我的名字。
他看著我,嘴唇動了動,像要說什么。但最后他只是走過來,抱了抱我。
“快去睡吧。”他說,“我再看會兒資料。”
他抱得很輕,很快就松開。然后拿著公文包去了書房,關上門。
我站在廚房里,看著緊閉的書房門縫下透出的光。
那光細細一條,黃黃的,像一道劃在黑暗里的傷口。
06
我開始跟蹤周博濤。
不是全天跟著,只是選了他晚上“加班”的時間。他說私活要在公司做,因為要用專業設備,但我總覺得哪里不對。
周二晚上,他說要去客戶那邊開會,晚點回來。七點出門時,我站在窗前,看著他走出樓棟,往地鐵站方向去。
我換了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跟了出去。
地鐵上人不少,我隔著兩節車廂,透過玻璃能看見他的背影。他穿著那件深灰色的西裝,站得很直,但頭微微低著,在看手機。
四站后他下車,我也跟著下。不是去他公司的方向,而是另一個商業區。出地鐵站時天已經黑了,路燈亮起來,街上人來人往。
他走得很快,穿過一條街,進了一棟寫字樓。那樓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小公司,也有共享辦公空間。
我在樓下等了十分鐘,然后進去。大廳很亮,前臺沒人。我看了眼樓層指示牌,上面列著幾十家公司名字,密密麻麻。
電梯下來了,我走進去,猶豫著按了幾層。一層層找不現實,而且容易被發現。
我走出大樓,繞到后面。那里有個小咖啡館,落地窗正對著寫字樓的側門。我進去,點了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
八點,九點。
咖啡館里的人來了又走,只有我還坐著。服務員來添了兩次水,看我的眼神有點疑惑。
九點半,周博濤從側門出來了。
但不是一個人。他和另一個人一起,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POLO衫,兩人邊走邊說。走到路邊,男人拍了拍周博濤的肩膀,上了一輛車。
周博濤站在原地,等車開走,才轉身往回走。
但他沒進寫字樓,而是拐進了旁邊的小巷。
我立刻起身,結了賬跟出去。巷子很窄,兩邊是各種小店,燈光昏暗。我隔著一段距離,看見周博濤進了一家便利店。
他在里面待了幾分鐘,出來時手里拿著一個塑料袋。然后他繼續往前走,又拐了個彎。
我跟上去,發現他進了一家麥當勞。
不是進去吃,而是在門口的長椅上坐下。那條長椅在角落里,燈光照不到,很暗。他從塑料袋里拿出一個東西——是飯團,便利店那種。
他就坐在那里,撕開包裝,開始吃。
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偶爾停下來,看著街對面的霓虹燈發呆。燈光在他臉上明明滅滅,看不清表情。
我站在馬路對面,躲在公交站牌的陰影里,看著他。
他吃完飯團,把包裝紙塞回塑料袋,沒扔。又從公文包里拿出筆記本電腦,放在腿上,打開。屏幕的光映著他的臉,忽明忽暗。
他在工作。
就在這條嘈雜的街上,在麥當勞門口的長椅上,用免費的Wi-Fi,改方案。
我看著他敲鍵盤,偶爾停下來思考,揉揉太陽穴。有行人經過,好奇地看他一眼,他也不在意。
十點了。
他合上電腦,裝進包里。起身時,動作有點僵硬,他按了按后腰,站了會兒才往前走。
這次他往地鐵站方向去。
我繼續跟著。
地鐵上人少了,他找到座位坐下,頭靠著玻璃,閉上眼睛。
燈光從頭頂照下來,我能清楚地看見他眼下的青色,和下巴上新冒出的胡茬。
襯衫袖口,磨得有點發毛了。
那是他最喜歡的一件襯衫,棉質的,穿著舒服。我上個月還說給他買件新的,他說不用,還能穿。
現在袖口處,線頭都出來了。
他睡得不安穩,地鐵一晃,他就驚醒,茫然地看看四周,然后又閉上眼睛。
我站在車廂連接處,隔著人群看他。
心里那堵墻,開始出現裂縫。
回到家時已經快十一點。我比他先到,裝作一直在家的樣子。他進門時,我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回來了?”我說。
“嗯。”他換鞋,“你還沒睡?”
“等你。”
他笑了笑,看起來很累。走過來坐在我旁邊,沙發陷下去。
“還行。”他說,“就是客戶難纏,方案改了好幾遍。”
“在哪兒開的會?”
“客戶公司。”他說得很自然,“在CBD那邊,樓挺高的。”
我沒說話。
他靠進沙發里,閉上眼睛。電視的光映在他臉上,明明暗暗。
“……我給你煮點夜宵吧。”
“不用。”他說,“吃過了。”
吃的飯團。便利店四塊錢一個的飯團。
我站起來,往廚房走。打開冰箱,里面還有菜,有肉。我想做點什么,但手在抖。
最后我熱了杯牛奶,端給他。
“喝點吧,助眠。”
他接過去,說了聲謝謝。捧著杯子,小口小口喝。熱氣模糊了他的眼鏡,他摘下來,放在茶幾上。
沒了眼鏡,他看起來有點陌生。眼睛不大,眼角有細紋,但眼神很干凈。
“藝涵。”他忽然說。
“等這段時間忙完了,”他看著杯子里的牛奶,“咱們好好計劃一下以后。”
“以后?”
“嗯。”他點點頭,“換個工作節奏,或者……看看能不能自己做點什么。”
“你想創業?”
“有點想法。”他說,“但得慢慢來。先攢點錢,積累點資源。”
他說得認真,像真的在考慮。但我知道,如果他知道家里其實有3800萬,這些計劃會完全不同。
“你覺得呢?”他問我。
“都好。”我說,“你決定就行。”
他笑了,笑容很淡:“不能總我決定。咱們一起。”
牛奶喝完了,他把杯子遞給我。手指碰到我的,很涼。
“去睡吧。”他說,“明天還得早起。”
我們一前一后走進臥室。他脫衣服時,我看見了,后腰上貼著一片膏藥,白色的,很顯眼。
“腰怎么了?”我問。
“沒事,”他說,“老毛病,坐久了有點酸。”
他沒說是坐在麥當勞門口的長椅上坐久了。
關燈躺下,黑暗中,我能聽見他的呼吸聲。不平穩,帶著一點壓抑的痛楚。
“博濤。”我在黑暗里開口。
“對不起。”
他靜了幾秒,然后翻身面向我:“怎么了?”
“讓你這么辛苦。”
他笑了,聲音很低:“又說傻話。夫妻之間,不就應該互相撐著嗎?”
他伸手,在黑暗里找到我的手,握住。
“睡吧。”他說。
他的手很暖,掌心有薄繭。我握著他的手,閉上眼睛。
但我知道,我睡不著。
腦海里全是今晚的畫面:他在長椅上啃冷飯團,袖口磨出的毛邊,地鐵上疲憊的睡顏,后腰上的膏藥。
還有那3800萬,在黑暗中發光,像一只嘲弄的眼睛。
裂縫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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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周博濤的腰傷加重了。
周三早上,他起床時動作很慢,扶著腰,臉色發白。我問他要不要請假,他搖頭:“今天約了客戶,很重要。”
“可是……”
“沒事。”他咬著牙站起來,“貼了膏藥,能撐。”
他走路的姿勢有點別扭,但努力掩飾。出門前還對我笑了笑,說晚上盡量早點回來。
我站在窗前,看著他走出樓棟,腳步明顯比平時慢。到小區門口時,他停下來,撐著路邊一棵樹站了會兒,才繼續往前走。
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寧。中午給他發消息,問他怎么樣,他說挺好。但我知道他在逞強。
下午四點,梁藝婷打電話來,問我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我拒絕了,說在家等周博濤。
“他最近怎么樣?”她問。
“很累。”我說,“腰傷犯了,還在硬撐。”
梁藝婷沉默了一會兒:“藝涵,我覺得你該收手了。”
“什么?”
“這個測試,該結束了。”她說,“你已經看到結果了,不是嗎?周博濤在拼命,為了你編的謊言在拼命。再這樣下去,會出事的。”
“想想那筆錢,”她繼續說,“現在說出來,你們可以立刻改變生活。他可以不用接私活,不用熬夜,不用忍著腰傷去工作。這才是對的。”
“我知道。”我說,“但我不知道怎么開口。”
“直接說。”梁藝婷說,“告訴他你中獎了,之前騙他是想看他反應。然后道歉,誠懇地道歉。”
“他會原諒我嗎?”
“我不知道。”梁藝婷實話實說,“但繼續瞞著,傷害會更大。”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發呆。天色漸漸暗下來,客廳里的光線一點點褪去。
六點,周博濤沒回來。
七點,也沒消息。
我給他打電話,沒人接。發微信,沒回。
不安感像藤蔓一樣爬上來,越纏越緊。我站起來,在客廳里踱步,又走到陽臺上往外看。小區門口車來車往,沒有他的身影。
七點半,手機響了。
我立刻接起來,但不是周博濤。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
“請問是薛藝涵女士嗎?”
“我是。”
“這里是市第一醫院。您丈夫周博濤出了車禍,現在在急診室,您能馬上過來嗎?”
世界靜了一秒。
然后所有的聲音涌回來:電話里的背景音,我的心跳聲,窗外汽車駛過的聲音。
“嚴……嚴重嗎?”我問,聲音在抖。
“情況不太好,您先過來吧。”
我問了具體位置,掛了電話。手抖得厲害,手機差點掉地上。我深呼吸,告訴自己冷靜,但腿發軟。
抓起包,鑰匙,沖出門。
電梯很慢,數字一層層跳。我盯著那跳動的數字,腦子里一片空白。
到醫院時,急診室一片忙亂。刺鼻的消毒水味,穿著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匆匆走過,推床的輪子碾過地面的聲音。
我找到前臺,報了周博濤的名字。護士查了下,指著一個方向:“搶救室那邊,家屬在外面等。”
搶救室。
這三個字讓我眼前發黑。
走廊很長,燈光慘白。盡頭有幾張椅子,坐著幾個人,表情都木木的。我走過去,看見搶救室門上亮著紅燈。
一個警察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家屬。我點頭。
“事故大概在六點四十左右,”他說,“您丈夫開車時追尾了前面一輛貨車。初步判斷是疲勞駕駛,他全責。”
“他人呢?怎么樣了?”
“還在搶救。”警察說,“傷勢比較重,顱內出血,肋骨骨折,脾臟破裂。”
我靠著墻,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膝蓋抵著冰冷的地磚。
“他開的什么車?”我問。
“黑色大眾,車牌號是……”警察報出我們的車牌。
是我們的車。那輛開了五年的車,貸款剛還清。
“車呢?”
“基本報廢了。”警察說,“拖車拉走了。”
我蹲在那里,臉埋在膝蓋里。走廊的風很冷,吹在脖子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