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重建中國人的公德心, 城市無望, 我們反倒要放眼農村？

? 盧暉臨、陳昕怡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 周英梅

昆山市農業農村局

【導讀】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城鎮化像一臺收割機。城市越來越發達，農村卻越來越空——人情淡了，地荒了，曾經熱鬧的村集體散了。而在長三角的昆山，情況恰恰相反。這里既有城市的生活品質，又沒弄丟熟人社會的溫度：柏油路通到家門口，老人有千叟宴，孩子有獎學金；一到周末，住在城市商品房里的年輕人，拖家帶口往村里跑……

這篇文章揭示了昆山鄉村的“發展密碼”：不是靠老天爺賞飯吃，而是一場持續四十年的“集體”突圍。在快速變遷的時代，集體的意義遠不止分紅，更是為成員兜底、重建社會聯結的裝置。它提供了一種普適的組織邏輯：在因地制宜開展經營的基礎上，為村民提供安身立命的溫暖家園，并以此抵御現代化帶來的風險與沖擊。誠然，昆山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難以復制，但是如果只看到這一案例的物質層面，可能就錯過了其最寶貴的啟示意義。它促使我們思考，在原子化的現代社會，我們如何還能有一個回得去的“我們”。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集體的再生：

鄉村公共性建構的昆山道路

現代化進程常被描繪為一個傳統共同體逐漸瓦解、個體獲得解放、社會日趨原子化的線性發展過程。在這一敘事框架下，鄉村公共性的流失往往被視為不可避免的命運，村莊則常被視作城鎮化的對立面，似乎終將在歷史進程中走向衰落或消亡。然而，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長三角腹地——昆山，一種與理論預設相悖的生動現實正在生成：鄉村并未消散于城鎮化的洪流之中，反而在城鄉融合的交織地帶，生長出物質豐裕、人際關系緊密、富有韌性與生命力的社會空間。其核心秘密，深植于“集體”這一中國鄉村特有制度的創造性轉化與功能性再造。

公共性并非物理層面的空間概念，而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品質與共同體的本質屬性。結合中國鄉村的語境，可將鄉村公共性理解為：在村莊共同體中，成員基于共同利益與規范，通過持續性的互動、協商與集體行動，建構信任、達成共識、管理公共事務并塑造共同未來的能力與過程。

這種公共性對于不同層面的社會存在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對于村莊/社區而言，公共性是共同體得以存續和運轉的社會黏合劑。它超越了血緣與地緣的自發聯系，通過建立普遍性的信任與合作規范，來克服個體利益的離心力，為公共設施建設、環境整治、文化傳承等集體目標的實現提供社會基礎。缺乏公共性，村莊便可能退化為由孤立家庭構成、缺乏內在聯系的地理聚落。對于更廣泛的社會而言，社區公共性是健康社會治理結構與公民精神的微觀基礎。充滿活力的社區公共生活能夠培養成員的責任意識、參與精神和協商能力，這些品質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一個由無數具備高度公共性的社區構成的社會，必然更具韌性、凝聚力和創新活力。

本文旨在通過梳理昆山鄉村集體從鄉土工業時代的奠基，到城鎮化沖擊下的突圍與轉型，直至成為當代鄉村公共生活核心載體的完整歷程，揭示一條通過“集體的再生”實現鄉村公共性重建的中國路徑。這一路徑不僅關乎鄉村自身的存續，更對思考如何在高速現代化進程中維系社會團結、避免原子化困境，具有普遍的啟示意義。

奠基：集體與鄉土工業化的積累

要理解昆山鄉村集體在改革開放后展現出的頑強生命力與持續轉型能力，必須將其置于更長的歷史時段中考察。事實上，昆山的工業化基因與集體經濟的早期形態，早在蘇南模式聞名全國之前，便已在計劃經濟的體制縫隙中悄然萌發并積累了關鍵勢能。

20世紀70年代末，昆山的經濟結構已靜悄悄地發生了一場根本性轉變。1979年，昆山全縣工業總產值達到2.78億元，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2.2%。這一結構性轉折標志著，在改革開放的宏觀序幕拉開之際，昆山已從一個傳統農業縣轉型為工農并重的新型縣域經濟體。

更具前瞻性的是，昆山的村莊以一種自覺的進取姿態，開辟了一條由內生動力驅動的現代化路徑。在70年代中后期，在全國經濟仍以計劃經濟為主導時，昆山的基層鄉村已經開始自覺地、靈活地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包括集體資產、尚未完全卷入國家工業化體系的勞動力，以及最為關鍵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在計劃體制的邊緣，積極發展了一批社隊企業。這些企業規模雖小，卻機制靈活，能夠面向市場組織生產。據統計，在1970年至1980年這關鍵十年間，昆山新增了350家村辦企業和229家社隊（鄉鎮）企業，展現出草根經濟強大的生命力。至1980年，鄉鎮及以下工業產值在全縣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從1970年僅占7.26%的微弱份額，迅猛攀升至47.54%，[1]幾乎與縣屬國營工業平分秋色。

改革開放初期，憑借毗鄰上海的區位優勢和“不等不靠、敢闖敢試”的民間自覺，昆山更為主動地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成為最鮮活的時代寫照。在缺乏國家大規模投資的情況下，村莊集體成為工業化的關鍵發動者和組織者。它們利用農業積累的有限資金、社隊企業基礎以及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出的勞動力，興辦起紡織、服裝、小五金、簡單機械加工等各類小微企業。土地的性質由此發生微妙變化：部分耕地或村莊建設用地在集體統籌下轉為非農用途，建起廠房。農民的身份也隨之分化，白天進廠做工，早晚兼顧農事，“離土不離鄉”的模式初具雛形。

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村莊集體完成了作為現代經濟組織的初步淬煉。如何動員村民集資入股，如何爭取早期的供銷合同，如何管理并不熟悉的工業生產流程，如何應對市場波動——這些實踐雖顯樸素，卻實實在在地鍛造了一批具有市場意識、經營膽略和協調能力的村莊帶頭人。集體經濟的盈余，除了用于擴大再生產，也直接反哺村莊道路、橋梁、學校等公共設施的建設，形成早期“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內循環。在這一階段，村莊的黨政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高度重合，村支書往往兼任總廠廠長，經濟成功與政治權威相互強化，集體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全能型角色，積累了深厚的組織威望和社會信任。

突圍：城鎮化浪潮中的“新公地”建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昆山的集體經濟格局遭遇了嚴峻挑戰。一方面，鄉鎮企業改制的全面推進，使許多村辦企業在“一刀切”的政策壓力下被迫“徹底轉、轉徹底”，[2]村莊集體遭遇去工業化沖擊。另一方面，伴隨城鎮化和外向型經濟加速發展，大規模集中征地重塑了城鄉空間結構，使剛經歷改制陣痛的村莊再度面臨土地資源被壓縮甚至消亡的壓力。[3]在此雙重沖擊下，村莊的選擇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決定了其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結構性位置：是被動消解于城鎮化的浪潮，還是借此契機主動重塑自身的發展路徑？

昆山的村莊，依托前一階段積淀的組織遺產和行動智慧，普遍選擇了后者，并在這場關乎存續的突圍中，完成了從鄉土工業的生產者轉型為城市空間的資產經營者與公共服務供給者的關鍵一躍。這一轉型的成功，倚仗于兩個相互支撐的關鍵條件。

首先，富有彈性的地方制度設計預留了結構性縫隙。昆山地方政府在推動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允許村集體在有項目支撐的前提下，申請不超過該村耕地面積8%的村級經濟發展預留地，用于再投資和資本化運營。同時，昆山通過富民合作社等政策創新，鼓勵集體和村民以資本聯合方式參與城市商業開發，為集體經濟的存續與轉型開辟了寶貴的制度通道，使村莊獲得了參與城鎮化利益分配的入場券。

其次，鄉土工業時期所錘煉的組織資本與人力資本實現了延續與轉化。那些在市場經濟早期浪潮中成長起來的村莊帶頭人，熟悉基層情況，兼具群眾工作能力與市場談判經驗。在集體企業改制后，這批人并未散去，他們帶領村莊，將征地補償所得的貨幣資本、村辦企業留存積累以及寶貴的預留地資源，精準地投入快速擴張的城市空間所催生的新需求之中。實踐中，村集體普遍形成了三類合作模式：一是集體與村民聯合出資的富民合作社，二是集體與開發商等社會資本協同開發的商品房與沿街物業，三是多個村社間聯合建設的工業園和標準廠房。借助這些合作機制，村莊集體將征地壓力轉化為投資動力，逐步成為城鎮空間中的資產經營者，形成了以物業租金、商業運營與產業配套為核心的新集體收入來源。

然而，單個村莊的資本體量、土地資源和發展視野終究有限。隨著國家土地宏觀調控日益嚴格，可供開發的增量空間急劇收縮。同時，昆山自身的產業體系也在升級，對產業配套空間的標準和要求大幅提高。早期建設的低端打工樓和簡易廠房面臨淘汰壓力。分散的、小規模的集體經濟模式，難以應對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參與高質量產業項目或提供區域性公共服務。

于是，一種更具創新性的組織形態——強村公司——應運而生，標志著昆山集體經濟進入了橫向一體化、抱團發展的新階段。2010年，淀山湖鎮率先由十個行政村聯合出資3000萬元，組建了全市第一家鎮級強村公司。這并非簡單的資金聯合，而是旨在打造一個能夠進行規模化、市場化運營的聯合發展平臺。此后，這一模式在全市各鎮迅速推廣。截至2023年底，昆山已成立22家強村公司，總資產規模達47.32億元，凈利潤1.8億元。在政府引導、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經營、收益分紅的原則下，強村公司能夠整合多個村的分散資源和資金，投資建設單村無力承擔的大型標準廠房園區、區域性商業綜合體、人才公寓社區，甚至參與鎮域范圍內的市政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的建設與運營。由此，村莊集體實現了從分散個體戶到聯合開發商乃至區域性公共服務伙伴的能級躍升，真正在鎮域甚至市域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至此，昆山的村莊系統地建構起一種植根于城市肌理之中的“新公地”。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自然形成的耕地、山林或池塘，而是經由集體有意識地投資、建設和運營而產生的經營性物業資產與公共空間。這些新公地所產生的持續性收益，為鄉村公共性的重建與再生產，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物質與財政基礎。

▍功能轉型：從經濟組織到公共性載體的蛻變

擁有穩定且日益壯大的經濟基礎后，昆山村莊集體的行動邏輯與功能重心發生了深刻而自覺的轉移：從全力以赴思考“如何掙錢”——積累經濟資本，轉向系統謀劃“如何花錢”——如何將經濟收益有效地轉化為社區福利、公共服務與社會資本，從而鞏固其存在的合法性并再造共同體認同。在這一過程中，集體作為鄉村社會公共性之核心生產載體與維系樞紐的本質屬性，正日益凸顯。

這一功能轉型首先依托于堅實的財政基礎。一方面，村莊集體通過經營性活動獲得穩定收益，形成持續的自我造血能力。另一方面，城市增長紅利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向鄉村回流。早期，村莊為昆山產業升級與空間重構讓渡了土地和發展空間，使市鎮能夠集中資源、統一規劃，形成高附加值工業體系。2023年，昆山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11433億元，全口徑稅收超過1000億元，其中約350億元可留存地方。堅實的財政基礎使地方政府能夠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將發展紅利定向反哺鄉村，既實現發展成果的再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增值空間分布不均造成的村際不平等。特別是2017年“政經分離”改革后，村莊的行政運行經費與基礎建設支出被明確納入財政保障。截至2023年底，昆山市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均值達594萬元，村均可支配收入1262萬元，為村集體承擔公共服務職能奠定了物質基礎。

更深層次的動力源于村民與集體關系的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村民收入來源趨于多元化、市場化，集體經濟分紅在村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續下降。2023年，昆山村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44583元，同期集體經濟發展得最好的村莊，分紅也只有1800元/股。集體對村民生計的直接作用顯著減弱，村民對集體的期待也更多轉向生活質量與公共服務，故村集體逐步將公共服務建設視為核心職責。以我們調研的涇河村、金華村為例，公共服務的優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彌合城鄉在基礎設施與人居環境等硬件層面的差距。為營造宜居的村莊環境，金華村實現綠化覆蓋率75%，戶均兩個停車位，每年投入約150萬元用于道路保潔與綠化養護。涇河村與金華村分別于2018年和2022年實現天然氣全覆蓋，完成道路柏油化、橋梁改造與農房翻建，村民居住條件顯著改善，基本實現“家家戶戶小車到門口”。

第二，圍繞村民全生命周期需求，建構系統性的福利體系。以涇河村為例，其為新錄取的大學生和中小學生分別發放獎學金、報銷學雜費；設立普惠醫療救助金，在市鎮兩級醫保報銷的基礎上，對村民自費部分再給予不低于20%的報銷，并對困難戶額外傾斜；為60周歲以上老人發放尊老金，為65歲以上老人提供餐飲補貼、每月免費上門理發及生日祝壽金。同時，村集體設立專項扶貧濟困資金，金額從2017年的21.6萬元增長至2021年的58.1萬元，為弱勢群體提供穩定和持續的兜底保障。

第三，建造支持日常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間。涇河村打造了十大載體，包括便民服務中心、村民文化廣場、百姓功能會所、日間照料中心、涇河學堂、24小時圖書館及衛生服務站等多類空間，形成集休閑、學習、照護與交往于一體的公共場域。這些空間既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質，又為村莊日常公共生活提供了物質載體。

硬件設施的現代化和福利體系的制度化，尚不足以自動生成活躍的公共生活與深厚的共同體認同。在傳統集體化時期，共同勞動是聯結村民、產生集體意識的天然場域。而在生產活動高度個體化、家庭化的今天，如何將已然退回私域的個體重新吸引到公共空間中來，如何將經濟資本轉化為凝聚人心的社會資本？昆山的村莊集體展現出了令人驚嘆、富有藝術性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動員技藝。

第一，對傳統節慶進行創造性轉化，重塑周期性集體儀式。以涇河村為例，其以購買服務的方式組織村民參與全村的節日活動中。重陽節不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敬老，而演變為全村老人歡聚一堂的千叟宴；春節前夕的全村團圓飯或餃子宴，讓返鄉的游子與留守的親人共聚；元宵燈會、端午包粽子、中秋晚會等，都被精心組織為全村參與的嘉年華。這些活動通過共享食物、共同觀賞表演、互動游戲等形式，營造出一種超越家庭血緣、全村范圍的集體歡騰氛圍。這些周期性的儀式，在時間維度上為村莊刻畫出了鮮明的集體節奏，強化了大家屬于一個共同體的歸屬感。

第二，嫁接國家政策與社區治理，將宏觀敘事轉化為可參與的日常公共實踐。美麗庭院評比便是一個典范。它將美麗鄉村、人居環境整治等國家政策，轉化為家家戶戶門前屋后可見、可評、可學的庭院美化競賽。評比過程本身就成了公共事件：村民相互參觀、交流園藝心得，評審團的評議成為公共討論。私人的居住空間由此被適度地公共化，成為公共審美與集體認可的議題。這既落實了政策，更在微觀層面創造了大量非正式的交往機會，悄然拓寬了公共生活的邊界。

第三，精準聚焦一老一小，培育公共生活的穩定參與主體和骨干力量。老年人和兒童是當代公共參與的關鍵群體。[4]村集體通過直接提供或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系統性介入這兩個群體的生活。例如，涇河村開展書法班等十多個老年活動，并成立舞蹈隊、門球隊等興趣團體，將村民組織起來。這些村民成為村莊中最活躍的群體，也是公共生活的常備力量。另一方面，村莊依托并發揮村民小組的力量，并吸納黨員、積極分子，形成網格-微網格的體系。這兩類組織構成村莊穩定、持續的社會內核，并通過網絡方式向中青年群體延展。這種基于興趣和服務的組織化方式，在無意識中重建了村莊的社會聯結網絡，讓公共生活在日常細節中自然生長。

▍空間生產與社會融合：城鄉兩棲與新市民的社區融入

昆山鄉村公共性建設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在于成功容納并塑造了一種與經典城鎮化敘事不同的生活模式——城鄉兩棲生活，并主動將外來人口納入社區融合的進程，實現了公共性的外向拓展。

城鄉兩棲是昆山村民在高度工業化、城鎮化語境下的一種生活策略與智慧結晶，它主要呈現兩種成熟形態。第一種是都市嵌入型，多見于緊鄰城區或位于產業園區內的村莊。這些村莊在物理外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已與城市完全接軌，村民在就業、教育、醫療、消費等方面與市民無差異。這種模式的獨特價值在于保留了基于地緣和歷史的熟人社會網絡與原生的村莊治理結構。村民享受城市的便利，卻生活在一個彼此知根知底、社會支持網絡更為緊密的都市村莊里，有效抵御了純粹商品房社區常見的匿名化與疏離感。第二種是雙重居所型，常見于離中心城區稍遠但交通便利的村莊。這種模式的核心是家庭在空間與功能上的策略性配置：在城鎮購買商品房，主要用以獲取優質教育資源、滿足子女教育需求，并作為社會身份的象征；同時，在村莊保留經過翻建、環境優越的自建房，作為周末家庭團聚和情感歸屬的核心場所。由此形成5+2的生活節律：工作日在城市奮斗打拼，周末回歸鄉村休憩團聚。便捷的交通和鄉村優越的環境質量，使這種鐘擺式生活成為可能且富有吸引力，讓家庭和鄉土的社會聯系在空間分離中得以頑強延續。

更值得深入探討的是，昆山的村莊集體超越了封閉的、基于戶籍和成員權的福利俱樂部邏輯，有意識地將公共性建設拓展至龐大的外來新昆山人群體。首先，在物質安居層面，集體統一建設和管理的打工樓、人才公寓，為外來務工人員、青年技術人才提供了價格遠低于市場、管理規范、安全性高的棲身之所，極大降低了外來人口的城市落腳成本。其次，在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層面，包容性實踐更為深刻。在昆山的許多村莊，外來人口被邀請參與幾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動，如節慶聯歡、體育比賽、文藝演出。社區志愿者隊伍中也活躍著大量新市民的身影。更具象征意義的是，村莊內部的榮譽評選，如好媳婦、好鄰居、道德模范等，也將常住外來人口納入評選范圍。在調研中，就不乏來自安徽、河南等地，因熱心公益、助人為樂而被評為村級好人，甚至獲得市級道德模范稱號的外來務工者。這種治理上的包容，源于一種共居者共治共享的實踐智慧。村莊集體通過營造開放、參與、尊重的社區公共文化，促進了本地居民與外來者之間非功利性的日常交往，逐步構建社會信任，培育了能夠連接不同地域、職業、文化背景群體的橋接型社會資本。這使得昆山的許多村莊，并未淪為本地人與外地人相互隔離、社會關系緊張的城中村，反而成為外來人口初步實現社會融入、建立城市歸屬感的緩沖帶與社會化平臺。這種從空間容納到社會接納，再到情感融入的漸進過程，正是昆山鄉村公共性成熟與包容性的體現，也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融合提供了寶貴經驗。

▍理論反思：集體的當代使命

昆山經驗揭示了在深入推進城鎮化與市場化的時代，村莊集體如何在外部沖擊下保持連續性并實現功能轉型。本文的分析表明，昆山的村莊集體并未在市場擴張中被動退場，反而展現出高度的組織韌性：基于“新公地”的構建與公共性載體角色的重塑，集體將經濟積累持續轉化為社會資本，并依托普惠型公共服務重建社會聯結，從而在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建立起可持續的利益關聯與情感紐帶，形成聯通個體與共同體利益的長效機制。

在當前從國家到地方均強調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政策語境中，集體的功能定位仍需進一步廓清。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已成為資源配置主導機制的今天，為何仍需發展集體經濟？昆山的經驗給出了一個清晰而有力的答案：集體經濟的當代核心價值，已遠遠超越了創造經濟收益、增加財產性收入的功能。它更深層、更本質的使命，在于作為一種關鍵的社會組織化機制，有效對抗市場邏輯帶來的社會原子化與聯結瓦解趨勢，并持續地生產與再生產社會公共性。

昆山的村莊集體，恰恰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扮演了一個社會性反向平衡裝置的角色。它利用新公地運營所產生的自主財力，持續制度化地投入那些純粹市場不愿涉足、行政體系又難以完全精準覆蓋的領域，如社區特有的情感維系活動、微觀人際關系的調解與培育、地方性知識的傳承、基于熟人/半熟人社會的精細化管理、外來人口的社區融入服務等。

在這個意義上，成功轉型后的當代集體，實際上承擔了多重關鍵的社會功能。它是公共性的生產車間，通過組織公共活動、運營公共空間、創設公共議題，持續制造社會交往的機會，將離散的個體重新編織進社會關系之網。它是社會資本的孵化器與蓄水池，培育信任、互惠、合作的規范，既鞏固內部的黏合型社會資本，也通過開放融合培育連接異質群體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它是福利與服務提供的在地化補充者，提供差異化、個性化、響應迅速的社區福利與公共服務，與政府的普惠性保障和市場的專業化服務形成有效互補與銜接。它還是社區認同與意義的穩定錨，在快速變遷、流動加劇的時代，為成員提供穩定的社會組織框架、連續的生活世界和情感歸屬的坐標，緩解現代性帶來的無根與疏離感。

因此，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根本目的，不應被狹隘地理解為單純的資產增值和分紅數字的增長，而必須旗幟鮮明地著眼于公共性產出、社會整合效能與共同體重建能力。它關乎我們能否在現代化進程中，避免走入一個物質豐裕卻社會疏離、個體自由卻孤獨無依的困境，關乎能否為每一個人提供一個既能自由馳騁又能安心回歸、既有個體尊嚴又有群體溫暖的共同體家園。唯有在此意義上重新理解和激活集體，我們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真正回應“公地悲劇”這一經典的難題。

這種回應并非富裕地區的特權，也不應被視為孤立的個案。誠然，昆山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難以復制，但我們不應因此誤讀其經驗。昆山模式的精髓，不在于不可復制的財富體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普適的組織邏輯：在因地制宜開展經營的基礎上，為村民提供安身立命的溫暖家園，并以此抵御現代化帶來的風險與沖擊。這條集體再生之路的意義早已超越昆山一域，為中國乃至所有面臨高速現代化、市場化、城鎮化轉型的社會，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本土方案：現代化不應是一場城市吞噬鄉村、個體湮沒共同體的單向進程，也不必重走西方社會原子化的歷史彎路。它完全可以是，也應當是一條城鄉互構、個體與共同體共生、經濟效率與社會團結兼顧的融合發展與文明新路。這條道路的核心，在于承認并發揮集體在組織社會、生產公共性、維系認同方面的獨特功能，使之成為高速變遷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器與黏合劑。

編輯 | 王堯池

注釋（向上滑動查看）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集體經濟與鄉村公共性構建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號22JJD840002。

[1] 昆山市統計局編：《昆山市社會經濟統計資料 （1949—1990）》，第358~380頁。

[2] 陳家建：《多樣的現代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頁。

[3] Li Tian & Yan Guo, Peri-urban China: Land Use, Growth,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9.

[4] 閔學勤：《社區自治主體的二元區隔及其演化》，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1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