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空中客車公司首席執行官傅里。而就在傅里抵達北京后,中方對歐盟的態度出現明顯變化:從連續發出關切與警告,轉為啟動具體反制措施。
先看會談,王文濤首先肯定空客在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但隨后重點提出,歐盟近期不斷加嚴對華經貿限制措施,已經損害中國企業對歐投資信心,嚴重影響中歐正常經貿合作。他希望空客發揮積極作用,推動歐方與中方相向而行,通過對話解決分歧。
這番表態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中方仍希望合作,但耐心正在減少。就在此次會見前,中國商務部已正式向歐盟委員會提交意見,對歐盟《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表達嚴正關切。中方認為,該草案以網絡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為名,引入所謂“非技術風險”概念,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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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非技術風險”,核心在于企業即便不存在技術問題,只因國別背景,就可能被認定為“高風險供應商”,并被排除在能源、交通、通信等18個關鍵行業供應鏈之外。換句話說,限制并不基于市場競爭,而是基于身份標簽。
這也是中方要求歐盟刪除相關條款的關鍵原因。近年來,歐盟提出“去風險”戰略,希望減少對單一外部市場的依賴。但當這一戰略落地時,卻轉化為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包括網絡安全審查、產業補貼調查以及公共采購排他規則。
這些措施在形式上屬于監管,在效果上卻形成準入壁壘。再加上俄烏沖突后,歐盟安全議題權重上升,經貿政策與地緣政治開始交織。經濟規則被安全邏輯重新定義,貿易爭議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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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空客成為此次溝通的關鍵角色。王文濤在會談中提出,希望歐洲企業推動政策回歸理性。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間接施壓方式:通過歐洲產業界向歐盟決策層傳導現實利益。
而就在會談之后的4月24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將7家歐盟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禁止其獲取中國兩用物項。這是中方首次針對歐洲企業啟動類似機制。此前,這類措施主要針對美國防務企業。被列入清單的企業涉及防務承包、航空電子及軍工科研領域,原因是其參與對臺軍售或與臺安全合作。
這一動作具有明顯的政策含義。首先,這是一次對等回應。就在前一天,歐盟剛宣布對27家中國內地和香港實體實施制裁,指控其協助俄羅斯規避制裁。中方明確表示相關指控缺乏事實依據,并強調中國始終堅持勸和促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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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是規則層面的反制。根據新出臺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規定,任何破壞中國供應鏈安全的境外主體,都可能面臨調查與限制措施。此次列單正是新制度首次實際運用。
最后,這是態度變化的體現。過去中方更多通過外交溝通表達不滿,而此次直接動用貿易工具,說明政策進入執行階段。中方同時強調,措施僅針對少數涉軍實體,不影響中歐正常經貿往來。這意味著反制具有明確邊界,并非全面對抗。
從整體走勢看,中歐關系正處于一個調整周期。歐盟試圖在經濟合作與安全考量之間尋找平衡,但現實出現三重矛盾。歐盟機構與成員國利益并不一致。德國、法國等制造業大國仍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企業層面對限制政策普遍保持謹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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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策目標與實際效果存在偏差。限制中國企業并未明顯降低歐洲市場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反而促使更多企業選擇在歐洲本地投資建廠,加深產業融合。更何況,歐盟長期倡導的自由貿易原則與現實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當非歧視原則被安全例外不斷突破,多邊貿易體系的穩定性也隨之受到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中方要求刪除相關條款,既是維護自身企業利益,也是希望合作框架回到規則基礎。對中方來說,開放仍是主線,但必須建立在公平規則之上。合作可以擴大,但不能以單邊限制為前提。空客CEO此次北京之行,表面是企業訪問,實質卻成為中歐關系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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