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軍律師┃司法糾錯為什么這么難？—— 寫在南京李才玉案開庭之前

南京二級高級警長李才玉被控徇私枉法案計劃于2026年5月9日上午開庭。代理本案二審以來，對案件程序、實體問題的不斷了解，對南京當地司法環境的切身體驗，在此暫時不多講，看二審情況，再做進一步的表達。

今天，就聊聊刑事領域的司法糾錯難問題。

做刑辯這些年，我見過太多當事人家屬拿著一摞摞的材料，眼神里透著絕望和期待問我：“安律師，這案子明明是錯的，為什么就是翻不過來？”

這個問題，我在心里問了自己無數遍。很多人把鍋甩給某個法官或檢察官，其實真不是那么簡單。冤案翻案難，本質上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出了問題，是制度、人情、利益盤根錯節的結果。今天咱們不講虛的，把這背后的深層邏輯掰開了揉碎了講講。

一、制度層面：先天設計的“緊箍咒”

首先得看規則。咱們的刑事訴訟法設計里，再審（審判監督程序）本身就是個“非常態”程序。

1、再審門檻高得離譜

二審是終審，判決生效了就進入了“既判力神圣”的保護圈。想啟動再審？光有懷疑不行，得拿出實錘。法律規定必須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違法”達到嚴重程度。在實務中，法院手里握著巨大的審查裁量權，很多申訴連立案復查的門都進不去，直接就被“駁回”了。這就像一道緊閉的大門，鑰匙掌握在原本做出判決的人手里。

2、“誰辦案誰負責”的副作用

現在推行的司法責任制，初衷是好的，要讓辦案人終身負責。但到了冤案糾錯這兒，這就成了巨大的利益固化劑。一旦案子改判了，意味著前面的公安、檢察、法院一環扣一環全是錯案。這不僅關乎面子，更關乎帽子——績效扣分、晉升受阻、甚至要背紀律處分。這種情況下，指望原單位主動“抽自己耳光”？太難了。

3、“配合”大于“制約”的慣性

公檢法本該是三角形的穩定性結構，互相制約。但現實操作中，很多時候變成了流水線作業，“配合”得嚴絲合縫。偵查階段的一點小瑕疵，到了起訴、審判階段，往往就被默認承接了。再加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在某些時候被虛化，想要靠內部力量打破這個閉環，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4、證據的“化石化”

法律講究的是“以事實為依據”，但這個事實是法律事實，也就是當年案卷里記載的那些證據。時過境遷，物證可能丟了，證人可能不在了。讓你在幾十年后去拿“新證據”推翻舊判決，這本身就是一個極高的舉證門檻。

二、實踐層面：看不見的“潛規則”

除了白紙黑字的制度，還有大量實操中的潛規則在作祟。

1、層層背書，無人愿當“破局者”

一個案子能走到終審判決，那是經過了偵查員、法制員、檢察官、法官好幾雙手的。這已經不是一個人的錯誤，而是一個體系的背書。推翻它，等于否定了整個鏈條的專業性。所以，基層司法機關往往有一種本能的保守主義——“維持原判最安全”。

2、“有罪推定”的幽靈

雖然教科書上都寫著“無罪推定”，但在很多辦案人員腦子里，案子既然判了，那肯定是有罪的。他們在審查申訴時，往往帶著一種“這人是不是在胡攪蠻纏”的預設心態。這種選擇性失明，讓很多關鍵的疑點就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3、當事人的“無力感”

說實話，冤案家屬太難了。他們不懂法，不知道怎么寫一份合格的申訴狀，也不知道怎么去搜集那些早已塵封的證據。再加上再審階段法律援助往往跟不上，沒有專業律師介入，單靠老百姓的一張嘴、幾張紙，根本撬不動龐大的司法機器。

三、現實層面：利益與成本的博弈

最后，我們得聊聊最現實的利害計算。

1、維穩與地方形象

有些案子是當年的“嚴打”案，或者是地方上的大案要案。改判了，不僅是賠錢的事，還可能引發信訪、輿論海嘯，甚至牽扯出當年背后更復雜的保護傘問題。地方政府為了“大局穩定”，往往傾向于捂蓋子。

2、國家賠償的賬本

別笑，這很現實。案子平反了，國家要賠錢，要安排善后。對于一些財政緊張的地方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時候，不翻案反而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3、時間的磨損

很多案子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當年的偵查人員退休了，檔案丟了，記憶模糊了。你想還原真相，但真相早就被時間磨沒了。這時候，即便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個錯案，但因為無法完全“證實”，也就只能一直這么懸著。

冤案翻案難，歸根結底是制度架構、實踐慣性和現實利益的一場共謀。要想真正解決翻案難，不能光靠“真兇出現”或者“亡者歸來”這種戲劇性的偶然，更不能只靠媒體的輿論倒逼。

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性的松綁：弱化錯案考核的負面綁定，讓檢察官、法官敢于糾錯；強化律師在申訴階段的實質性參與；最關鍵的是，要讓司法機關敢于直面錯誤。畢竟，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但遲遲不來，就更不是正義了。

安志軍律師，北京瀛和律師事務所權益高級合伙人，刑事業務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東城區律師協會刑事業務研究會副主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 專業領域：專注于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刑事辯護。多起案例獲撤銷案件、不起訴、改判等有效辯護結果。電話（微信）:1391127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