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女志士與被遺忘的全球史：一場跨越百年的青春對話

115年前的今天，公歷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在廣州打響。

2026年3月29日，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一個綴滿黃菊與紫白花朵的典雅花圈靜默佇立。緞帶上，“敬悼黃花崗烈士殉難百十五年英魂垂范”的題詞，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敬獻”的落款，端莊肅穆。這是鄭麗文女士自2025年深秋執掌國民黨以來，其政治身份首次以一種靜默莊重的姿態，具象地呈現在大陸土地。

2026年3月29日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紀念日，現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女士敬獻的花圈。

兩日后的3月31日，中共中央臺辦主任宋濤受權宣布：應中共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邀請，鄭麗文主席將于4月7日至12日率團訪問江蘇、上海、北京。這一紙邀約，讓外界重新注意到那段曾因歲月而沉寂的聯結，是以“人未到，花先至”的巧思徐徐重啟。事實上，鄭主席早在2025年12月，便已通過媒體表達想赴大陸交流的意愿，尤想親往廣東祭奠黃花崗起義先烈。從中可見，這場一百一十五年前由一群熱血青年獻出生命的悲壯起義，早已超越歷史本身，升華為兩岸共同記憶與情感的精神錨點。它不僅僅是凝固的過往，更是化作連接現實與未來的橋梁。

“黃花崗之父”潘達微的骷髏情結

我對黃花崗起義的探尋，正是始于一個被時光掩埋的深刻象征——骷髏。

初二那年暑假，當我初次佇立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一股深沉肅穆的力量瞬間擊中了我。這份震撼，源于一張罕見的墓園舊影：在墓園初建時的墓道柱頂之上，竟赫然矗立著巨大的骷髏雕塑。這究竟是為何？在紀念辛亥革命最壯烈一役的圣地，會出現如此驚悚駭人的塑像？懷揣巨大困惑，我與幾位摯友踏上了長達十六年的探索之旅，我開始逐漸體認到自己想要探究的，不僅僅是起義的起因過程，更是這些志士仁人面對生命和死亡時的憂懼、掙扎與超越。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早期墓道鐵柱頂的骷髏塑像

于是，我開始走近一個名叫潘達微的人。“七十二烈士”的英名響徹云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名字卻隱入塵煙。歷史往往記住犧牲者，卻容易遺忘為犧牲者收尸善后的人。事實上，沒有潘達微，便沒有黃花崗。正是他，在清廷視烈士為亂黨、尸骨將被棄于“臭崗”的恐怖時刻，冒死聯合廣仁善堂收斂遺��；還是他，將忠骨歸處定名“黃花崗”，以西風相戰，滿城金甲的異代通感，重塑葬地魂魄；更是他，在自己亡命南洋、顛沛流離之際，仍不忘囑咐一雙年幼兒女代為祭拜，并立下嚴苛儀軌：騎白馬、著白衣、掛白綬帶，上書“黃花崗之子”與“黃花崗之女”。他深知，少年志士血灑羊城卻無后焚香，便以自己骨血，背負起這世間最沉重祭奠。

潘達微先生像

然而，潘達微的后半生，卻深陷于理想破滅的迷惘。革命槍聲雖終結了千年帝制，但民國初年的中國，卻并未如烈士們憧憬的那般駛入共和坦途，反倒在軍閥割據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目睹這破碎河山，潘達微毅然拒絕官職，轉而將熱血傾注于另一種救國之路——公益。需注意的是，晚清語境中的“公益”，其內涵與今日泛指的社會公眾福祉大相徑庭。彼時的“公益”，承載著救亡圖存的家國大義，直指國家民族的復興宏業，具體包括推動政治革新、啟迪民眾心智、從列強手中收回鐵路礦產等關鍵利權等多元維度。由此，潘達微的赤子之心躍然紙上：他是粵漢鐵路風潮的中堅旗手，為鐵路收歸國人商辦奔走呼號；他創辦贊育善社，引進西醫科學接生技術，挽救無數瀕危產婦與新生生命；他籌建孤兒院，收容戰火中流離失所的孤弱孩童，尤其烈士遺孤，試圖以點滴善意重塑民族將來。

與此同時，在投身公益的這條路上，骷髏成了他生命最后二十年的精神圖騰。他親手燒制的瓷質骷髏陳于書案，每逢黃花節便“對骷髏寫黃花”，以骨殖之形叩問生死；他主編《天荒》畫刊，特以骷髏臨窗展卷的漫畫作為封面，讓死亡意象與人文思索在方寸間碰撞；更令人震撼的是，主持黃花崗墓道修建時，他在墓道入口的四根鐵柱頂端，安放四尊骷髏雕塑，讓所有觀者迎面撞見這極致具象的死亡驚悸，時時提醒著英魂犧牲的重量。

多年來，我始終困惑于如何精準描摹他的內心世界，直至2015年博士畢業來到廣州工作，第一時間拜訪了首位系統研究潘達微的黃大德先生。黃先生之父黃般若、外祖鄧爾雅，皆為潘達微摯友，這份淵源讓他對潘達微的理解自帶溫度。此后，黃先生成為我深入觸摸黃花崗起義精神脈絡的關鍵引路人。在與黃先生的多次深談中，我漸漸洞悉，這是一種非常極致的精神獨白。在潘達微的精神世界里，骷髏絕非簡單的死亡符號，而是風月寶鑒里“紅粉骷髏”照見的虛無底色，亦是西方“虛空畫派”（Vanitas）靜物傳統中對塵世繁華的冷峻警醒，還是刺向那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時代的錐心控訴。他在絕望中奮力掙扎，又在奮力中透出徹骨的絕望。于是，森然骷髏與灼灼黃花熾烈碰撞，淬煉出“碧血黃花”的悲愴美學。這既是對先烈犧牲價值的終極詰問，也是在虛無深淵里打撈救贖的一線微光。

我時常在想，像他這般把心事熬成骨殖的人，又能將心意傾吐給誰？是否還有像他一樣親歷起義烽煙的故人，從未忘卻辛亥三月的血與誓言？

黃花崗起義中的女子世界

在潘達微的遺物中，有一頁他親筆書寫的挽聯底稿，墨痕承載深沉情誼：“骨肉結深交大半生，愛我若慈親……數十載舉家同救國，成功先退……” 落款為“誼子潘達微”。寥寥數語，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原來他與一位名為徐慕蘭的女性，曾有過長達半生的結拜母子之情。慕蘭究竟是誰？

辛亥風云激蕩，史料浩瀚如海，但徐慕蘭的名字卻似一粒沉沙，蹤跡難覓，只知她是同盟會員李應生、李沛基兄弟的母親，愛國女飛行員李霞卿的祖母，但卻連一張她的照片都無從尋覓。后來，黃先生在潘達微1927年主編的《微笑》雜志上，讀到了潘先生小女兒潘劍鍔寫徐慕蘭的一篇短文，我們才終于得見一張極其模糊的身影。

潘達微親擬徐慕蘭挽聯

或因慕蘭及其全家素來行事隱秘，潘劍鍔此文竟也隱去了她及所有親眷的姓名，僅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勾勒其人其事：“在滿清時代，她在廣州設立機關辦事，帶炸彈傳遞消息，就是她最大的本領。他有兒子兩個，一個在三月廿九之役，給李準捉去的，一個是炸鳳山的。這個轟轟烈烈的女革命黨員……不要笑她古老，此是四十年前的少奶奶樣子，纏了二寸金蓮，不過一個深閨美人，后來環境壓迫，由軟弱變勇敢，大膽出來辦國家的事，如今老了，還在慈善學校當職務哩。古人有話，一個人發奮向上，一有機緣，什么大事都可成立。這個契婆，豈不是環境造成的英雄嗎？”若非對那段崢嶸歲月了然于心的特殊讀者，恐怕難以從這字里行間辨認出，文中所述正是那湮沒于歷史煙塵的徐慕蘭。

多年后，我在廣州大元帥府程存潔館長處，有幸得見一頁黃花崗起義時期，清廷通緝令性質的報紙，上面赫然印著一位身著華貴旗裝的女子影像，上標“女革黨徐李氏小照”。清廷將她與起義總指揮趙聲并列，足見其在彼時統治者眼中，已是心腹大患。為何又是一位徐姓女子？莫非正是慕蘭？抑或是她的至親？其中出現的“李”姓，是否與慕蘭之子李應生、李沛基兄弟有關？緊握這一連串謎團，我逐漸有了驚人發現。

女革黨徐李氏小照

原來世間竟有兩位“徐李氏”。報紙上被通緝的“徐李氏”，并非慕蘭本人，而是她的親妹徐宗漢——原名徐佩萱。這對姐妹生于滬上，出身近代史上聲名顯赫的香山北嶺徐氏家族，后因家族聯姻相繼嫁入海豐籍洋務委員李慶春之家，分別成為其子李紫石、李晉一的夫人。因此，她們既是親姐妹，又因婚姻成為妯娌。黃花崗起義爆發之時，紫石、晉一早已相繼離世，可見她們的選擇，絕非“夫唱婦隨”的被動追隨，而是整個家族革命思想的先行者、啟蒙者與行動組織者，并將李五福堂的豪門深宅悄然改造為隱秘的革命據點，不僅引領晚輩李應生、李沛基兄弟參與暗殺，更感召女仆黃悲漢、小姑李佩書等人，一同匯入推翻帝制的洪流，堪稱名副其實的“舉家同救國”。

起義之夜，黃興孤身鏖戰后負傷，跌撞至徐宗漢設立的溪峽機關。次日凌晨，徐宗漢以驚人膽識為黃興易容，同登夜輪赴港。抵港后黃興右手重傷需手術，院方堅持親屬簽字，生死關頭，徐宗漢毫不猶豫以妻子之名落筆擔責，術后悉心照護。兩顆在革命烽火中相互依偎的心，也在這段共患難的時光里緊緊相依，成就一段血火淬煉的真摯情感，最終結為恩愛夫妻。

與黃興婚后的徐宗漢及兒子黃一美

半年后，當武昌起義爆發，清廷封鎖森嚴，徐宗漢利用摯友張竹君醫生組織的赤十字會，將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巧妙偽裝，以戰地救護為名“暗度陳倉”，直抵漢口前線。黃興病逝后，她并未沉溺于權力余暉，而是轉身投入更為艱難的社會建設。她耗盡家財，支持新生的共產黨人創辦平民女學，資助貧寒青年赴法留學，同時開辦南京貧兒教養院，將母職倫理升華為公共實踐。她兩度遠涉重洋募款，足跡遍及北美、東南亞，卻兩度將所籌巨資傾囊捐給抗日前線，最終帶領數百貧兒在戰火中自辦農場，自力更生。這早已超越撫育者的角色。她是以近乎獻祭的決絕，向孩童們完整昭示何謂脊梁。在徐氏姐妹身上，我分明又觸到了潘達微的氣息。這些起義的生還者們，幾乎都將余生燃作燭火，在漫長無聲的文明重建中，默然賡續著辛亥三月的未竟之志。

事實上，像徐氏姐妹這般投身黃花崗起義的女性還有不少，從宋銘璜、莊漢翹、胡寧媛、胡佩螈、陳淑子、何少卿，到越南華僑羅阿練與羅四妹姐妹，再到香山的梁煥真與梁劍眉姐妹、卓國興與卓國華姐妹，甚至可能還有湮沒無聞的女烈士吳炎娘與吳七娘，只是她們的生平多如斷線紙鳶，難覓蹤跡。因此，在《碧血黃花：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的開幕式上，我們同時首發《徐宗漢生平考述》一書，不僅是為了致敬徐氏姐妹，更是為了拋磚引玉，喚醒那個曾被歷史長久遮蔽的、屬于女性的壯闊世界。正因她們曾用血肉鋪路，方使115年后的今天，當跨越海峽的花圈靜靜佇立在七十二烈士墓前，便不僅是對先烈告慰，更是對那股被長久忽視卻無比堅韌的女性力量，發出深沉有力的隔空呼應。

《碧血黃花：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

《徐宗漢生平考述》書影

“現代”肌理深處的地方性與全球史

我常常好奇，為何在良家女子足不出戶的晚清時代，徐氏姐妹能夠辦女學、倡革命、通英語，甚至遠渡重洋，周旋于華僑巨富與綠林草莽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方水土，能孕育出這般敢與時代角力的奇女子？追尋這些問題期間，我完成了博士學業，落腳廣州安家。選擇這座城的理由樸素篤定：它既是黃花崗起義的血火之地，更是徐氏姐妹初露鋒芒的舞臺。我當時的工作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正坐落在珠江之南的海珠區，舊稱“河南”，恰是徐氏姐妹參加起義時居住的李五福堂所在區域。

從中大南校區的辦公室到李五福堂舊址，車程不過一刻鐘，我常獨自穿行于“河南”的老街舊巷，以腳步丈量她們與潘達微曾經共同踏過的每寸土地。雖然經常沒有什么生平史料意義上的收獲，但卻好像非常真切地走近了那個時代。我慢慢知道了李五福堂的這支李氏源自粵東海豐，清末遷居廣州河南，其左鄰右舍多是十三行時代的貿易世家，無數買辦、洋商、基督徒在此交織成獨特的社交網絡，家族聯姻串聯起上海、天津、武漢的通商口岸，甚至延伸至南洋群島。

我日漸沉浸在這個華洋交匯、生機暗涌的歷史世界，每日都在新舊事物的碰撞中流連。從前讀史，常見“近代中國早期女權先驅多誕生于紳商階層”的論斷，在這樹影斑駁的老街深巷中，獲得了非常具象的印證。騎樓深處那些粵語、上海話和英語的交談聲，中西合璧的院落格局，無不訴說著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活樣態。同樣，辛亥革命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論述，也在香山徐氏與海豐李氏的具體史料中變得血肉豐滿，他們洋務財富的積累路徑、家族之間的聯姻策略，清晰勾勒出所謂“資產”的真實構成與流動軌跡。

這些家族多具閩粵沿海水上人的背景，其文化傳統自與中原禮教差異顯著。女性“不落夫家”習俗延續千年，更有崇拜女神祇、尊崇女首領、祭祀女祖先的獨特實踐。及至近代，孫中山在北美為黃花崗起義籌款主持洪門儀軌時，仍沿用“老母”“舅父”等母系權位稱呼……對這類現象的探索，已成歷史學與人類學交叉領域的學術增長點。大航海時代開啟后，“水上”家族率先融入世界貿易網絡，依托洋務貿易積累資本。在這樣的環境中，女兒并未被“無才便是德”的教條束縛，而是與男子一同修習算術、英語等貿易實用之學。由是觀之，傳統中國的女性世界遠比想象中多元豐饒，女性啟蒙的文化土壤，也遠非僅靠近代西方舶來的思潮便能全然催生。畢竟，所謂“傳統”與“近代”之間，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閘門。

于是，一種以“活生生的人”為原點，向具體真實的地方脈絡延伸、與全球歷史脈動共振的研究視角，連同隨之而來的全新史觀，讓我愈發深切地意識到：

黃花崗起義的層層景深，很可能蘊含著大航海時代的歷史積淀與近代全球化浪潮的相互激蕩，因此它是世界各地華僑與祖國大地跨越山海、共同譜寫的悲愴交響。

首先，這是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全球聯動。16世紀以降，已有大量閩粵家族通過海貿嵌入世界貿易網絡，其商業積累在起義中轉化為驚人的組織力量。孫中山奔走于南洋和北美，不僅是在游說，更是在激活一張覆蓋五大洲的救國網絡——高達187,636港幣的巨款，如血脈般從世界各地奔涌香港，清晰昭示著近代中國革命自其伊始，便已具有國際主義的精神底色；其次，這次起義的選鋒隊員，近半數是歸國華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生于印尼雅加達的混血志士羅福星。他雖幸免于黃花崗的血火，卻選擇了一條比死亡更壯烈的荊棘之路。作為孫中山先生親授使命的復臺先鋒，他以一紙《大革命宣言》喚醒沉睡的九萬同胞。獄中絕筆“殺頭相似風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刑前笑答“只有愛同胞的長處，別無短處”，字字碧血，句句驚雷。1914年，年僅二十八歲的他在苗栗羅崗山從容就義，用生命踐行了“不死于家，而死于國”的不亡之志，永為兩岸人民所共仰。最后，也最令人動容的起義回響，是萬里之外的一座孤冢。在英國利物浦安菲爾德公墓里，有一方孤獨的墓碑，碑身鐫刻：“中國蹈海烈士楊先生守仁墓”。這里長眠的，是被譽為“炸彈專家”的楊篤生。當年起義慘敗的噩耗傳至英倫，楊篤生于同年8月，毅然投身利物浦冰冷的海水，將畢生的革命熱忱與積蓄，化作投向革命事業的最后一枚“炸彈”。最令我觸動的，是其摯友于右任那句“利物浦是黃花崗”的泣血詩句。于右任早已預見，黃花崗終將成為碧血豐碑，但客死異鄉的摯友恐被歷史遺忘，于是他以詩為碑，將利物浦的驚濤駭浪，也化作了黃花崗的巍巍厚土。

全球籌款路線圖

羅福星烈士像

位于英國利物浦的蹈海烈士楊先生守仁墓

潘達微收斂忠骨時29歲，徐宗漢率全家舉事時不過34歲，而犧牲于臺灣的羅福星，年僅28歲。他們用最熾熱的年華，撲向一個古老帝國的黃昏。一百一十五年后，當我們回望這片碧血澆灌的土地，看到的不僅是一段悲壯歷史，更是一群青年人用生命寫下的答案。

不可思議的時空折疊，將廣州的黃花與利物浦的濤聲、生者的吶喊與死者的沉默，熔鑄成一座橫亙全球的無形豐碑。當這些思考沉淀為學術的養分與策展的底色，我開始渴求更多新的可能：或許是一座能讓歷史“虛空”中的脈絡顯影的紀念館，或許是促成更多人同頻共振的閱讀與觀看，又或許，是更簡單、更樸素的連接。今年9月，我的一位研究生即將赴臺訪學，她會帶著一盒黃花崗的泥土，鄭重地安放于羅福星烈士墓前，完成一場跨越海峽的青春致敬。

（作者武洹宇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