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簡史｜在世界分裂前：錫從何而來（二）

在學術界，貝爾提出的青銅時代“錫之謎”一直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因而也無從發揮�！昂訛楹１�，源為委本。先祭其源，后祭其委�！薄板a之謎”的核心問題，是找到古代近東所使用的錫的來源，從而找到最早將錫帶給蘇美爾人和腓尼基人的那個民族。西方學者已清楚，是古代腓尼基人最早將錫帶入地中海貿易圈，交給后來的希臘人，從而給歐洲帶來了文明之光。而腓尼基人是貿易民族，顯然不是錫的源頭。

直到1973年，距貝爾發表那篇著名文章近100年之后，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大衛·穆利（James David Muhly）發表了《銅與錫：青銅時代礦產資源分布與金屬貿易的性質》一書，這是一部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著作，也是第一次有人系統地從學術研究層面嘗試解決貝爾提出的問題。穆利有化學、冶金學、古代歷史學和東方語言學的專業背景，也有豐富的考古實踐經驗，這本書是基于他在196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在序言部分，穆利特別強調了研究青銅時代貿易的困難，文獻記錄稀少，考古證據支離破碎，且可有多種解釋，否定性多于肯定性，新材料不斷積累，歷史和年代學充斥爭議，放射性碳定年法局限性，等等�？傊瑢τ谘芯空叨�，“非常冒險，很少能得出結論，往往徒勞無功�！�

1982年“烏魯布倫沉船”被發現，銅和錫的數量驚人，相關文物豐富，歷史年代易于確定。此后，考古學家在土耳其南部、希臘克里特島和以色列海法等海域，又相繼發現了多艘沉船，其中有約30塊錫錠，考古年代與“烏魯布倫沉船”屬于同一時期。毋庸置疑，國際學術界對于這些錫錠，特別是“烏魯布倫沉船”那120塊錫錠極為關注，并寄予很高的期望。

1985年，詹姆斯·穆利發表論文《錫的來源與青銅冶金術的開端》，指出過去一些年來，對于古代冶金學各方面的興趣和出版物數量都急劇增長，這個領域獲得了一個新名稱“考古冶金學”（archaeometallurgy），有自己的期刊，一些大學設立了考古冶金研究所。但相關研究仍顯混亂，尚無新的綜合性著作，未看到有重大的學術突破，許多基本問題依然存在，其中首要的當屬古代錫的來源問題。

穆利指出，青銅時代錫錠和錫器物的新發現，連同關于歐洲、地中海和西亞錫礦的新地質證據，為梳理東地中海及西亞地區錫的來源問題提供了契機。歐洲最重要的錫礦資源出自厄爾士山脈（Erzgebirge），即德國的薩克森州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但沒有古代開采的痕跡，它的開采不會早于公元12世紀。古代羅馬作家對來自日耳曼的商品多有記述，主要是皮革、鹽和琥珀，但從未提到過錫。穆利重申，青銅時代近東和地中海的錫，不大可能來自北方。地中海的撒丁島已被證實有錫礦，但考古研究剛起步。埃及西奈半島也被發現曾有沉積型錫礦的痕跡，有可能在古代曾被開采利用。但總體而言，青銅時代金東和地中海的錫，當有兩個方向的來源，西方來源最有可能是英格蘭南部和法國的布列塔尼，東方來源最有可能是阿富汗。

穆利在論文中還提到，在1970年代，在青銅時代的銀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可基于鉛的4種同位素分布對比，通過鉛含量來追溯銀的來源。盡管還有諸多問題尚待解決，但現有分析證明鉛同位素分析有巨大潛力，而從理論上說，可建立類似的錫同位素研究體系，這需要實驗室亟待解決不同錫同位素分離的難題。

穆利最后還闡述了關于“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的哲學觀念，認為過往的歷史無法真實再現，古代歷史研究的意義和精髓，在于提出與所有證據，包括古代文獻、最新考古發現最相符、最合乎邏輯、最連貫的線索、思想和判斷。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曾反復強調過這樣的觀念，歷史研究中的“確定性”（certainty）不等同于“真實”（truth），只能說最合理、最接近于真實。

1991年底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世界政治地理發生了巨變。中亞地區開始受到世界前所未見的關注，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和歷史文明等學術領域的前沿。1992年2月，政治經濟學者安德烈·貢德爾·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美國《歷史研究》雜志上發表論文《中亞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對“中亞”一詞的涵義、地理范圍、內部特征、歷史國家形成、民族關系、內外互動、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等諸多議題提出了獨到見解。弗蘭克指出，中亞是中國、印度、波斯、突厥、俄羅斯等周邊各民族和文明彼此交匯互動之處，是歐亞大陸無可爭辯的中央。幾千年來，“亞洲的脈搏”來自中亞的心跳。自15世紀以來，隨著歐洲逐漸占據優勢地位，世界歷史中心轉移到外圍、海洋和西方，中亞遂成為世界歷史中“缺失的一環”，一個“黑洞”、一塊巨大的黑暗區域。貢德爾·弗蘭克強烈地提議，當重新書寫世界歷史，重新認識中亞在世界歷史中占據數千年之久的“中央性”。

著名中亞史學家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為貢德爾?弗蘭克的論文《中亞的中央性》寫了按語：“中亞對理解歐亞歷史至關重要........它是世界歷史中缺失的一環�！眮碓�: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 1992, Vol.8, No.1, pp.43-97.

1998年，貢德爾·弗蘭克發表著名的《重回東方：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劉北成譯中文版名為《白銀資本》），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和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敘事。他指出亞洲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亞洲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歷史，不僅可以追溯到500年前，亦可追溯至5000年前�！耙磺猩钏匦璧乃枷�，似乎在三千年前就已為我們所擁有�；蛟S我們只是將舊燼重新燃起新焰。”（芥川龍之介《河童》）“烏魯布倫沉船”考古發現和研究結果，為弗蘭克這一洞見提供了新的、堅實的依據。

1990年代，西方一些礦業和學術機構得以進入中亞地區進行實地考察，他們經與俄羅斯學者交流后發現，蘇聯地質學家和礦業學家們早已對這一地區的錫礦進行過非常詳細地調查，在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已發現有130多處錫礦。更重要的是，從咸海、撒馬爾罕、帕米爾、天山至阿爾泰山脈，分布著一條呈帶狀的錫礦區域，其中一些錫礦有很明顯痕跡，證明古代曾被開采過。這時歷史學和考古學界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共識：一方面要繼承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重視歷史文獻；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許多考古研究中的問題無法僅通過歷史方法來解決，有必要借助于來自科學和工程學等領域的專門知識，否則無法確定考古發現的重要文物的成分、來源和年代。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研究員阿斯利漢·耶納（Aslihan Yener）加入了“烏魯布倫沉船”課題研究組，首次借助于“考古冶金學”成果，通過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比率測定，嘗試解決“烏魯布倫沉船”錫錠的來源地問題。由于只能用鉛同位素進行的分析，而不是用錫同位素的分析，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因而在普拉克教授的考古報告中，只是籠統地報告了分析結果，沉船遺址發現的錫，一部分是來自于土耳其金陶魯斯山脈（Taurus Mountains）的卡斯特爾（Kestel）錫礦，另一部分來自中亞某個地點，具體地點沒有具體指明。

直到2022年11月，“烏魯布倫沉船”課題組終于在美國《科學進步》雜志上刊布了學術界期待已久的研究報告。論文題為《“烏魯布倫沉船”中的錫揭示了小規模商品交換支撐了青銅時代晚期歐亞大陸的錫供應》，署名作者共10人，杰馬爾·普拉克為第三作者，阿斯利漢·耶納排在第十位。負責主持這項課題的韋恩·鮑威爾（Wayne Powell）是美國布魯克林學院教授。這篇科學論文分為引言、分析、結論、學術評議、文獻、數據六個部分，引言部分概述了青銅時代晚期（約公元前1650年至公元前1200年），青銅是商代中國、邁錫尼（希臘）、亞述（伊拉克）的“高科技”，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在尋求銅和錫。銅相對豐富，錫則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和經濟物資，堪比今天的原油。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推測錫的來源和貿易線路。

“烏魯布倫沉船”課題組論文《“烏魯布倫沉船”中的錫揭示了小規模商品交換支撐了青銅時代晚期歐亞大陸的錫供應》刊載于美國《科學進步》雜志（Science Advances）雜志第8卷、第48期（2022年11月30日），署名作者為：Wayne Powell, Michael Frachetti, Cemal Pulak, H. Arthur Bankoff, Gojko Barjamovic, Michael Johnson, Ryan Mathur, Vincent C. Pigott, Michael Price, and K. Aslihan Yener，均為資深專家學者，論文份量非比尋常。

論文隨后介紹了“烏魯布倫沉船”的錫錠和研究方法：通過鉛同位素、微量元素和錫同位素分析相結合，對“烏魯布倫沉船”中的105塊錫錠（占總量的91%）進行了系統性的全面分析。測量分析工作進行了25次，在華盛頓大學彼得·胡珀地質分析實驗室完成�？蒲腥藛T使用6毫米高速鋼鉆頭從錫錠未風化的核心提取金屬屑樣品，熔解測量，與取自阿富汗東部（帕米爾地區）、土耳其陶魯斯山脈、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17個錫礦的礦石樣本進行比對。

分析結果證明，其中的2/3錫錠成分與土耳其托羅斯山脈的礦源相符。另外的1/3（共35塊）錫錠的化學特征，其來源可追溯到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錫礦礦床，這些礦床都發現了許多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前公元前1100年的采掘和冶煉遺跡，其中包括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頓（Mu?iston）獨特的富黃錫礦礦山（stannite-rich mine）。報告中提到，通常而言，中亞的錫礦石多含有銅、銀、金、鉛、鉍、銦、銻和碲，而穆希斯頓礦床的獨特性在于碲的含量非常高，與“烏魯布倫沉船”的錫錠中含有高濃度的碲相吻合，礦化深度相一致。

（圖8）美國華盛頓大學考古學教授邁克爾·弗拉凱蒂（Michael Frachetti）繪制的一幅“烏魯布倫沉船”錫錠貿易路線圖，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圖中黃色五星位置是“烏魯布倫沉船”遺址，塔吉克斯坦的穆希斯頓（Mu?iston）錫礦在天山（Tien Shan）西麓。圖中綠色地帶為錫礦分布主要區域，從亞述（Assyria）東開始，沿扎格羅斯（Zagros）山脈、伊朗高原、印度河谷北緣，一直延伸至帕米爾、天山山脈。天山和阿爾泰山被標注為“內亞山脈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來源：www.washu.edu網站

報告的結論是：土耳其的陶魯斯山脈和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頓礦山最有可能是“烏魯布倫沉船”錫錠的兩個來源。其中，陶魯斯山脈的錫礦產業規模顯然更大、持續時間更長。通往陶魯斯山脈深處的隘口是具有戰略位置的貿易樞紐，錫錠可以從這里運往大約一周路程外的地中海海港，然后裝載到像“烏魯布倫沉船”這樣的商船上。而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頓錫礦的采掘群體規模較小，可能是季節性居民，其生計依賴于季節性放牧與低地田作，采礦是其經濟的一種補充�？脊刨Y料表明，約自公元前1500年之后，正是這些集中于亞洲內陸山地走廊地帶，以天山西麓河谷為中心的民族，將伊朗高原北緣、帕米爾、天山東麓和阿爾泰山脈的民族連接起來，共同構建了一個復雜的互動性資源交換網絡。

這篇科學論文的重點是實驗數據和分析方法，不是歷史研究，許多相關重要問題尚未及說明。所謂依據，就是解決了的矛盾。青銅時期中國與巴比倫、埃及、腓尼基等近東文明之間的聯系，一直缺少充分可信的線索和依據�！盀豸敳紓惓链闭n題組將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巴比倫、埃及、腓尼基和邁錫尼希臘之間的貿易問題，最終引向了帕米爾高原和天山西麓，引向了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頓錫礦。帕米爾高原和天山山脈雖然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畢竟也是一條走廊，有多處隘口和河谷可以通行。有了這條坦蕩的路徑和堅實的依據，就可以此為出發點，對我國青銅時期的文明及橫跨歐亞大陸的古代“絲綢之路”歷史重新進行一番審視。

來源：特約撰稿 宿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