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本日記，鐵證歸來！一位中國“90后”的努力……

來源：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一場持續兩年多的世紀審判拉開帷幕，最終將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

80年后的今天，6冊塵封已久的日記，從大洋彼岸輾轉回到北京，又歸于南京。

日記的作者是東京審判美國檢察官薩頓。在中文互聯網上，這個名字略顯陌生，但泛黃紙頁上“字字泣血”的記錄不應沉默：既有南京大屠殺調查的鐵證細節，也有一位外國檢察官追索細菌戰證據未竟的遺憾。

去年11月，“90后”收藏家鄒德懷以十萬美元的代價，從海外拍得這批檔案。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他將正式把檔案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十年收藏生涯，這是鄒德懷花費最多的一組藏品，也是他的第一次捐贈。他希望，讓這份歷史的鐵證被更多人看見。

薩頓的法庭出入證等個人遺物。

10萬美元拍回最貴藏品

決定拍回薩頓檔案時，鄒德懷根本沒想到，這將是他花費最多的一組藏品。

那是2025年11月的一個凌晨，3點剛過，鬧鈴響起。窗外的北京城還在沉睡，鄒德懷從床上爬起來，強忍困意，打開電腦。他一邊刷新著競拍頁面，一邊點開微信，與遠在美國的朋友接通了語音電話。

北京時間3點半，大洋彼岸的拍賣行里，“東京審判美國檢察官薩頓檔案”即將上拍。為了方便，鄒德懷委托當地朋友幫忙出價。

這批拍品共13件，他提前做了功課，按經驗給每件拍品估了價、排了序。他心里大致有個預算：10多萬元人民幣，應該可以搞定。

不料，第一件拍品——薩頓的6冊日記登場后僅僅幾分鐘，價格便開始飆升�！�2萬美元�！彪娫捘穷^，朋友的聲音傳過來時，鄒德懷瞬間清醒。按照當時的匯率，僅這一件，就超過了他為整批檔案準備的預算。但他咬咬牙，沒有讓朋友停手。

6本日記記錄了薩頓在南京調查屠殺現場的全過程。

“一定要買下來。”事后鄒德懷向記者解釋這個決定時，語氣依然堅定，只是笑著說，沒想到會這么貴。這家拍賣行不算大，但在軍迷圈相當有名�！拔以诶锩尜I過不少飛虎隊的東西，所以時不時就會去逛一逛，看到薩頓檔案時，距離開拍只剩三天了�！�

薩頓是誰？鄒德懷坦言，拍賣之前，“或許在某些圖書資料中與他相遇過，但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批檔案最先吸引他的，是“東京審判”這個關鍵詞。點開文檔后，又看到了“南京大屠殺”。

直到對薩頓進行深入的“背調”，他才逐漸意識到，這位美國助理檢察官對于起訴日本戰犯那段歷史，“原來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衛·納爾遜·薩頓是一名美國律師，原本與中國毫無關系。東京審判，讓他的命運在中國拐了一個彎。

薩頓的護照照片。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采用英美法系的審判，極端依賴證據與證人。盡管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罪行罄竹難書，但在最終宣判前，這些戰犯都不能被認為有罪。換句話說，只要證據鏈有絲毫疏漏，他們就有脫罪的可能。

薩頓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與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等人并肩，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搜集相關證據。

為此，1946年，他兩度來華，足跡遍布上海、北平、重慶和南京，走訪了官員、傳教士、醫護人員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證詞、統計資料和照片檔案，并撰寫了來自中國的系列報告。

此次競拍的檔案，正是薩頓在1946年執行任務時留下的一手史料與私人遺物。這樣的東西，決不能旁落。

競拍還在繼續，價格仍在攀升。北京凌晨的夜色中，鄒德懷不斷在預算底線和現實報價之間掙扎。最終，13件拍品，他咬牙拍下了9件。落槌價總計超過6萬美元，加上傭金，折合人民幣將近50萬元。

按照拍賣行的規定，接下來一到兩周內必須付清全款。近50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鄒德懷手頭只有30萬元——這還包括父母的贊助。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向朋友們開口。

他問了將近20個人，朋友們的熱情和信任出乎意料。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副會長、自稱“沒什么錢”的記者朋友紛紛慷慨解囊。一個做投資的老友轉來錢，明確表示“不用還”，這樣的事情必須幫忙。

鄒德懷知道這些錢可能一時半會兒還不上，為了表達謝意，他特意設計了幾張精致的限量版“借據”，算是給朋友的一個紀念品。

萬萬沒想到，錢好不容易湊齊，匯款過去，拍賣行卻只收到了一部分。細問之下，真相讓他啼笑皆非——他遇到了電信詐騙。黑客侵入了拍賣行的郵箱，之前鄒德懷收到的付款賬戶信息半真半假。

鄒德懷和拍賣行報了警，美國警方的答案是無可奈何。一籌莫展之際，一位熱心公益事業的企業家朋友張菡聽說了原委。一聽是為了買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歷史檔案而被騙，二話不說，當即贊助了20萬元人民幣。

這筆錢，恰好彌補了遭遇電詐的損失。加上此前款項，這批檔案一共花費了10萬美元，合計人民幣約70萬元。

算完這筆賬，鄒德懷嘆了一口氣，這是他至今開銷最大的一組收藏，堪稱“最貴藏品”。但比起價格，他更愿意分享競拍背后朋友們的信任與支持：“這是一場民間的接力，我一個人做不到。”

“90后”小伙填補歷史空白

1990年出生的鄒德懷，從小就是個歷史迷。大學讀的是視覺傳達專業，但從一張張老照片里打撈歷史，一直是他最上心的事兒。起初，他喜歡收藏老家青島的老照片。后來，一本偶然買到的相冊，將他拽進了抗戰史這個領域。

那是2015年，一位在日本留學的朋友來電，說在神戶舊書店翻到了一本相冊，上面印著“關東軍化學部”和“526部隊”的字樣。鄒德懷聽了心里一緊：從未聽說過，這是一支什么部隊？他立刻請朋友幫忙買下，寄回國內。

拿到相冊他才明白，526部隊，是一支與731齊名、專事毒氣戰的神秘部隊。日軍投降前，它幾乎銷毀了所有罪證，直到1998年才被首次披露。日本學界一度有人質疑它是否真的存在過，而眼前這本私人相冊，就是這支“幽靈部隊”曾存在的最好證據。

當時，鄒德懷在一家互聯網“大廠”歷史頻道當主編。他把相冊發布在平臺上，點擊量很快破億。不久，BBC的記者找上門對他進行專訪。20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那天，BBC循環播放了這則報道。這是第一次，鄒德懷感受到了“收藏歷史影像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鄒德懷的祖父曾在山東參加八路軍抗戰�；蛟S是血脈里的某種召喚，從此，他的目光越來越多地投向了那段烽火歲月。如今，他收藏的歷史影像已有10萬多張，其中大約8萬張拍攝于抗戰十四年間。

他買過一本日軍軍官的私人相冊，在里面發現了一張照片：夜襲陽明堡戰役后，犧牲的八路軍官兵的遺體靜臥戰場。這場敵后戰場“步兵打飛機”的傳奇戰役，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但實物影像一直缺失。這張照片，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張記錄那次戰斗的歷史影像。

還有一封他在日本福島縣淘到的信件，不經意間成了南京大屠殺的新證據�！拔覀儗⒁蝗f五千名俘虜全部槍殺了，真是精彩啊……”一個名叫安藤久男的日軍士兵，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全部槍殺”幾個字下面，他還特意畫了橫線，標注“此為機密，不可泄露”。這封信寫于1937年12月28日，正值南京大屠殺最慘無人道的時日。

鄒德懷淘到的日軍士兵私人信件，不經意間成了南京大屠殺的新證據。

一個90后小伙，就這樣填補了不少歷史空白�？此婆既�，但了解鄒德懷的人都覺得，一切順理成章。因為他的收藏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研究，至今未出售過任何一件藏品。他有時調侃：“可能我是為數不多希望藏品‘貶值’的藏家，因為那樣我就能買到更多照片來研究了�！�

去年，他從海量收藏中精選出150張照片，附以詳實的文字考證，著成了《山河在：一部鮮活的抗戰史（1931—1945）》。書中既有正面戰場，也有敵后戰場，有難民、有工人、有華僑，還有偽滿和汪偽的丑態。這本“通俗易懂的抗戰史”面世半年，已經加印，豆瓣評分高達9.5分。前幾天，一年一度的文津圖書揭曉，《山河在》赫然在列。

鄒德懷的收藏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研究。4月23日，文津圖書揭曉，他著成的《山河在》赫然在列。

鄒德懷告訴記者，這些事情做得越多，他就越覺得自己肩上有一份責任。2020年，年僅30歲的他，受聘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特約研究員。而今，這份沉甸甸的責任，又添上了輾轉回國的薩頓日記及相關檔案。

勤勉的“小人物”薩頓

北京東三環，一間不起眼的“一人工作室”里，鄒德懷向記者展示了這批最新藏品。

初進工作室，幾乎無處下腳。數不清的書籍、資料和藏品，把小小工作室塞得滿滿當當�？繅Φ臅裨缫巡豢爸刎摚虚g的大桌上資料堆成小山。然而，當問及薩頓檔案，鄒德懷立刻從桌上那堆“小山”中準確地翻找出來。顯然，他的工作室亂中有序。

6本巴掌大的工作日記，是拍賣前被鄒德懷列為“一號目標”的拍品。他一向偏愛這種個人視角的記錄，“這些日記，記錄了薩頓在南京調查屠殺現場的全過程。”他小心翼翼地翻開其中一本，泛黃的紙頁上，薩頓的筆跡密密麻麻，字里行間透著一個律師的嚴謹——每一條記錄幾乎都標注了日期、地點與見證人。

除了這6本日記，一同回國的還有6份“關于中國的報告”，內容涉及南京大屠殺、日軍逼迫中國人種植鴉片等。此外，還有薩頓的法庭出入證、護照照片以及中國官員為其簽發的通行證等。

然而，這樣一位留下了詳盡記錄的關鍵人物，在中文互聯網上，信息卻寥寥無幾。“他并非東京審判中聲名顯赫的大法官或首席檢察官，也不是中國人�！痹卩u德懷看來，“某種程度上，薩頓算是那段宏大敘事中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小人物’�！�

1946年1月，時年51歲的美國律師薩頓接到調令時，本以為只需在海外工作四到六個月。沒想到，馬拉松式的東京審判持續了兩年多。其間，各國檢察官、法官來來去去，而這位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檢察官卻堅持到了最后，直到1948年下半年才返回家鄉。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專家楊夏鳴，或許是國內最熟悉薩頓的學者之一。

31年前，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為撰寫《南京大屠殺》，來到南京實地采訪。機緣巧合，彼時還在高校工作的楊夏鳴擔任了她的翻譯。

當時，張純如親眼看到，大屠殺的幸存者們因曾受重傷而生活窘迫，一次采訪結束的路上，她鄭重地對楊夏鳴說，等這本書寫完，她要去學法律，將來代表這些受害者向日本索賠。

那一剎那，楊夏鳴內心深處涌起一種感動和羞愧。“作為一名南京人，對發生在自己城市的歷史事件不甚了解，對其幸存者的疾苦不聞不問，的確是一種恥辱�！贝撕�10多年，他將大部分時間用于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資料翻譯和研究上，“正是源于那一瞬間的感動。”

20年前，為了編纂《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東京審判》，楊夏鳴頻繁穿梭于海外各大檔案館、圖書館。從那時起，薩頓的名字就不斷進入他的視野。

他告訴記者，薩頓是一位勤勉細致的律師，因此留下了大量系統、詳實的資料。薩頓去世后，家人把這些資料先后捐給他的兩所母�！究凭妥x的里士滿大學和研究生就讀的弗吉尼亞大學。另外，還有一些資料保存在家鄉弗吉尼亞歷史學會。

因此，第一次在網上看到薩頓檔案拍賣的消息時，楊夏鳴有點懷疑：不會又是炒作吧？

他的警惕并非空穴來風。近年來，打著愛國旗號、捐贈“日軍罪證”的自媒體此起彼伏，將南京大屠殺作為流量密碼，甚至成了某種“起號捷徑”。

楊夏鳴向記者講述了一次離譜的經歷：曾有一個外國人，自稱其祖父是“亞美尼亞王子”，1937年在南京目擊了大屠殺。楊夏鳴當即生疑：1937年亞美尼亞已經屬于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哪來的王子？對方又改口說，祖父當時在一家煙草公司工作。楊夏鳴將1937年12月13日所有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名單轉發給他。此后，這個外國人銷聲匿跡。

那么，這批突然現身的薩頓檔案，是真是假？

今年2月2日，一個寒冷的冬日，在鄒德懷那間擁擠的工作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與楊夏鳴一行，見到了薩頓檔案的真容。只一眼，楊夏鳴就斷定：是真的，“跟我過去研究中看到的史料，完全對得上�！�

最令他驚喜的，是“莫羅報告”。莫羅是薩頓當時的上級，1946年3月12日至4月12日，他與薩頓、向哲濬、裘劭恒，共同進行調查取證。

楊夏鳴介紹了一行人的分工：“向哲濬負責協調、聯絡；莫羅負責調查盧溝橋事件的背景、日本策劃對華戰爭、戰爭中使用毒氣；薩頓負責調查日本對華的經濟侵略、對華細菌戰、中德關系、對華銷售毒品；莫羅和薩頓共同負責對平民暴行和反人類罪；裘劭恒負責翻譯，協助其他二人的調查�！�

薩頓撰寫的關于日軍在中國從事鴉片貿易的報告。

這次調查后，莫羅向首席檢察官基南提交報告，詳細匯報了中國之行。“之前就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目錄中可以查到，但我去找了四五次，都沒調出原始檔案�！睏钕镍Q無奈地說，這種情況在檔案查詢中經常遇到。后來，他好不容易在其他學者編著的史料集中看到，也只是縮微膠卷的影印件，有些字跡極難辨認。未曾料到，多年來踏破鐵鞋無覓處的“莫羅報告”，此刻竟清晰地擺在眼前。

北京之行匆匆，楊夏鳴尚未來得及細讀“莫羅報告”的全文。但鄒德懷透露的片段已足夠令人期待：“報告有兩份，分別是完整本和節選本，其中詳細描述了薩頓等人如何在長江駁船與帆船上，找到了被藏匿于麻袋中的關鍵文件�！�

6本薩頓日記都是手寫，辨識不易。鄒德懷很慶幸，現在有了AI技術，更慶幸有兩位“AI大神”朋友朱朝暉和馮翔的鼎力相助，“過去好幾個月才能搞完的筆跡辨認，現在已經初步完成�！彪S著日記和檔案的梳理，“小人物”薩頓的中國之行逐漸清晰。

“緊急外援”尋找證人

1946年夏天，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威爾遜醫生、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尚德義、伍長德、梁廷芳、美籍教授貝茨、牧師約翰·馬吉等中外證人，相繼出庭作證。他們的證詞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彈，最終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送上了絞刑架。

這些關鍵證人從何而來？除了向哲濬、裘劭恒等中國檢察官，來自國際檢察局的“緊急外援”——薩頓和莫羅同樣功不可沒。

最初，中國檢察官團隊僅有向哲濬、裘劭恒兩人。1946年2月7日，兩人飛到東京才知道，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有沒有證據、證據是不是有力、會不會被對方駁倒，是判定戰犯是否有罪的唯一標準。

后來加入團隊、擔任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翻譯和秘書的高文彬，晚年回憶了那時的心境：“東京審判采用對質制，讓我們一下子目瞪口呆。以一般中國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舉世皆知，還需要什么證據？”他說，當時中國方面對審判的唯一準備，是向法庭遞交了中國政府認定的11人戰犯名單。

然而一紙名單遠遠不夠。庭審最初階段，中國陷入了有苦難言的被動局面。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的秦德純到庭作證時，痛陳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結果被辯方律師斥為空無實據，差點被轟下證人席。事后，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里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

窘迫的局面下，向哲濬緊急回國尋找更多精兵強將，國際檢察局則指派薩頓和莫羅赴華，成為中方團隊的“緊急外援”。

1946年3月12日，莫羅與薩頓抵達上海，與向哲濬、裘劭恒會合。一行人組成調查團，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取證之旅。

薩頓隨身攜帶一張超大幅中國地圖，上面用鉛筆標出了四個目的地：上海、北平、重慶和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人生地不熟，但他很快找到了突破口——英國記者田伯烈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在嚴謹的律師看來，田伯烈本人并非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其著作只是通俗文學，不能直接作為法庭證據。不過，那本書里收錄的日記與信件，卻指向了一群關鍵人物：那些1937年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醫生和教授。

這些人親歷暴行，能說英語，在法庭上無需翻譯，其第三方身份更使證詞不易被辯方質疑。時間緊迫，這無疑是最有效的取證路徑。

在田伯烈的幫助下，薩頓在潛在證人名單上，寫下了一串后來被中國人熟知的名字：貝茨、馬吉、費吳生、拉貝、魏特琳、威爾遜……

并非所有人都能到場。多方尋覓后，薩頓發現，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見證了一切，可惜1938年被他的雇主西門子公司召回了德國。魏特琳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變成了婦孺庇護所，但南京暴行帶來的精神創傷，導致她回國后不久就自殺了。

不過，其他人的講述已足夠觸目驚心。鼓樓醫院的美籍外科醫生威爾遜描述,一名8歲男孩腹部有一道深深的穿透性傷口，貫穿了胃部……一名男子右肩有一處明顯的槍傷被送入醫院……他是被押往長江岸邊的一大批人中唯一的幸存者，當時他們被逐個槍殺。尸體被推入江中，因此無法確認確切死亡人數……

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作證:“我看到一系列無故射殺平民的事件，”“我五次在不同的場合遇見日本兵，正在強奸婦女,并把她們拖走……”“個人非常保守的估計,僅根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就有8000起強奸案……”貝茨還看到過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國婦女被剝光衣服，陰道被插入棍子，極盡羞辱。他很肯定地證明，就在金陵大學，日本士兵強奸了一名9歲的女孩和一位76歲的老奶奶。

約翰·馬吉牧師用攝影機記錄了暴行的唯一動態影像，并寫下大量日記。1938年他已回到美國，但薩頓最終設法，將他請上了東京法庭的證人席。

外國證人提供了第三方鐵證，但要坐實日軍的暴行，離不開受害者的親口陳述。這正是中國檢察官的主場。

裘劭恒晚年回憶：當時他們要求南京首都地方高等法院出告示，發動幸存者、受害者及其親屬前來登記。布告貼出后轟動了整個南京城，一時間法院擠滿了憤怒的人群，哭罵聲不絕于耳。裘劭恒通宵達旦翻閱了上萬份登記材料。

這份報告收錄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證詞。

4月5日至9日，在南京大都會飯店312房間，薩頓一行對源源不斷的幸存者進行了訪談。裘劭恒擔任翻譯，美國陸軍提供了打字員和速記員，南京政府派來一名雙語官員協助。多方見證下，每份證詞的獲取都遵循最嚴格的程序：先用英文錄入并復寫一份，再由裘劭恒用中文朗讀給證人聽，證人確認無誤后簽字或摁指印，最后莫羅或薩頓作為見證人簽名�！坝纱丝梢姡@得這些證詞的必要程序一絲不茍�！睏钕镍Q說。

這樣的流程，短短幾天內重復了至少數百次。取證工作的強度之高，從當時《大美晚報》和《大陸報》的報道可見一斑：在南京的一個星期里，他們“有時一天面談120名目擊者”，經�！芭c證人面談直到凌晨3點”，最終他們將“帶著數百份文件返回東京”。

不僅如此，薩頓一行還審問了參與進攻南京的所有日軍高級軍官，詢問了1937年12月13日后駐南京或是去過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和作家，翻譯了德國的有關外交文件，幾經周折調取了美國駐南京大使館的檔案原件。

楊夏鳴高度評價調查組的中國之行，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重要的證據證人基本納入視野”，不僅為審判提供了完整證據鏈，也奠定了今天“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調查細菌戰的遺憾

南京大屠殺無疑是調查的重中之重，但這遠非薩頓中國之行的全部。

楊夏鳴研究發現，莫羅與薩頓一行共收集了650份與日軍侵華戰爭罪行有關的證人證言，南京暴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而在所有調查中，細菌戰最讓薩頓感到無力。這些罪行太過隱蔽，且日軍投降前有計劃地銷毀了幾乎全部證據，他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

1946年3月28日，薩頓在重慶拜訪了公共衛生專家金寶善博士。金寶善寫過一份官方報告，該報告記載，1940年至1941年，日本飛機先后襲擊了浙江寧波、衢州、金華以及湖南常德，投下了大量小麥、大米和不明顆粒。除了金華，其余三地不久都暴發了鼠疫，而這些地方此前從未有過鼠疫。

金寶善認定日軍是罪魁禍首，但在英美法系中，報告只能算間接證據。為獲取更直接的證據，金寶善向薩頓推薦了兩個人：陳文貴與伯力士。

陳文貴是微生物專家。常德鼠疫暴發后，他曾對死者進行尸檢，寫下一萬多字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堪稱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最早見證人與控訴人。薩頓在重慶與他會面詳談，取得了一份嚴謹的宣誓證詞。

伯力士原是奧地利軍醫，1921年來華協助伍連德進行鼠疫研究，此后投身中國公共衛生事業，長達27年。常德鼠疫發生時，他是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的專家。得知伯力士正在南京開會，4月4日又將赴東北調查瘟疫，薩頓果斷提前結束重慶行程。

4月2日上午，他飛抵南京，下午2點，便坐在了伯力士面前。操著奧地利口音英語的伯力士，不僅從科學層面解答了薩頓的疑問，還推薦了一位關鍵目擊者——美國護士巴天民夫人。

這位在常德長老會醫院工作的護士，親眼看到日軍飛機投放“谷物”，并留下了目擊證詞：

常德的街道上和屋頂上的一些未剝殼的谷物和小麥，是11月4日清晨一架敵機來過后不久被發現的，它們都是從那架飛機上投放下來的。關于這一點，我可以說，那天早上我密切注視著這架飛機的飛行。從外觀上看，它有點像一架水上飛機，并且在這座城市上空低空飛行——比我在這里見過的20多起轟炸中的任何一架飛機飛得都要低。

巴天民夫人在常德住了30年，她在證詞結尾說：“如果事情是真的……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敵軍正在對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同時進行一場殘酷的、不人道的戰爭……”

這些證詞讓薩頓看到了希望，但僅有文字遠遠不夠，他必須找到目擊者本人，請她出庭作證，或者至少對證詞完成宣誓簽名。然而，巴天民夫人早已離開中國，薩頓四處打聽，只得到了一個模糊的美國地址。

差一點，他就能用嚴密的證據鏈揭露真相。但最終，他沒有找到這位關鍵證人。4月23日，薩頓向基南匯報時，遺憾地寫道，“我認為指控細菌戰證據不足�！�

薩頓提交的關于日軍反人類罪行的報告。

但翻閱薩頓日記，鄒德懷發現，薩頓“從未真正放棄”。他告訴記者，日記中屢次提到細菌戰，“他兩次到中國，一直都在努力尋找證據�！�1946年11月，因年近八旬的母親病倒，薩頓獲準休假60天。直到離開東京的前幾天，他仍在與同事討論細菌戰，“想把這個事情向世界公布”。

當時的薩頓應該不知道，就在他為細菌戰證據奔波的同時，一場更大的幕后博弈正在東京上演。

美國情報部門早已盯上日本的細菌戰研究。1945年9月起，美軍多次派專家赴日調查，與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等人秘密接觸。石井四郎很清楚手中數據的價值，他開出條件：交出全部資料，換取免于起訴。

1947年9月，美國國務院在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確提出：“731部隊細菌戰的情報價值遠遠超過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行為所產生的價值，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極為重要�！背鲇诎踩Ｕ系目紤]，可以告訴他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關人員的戰爭犯罪責任�！�

這一指令，徹底封死了細菌戰罪行在東京審判中被追責的可能。而在那之前，1946年8月29日，薩頓曾用一種看似突兀的方式，讓細菌戰在法庭上留下了唯一一道痕跡。

那天，薩頓出庭宣讀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摘錄。眾目睽睽之下，他突然念了這樣一段話：“敵多摩部隊將我被俘虜之人民，引至醫學實驗室，將各種有毒細菌注射于其體內，觀其變化。該部為最秘密之機構，其因此而死亡之確數，無由探悉�！�

多摩部隊，即由石井四郎籌建的“榮”字第1644部隊，本部設在南京。與731一樣，是一支雙手沾滿鮮血的“惡魔”部隊。

薩頓話音剛落，法庭一片嘩然，不得不休庭片刻。重新開庭后，“細菌戰”與“人體試驗”再也沒有出現在東京審判中。

那天坐在旁聽席上的合眾社記者阿諾德·布拉克曼，記下了當時的場景。庭長韋伯問薩頓：“關于你所說的對毒血清反應的實驗室測試，你是否準備向我們提供進一步的證據？”薩頓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們此時沒有打算就這個問題提出新的證據�！�

無人知曉薩頓那一刻的心境。這位親自調查細菌戰近半年的檢察官，清楚手中的證據還不夠完美，但他仍選擇把這段話念出來，讓它永遠留在庭審記錄中。

幾十年后，一些研究細菌戰的學者似乎誤解了他，將他在法庭上“拒絕”提出新證據的一幕，視為美國與石井四郎幕后交易的一個注腳。

研究薩頓多年的楊夏鳴不同意這種觀點。也許，關于那次庭審的更多細節，就藏在尚未被完全解讀的薩頓日記里。

讓更多人看見歷史的鐵證

1946年5月31日，薩頓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一次，留給他的時間只有短短10天，任務卻至關重要——不僅要繼續調查取證，還要尋找最關鍵、最合適的證人，護送他們前往東京法庭。

時間緊迫到近乎苛刻。見證南京大屠殺的費吳生，當時任職于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正在河南開封忙著應對黃河水災，那里沒有無線電和電報，要聯系上他至少得一周。薩頓等不起，他直接請美國陸軍派了一架飛機去接。

十幾個證人接到上海，食宿又成了問題。國民政府沒有這筆預算，薩頓于是自掏腰包，墊付26萬多元，把美國證人和許傳音博士安頓在美軍宿舍，其他中國證人則住進上海旅館。他在給基南的報告中寫得直白：“我們不得不在這樣做（支付他們費用）和沒有這些證人出庭作證之間做出選擇。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得到這些證人�！�

按照正常程序，證人的護照和簽證根本來不及辦。最后，薩頓的同事求助馬歇爾將軍的助手，為所有人辦理了特別邀請令。

他還找到國民政府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希望他為盧溝橋事變作證。秦德純公務繁忙，遲遲沒有答復。薩頓就去找他的上級、參謀總長陳誠，請他批準放人。6月11日，就在薩頓即將離開中國的最后一刻，批準終于下來了。一架C-47運輸機把秦德純和他的助手從南京接到了上海。

對于那些不必要的證人，薩頓的態度很干脆。南京市市長曾試圖把一位副市長塞進證人名單，暗示不答應就不給出護照。薩頓婉言謝絕：“我們認為韓先生（副市長）不是一個重要的證人……我們的決定是根據中國的最大利益而做出的，我們挑選的某些證人身上有日本子彈和刺刀的傷疤�！�

6月12日上午，薩頓帶著15名證人飛離上海。隊伍中有費吳生、貝茨博士、許傳音博士等見證者，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陳福寶、尚德義、伍長德、梁廷芳等。那位用攝影機拍下南京大屠殺唯一動態影像的約翰·馬吉牧師，后來也經薩頓安排，從美國趕到了東京。

這些證人后來在關于南京暴行的庭審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法庭花了將近三個星期，專門聽取他們的口頭證言，接受了100多件書面證詞及有關文件。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松井石根，一直不承認自己的罪行。他的辯護律師在庭上宣讀了一份荒唐的辯護詞：把責任推給中國士兵的“抵抗”，甚至拋出了荒謬絕倫的“兄弟論”——“我總是堅信中日兩國之間的沖突是所謂‘亞洲家庭’兄弟間的爭吵……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忍耐后痛打其年輕而又桀驁不馴的弟弟一樣�！钡谑P鍵證人和“一尺多高”的證據前，百般抵賴的松井石根最終無話可說，被判處絞刑。

高文彬記得，審判南京大屠殺時，旁聽的人特別多。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著懷疑態度來聽，但審判退庭時，他們的態度變了�！拔艺膳龅脚月牭娜毡救穗x開，女的看到我們中國人都低著頭，不敢正視我們。為什么？她們覺得羞愧！”

那些鐵證，不僅釘死了戰犯的罪責，也讓被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普通民眾，第一次看見了戰爭的真相。

審判結束后，高文彬乘船回國，帶回了滿滿兩大箱、整整兩套庭審記錄。他把一套送給了母校東吳法學院，一套由向哲濬帶到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可沒過多久，國民黨敗退，司法部那套不知去向，后來，東吳法學院被拆散，另一套也下落不明。晚年的高文彬寫道：“當年我花了好多心血整理這套資料……它的丟失是我最大的遺憾。”

這一遺憾，讓研究東京審判的國內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得不遠赴美國、日本查檔。直到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了完整的5萬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如今，薩頓檔案的歸來，填補了另一塊至關重要的拼圖。它不像庭審記錄那樣，是冷冰冰的官方文件，而是一個檢察官的工作筆記和私人遺物——冷峻、克制，時不時閃現出個人的溫度。

泛黃的日記內頁，薩頓的筆跡密密麻麻。

在薩頓日記里，鄒德懷讀到了很多這樣的細節。

3月17日，上海大都會飯店，梅汝璈、向哲濬設宴招待薩頓一行。薩頓記下了那頓飯的賬單：221400元。“這從側面反映出戰后的通貨膨脹�！编u德懷說。

4月7日，“前往長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廠建筑亦已被徹底焚毀……”

5月3日，開庭第一天，薩頓寫下：“被告席上的人顯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敗者�！彼�記下了大川周明猛打東條英機的鬧�。骸氨桓嬷淮蟠ㄖ苊魍蝗幻撓乱r衣，做出一系列古怪舉動，似乎意圖吸引所有人注意。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竟當眾揮手打了前首相東條英機的頭部，法庭一時嘩然……”這個疑似裝瘋的甲級戰犯，最終用這種方式逃過了審判。

6月17日，在東京，薩頓見到了尋覓許久的馬吉牧師，兩人徹夜長談好幾天。馬吉牧師講了他在南京期間的各種見聞，還給薩頓看了一首詩歌《高高飛翔》。詩的作者是馬吉牧師的兒子，他是一名犧牲在二戰中的飛行員。1941年，年輕的飛行員在英國上空駕駛戰機抗擊納粹時，寫下了這首詩。

這些偶爾流露的個人情感和細碎的歷史褶皺，在鄒德懷眼中彌足珍貴。他曾向劍橋大學歷史教授顧若鵬分享這些日記，這位長期關注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歷史的學者很驚訝，“薩頓檢察官的日記極為重要且從未出現過”。

再過幾天，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的日子。鄒德懷將把這批史料正式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是他十年收藏生涯中花費最多的一組藏品，也是他的第一次捐贈。

鄒德懷（右一）在南京的捐贈現場。

他告訴記者，收藏從來不是為了把藏品鎖進保險柜，而是希望通過出版、展覽、短視頻等方式，將這些故事分享給社會大眾。近兩年，從舊金山的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到昆明抗戰勝利紀念堂，從香港大會堂到德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的圖書館，他幾乎憑一己之力，策劃了8場展覽。而在短視頻平臺，他分享的歷史影像背后的故事，已經吸引了百萬粉絲。

這一次，鄒德懷選擇捐贈，同樣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這份歷史的鐵證，“我正在寫一本以薩頓為主角的書，以他留下的日記和檔案為主線。紀念館策劃的展覽中也將專門展出這批史料�！�

本文參考了珍妮·吉耶曼《隱匿的暴行》，楊夏鳴《東京審判國際檢察局的調查取證——以日軍南京暴行為中心》等。圖片均由鄒德懷提供。

北京日報記者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