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區”，開始越來越不像校區了

大學擴建、新建校區不算新鮮，但最近幾年，和校區一起出現的還有不少“另類”的名字。

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國家農業科技創新港、國際創新港、未來科創城、未來信息港……這些聽起來像是高新城區、產業園區的名字，其實也是大學校園的一部分。

同樣是高校找塊地辦學，起名時為什么不帶“校區”，反而對“港”“灣”“城”情有獨鐘？它們真的和傳統校區辦出區別了嗎？

注：下表為不完全匯總，如有錯漏，歡迎至評論區指正補充。

多校建起創新港

4月，“北科雄安融合創新港”正式以該名稱在學校公眾號報道中亮相，北京科技大學雄安校區將與雄安高等研究院、國家大學科技園全力打造“一港三核、閉環銜接”的產學研全鏈條創新模式。

北科雄安融合創新港“一港三核、閉環銜接”產學研全鏈條創新模式

剛剛更名的紹興大學在4月8日的揭牌儀式上提到要辦好紹大上虞?創新港，圍繞地方重點產業組建跨學科創新團隊，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打通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最后一公里”。

在北京平谷區，國家農業科技創新港所有已批復項目全面開工，進入全面建設新階段。這所以中國農業大學為主體，集聚國內外頂級科研創新力量建設的“未來大學”，預計2028年將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屆時將有1萬名學生、3000名教職科研人員在此學習、生活和工作。

湖南湘江科學城或有望迎來“科創港F3”。湖南大學科創港校區全面封頂，年內即將啟用；湖南師范大學科創港校區第一、二、三組團建設項目規劃公示，預計2028年迎首批新生；湘潭大學科創港也正在考察規劃中。

“創新”好理解，但為什么要稱作“港”？其實可以由這個字展開聊聊。

資源進港、成果出港

港口有進有出，是一個高度開放、融合共生的系統，這是“創新港”有別于相對封閉的傳統校區的關鍵之一。

不叫“校區”，因為它們的確不只是高校校區，也是科技園區、公共社區。

目前全國范圍內，最具示范性的大學“創新港”當屬位于陜西西咸新區的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公開報道常以“沒有圍墻的大學”來形容西安交通大學的這座超大型“港口”，這首先指的是實體意義上的沒有圍墻，“與牛津、劍橋等高校的‘學鎮’模式類似”，但更重要的是同樣被拆掉的“學術圍墻”。

中國西部創新港（圖源西安交通大學）

2016年，時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介紹創新港時曾就“之所以不是建新校區”進行解釋，他指出：“建新校區就是用圍墻將一個地方圍起來，無非多蓋幾套房子，增加了教學科研用房面積。這只是學校物理空間的轉移和擴展，很難解決高校質量的提升問題�！�

傳統校區大多以教學科研活動為核心，但問題在于企業難進、成果難出，大量科研資源、成果難以轉化為實際生產力。而創新港從建設之初，就突破了傳統校區的概念，讓企業直接入駐到校園內，知識的生產、傳播、應用將集中在這一個空間內完成。

在《中國科學報》2020年一篇解讀創新港模式的報道中，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光禮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港未來是想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知識創新中心”。在西安交大看來，借由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創新港最終要實現大學引領社會發展的目的。

數據顯示，自創新港2019年建成運行以來，西安交通大學已與255家行業龍頭企業共建聯合研究院，建立100個校企深度融合創新聯合體，引入390家金融機構，推動“政產學研用金”6種創新資源進港。

在南京，南航國際創新港自2021年簽約共建以來，已與9家企業成立校企聯合實驗室，同時建立了技術創新中心、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基地；在沈陽，沈陽工業大學創新港引進潛在獨角獸企業1家、教師參股企業11家、校友控股企業6家；在寧波，寧波大學在創新港與大型國企共同成立3億規模的“寧大創新港基金”。

這種企業、基金等直接進駐的模式，帶來了課題和資金等眾多資源，也促使“資源進港、成果出港”的生態日益成熟。

超大吞吐量的背后

不過，同樣是搞成果轉化、企業孵化，“創新港”和國家大學科技園區別在哪兒？同樣是做產學研融合，創新港又和20多年前就開始的“三區聯動”模式又有什么不同？

這些“港口”試圖以其龐大的吞吐量給出答案。

去年9月，時任西安交大黨委書記盧建軍曾在2025浦江創新論壇科技政策論壇上分享了一組數據，他介紹，創新港開放后，吸引204支種子天使基金，轉讓許可專利1400余件，轉化率由此前的5.8%提升至22%，落地應用率則達到61%。今年4月的最新數據則顯示，5年來，學校已解決企業技術難題3124項，孵化科創企業281家。

為什么創新港能做到這么大的吞吐量？

2025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教育部部長懷進鵬介紹西安交通大學創新港時指出，它構建了企業主導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引擎。

什么叫“企業主導”？科技部副部長邱勇曾這樣解釋：大學“出團隊、出設備、出場地、出保障”，企業“出題、出資”，并且作為成果的“閱卷人”全程參與。

《中國教育報》報道的南瑞-西安交大新型電力系統聯合研發中心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研發中心位于創新港，校企通過“揭榜掛帥”組建聯合研發團隊，企業提出技術需求，高校組織跨學科團隊攻關，研發經費由企業按節點撥付。企業主導模式下，人才培養也變成“做中研，研中學”。

在成都中醫藥大學天府中醫藥創新港，通過建設現代中醫藥概念驗證中心、新藥研發與檢測公共技術平臺、中試平臺等融合創新孵化、教育科研和產業承接等功能，深化“企業出題、政府助題、高校解題”的產學研合作。

在寧波大學創新港，智能傳感技術團隊可以與區內上市公司共同研發適用于工業物聯網的新型傳感器，通過產業學院實現“教學—科研—實踐”無縫銜接，培養“懂技術、接地氣”的復合型人才。

《中國科學報》2020年《創新港：專家詳解學鎮模式下的大學新形態》一文中，周光禮認為“用一所大學帶出一片高科技產業集群，乃至帶出一條創新帶”，才是這種“未來大學”模型的最終目標。

這篇報道指出，截至2020年，我國尚沒有一所理工類大學可以在其周邊形成高科技的產業帶。周光禮也說：“這些年來，我們搞了很多大學科技園。不能說這些科技園沒有效果，但的確很少有能與地方合作形成產業基地的�！�

那么是否，已經輪到“創新港”們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