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后裔，改名換姓各自逃命，600年后，靠一首詩團聚四川

你敢信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四川犍為縣的報紙上登了一則怪怪的尋人啟事，沒寫要找誰叫什么名字，只印了一首十句的古詩。本以為這則沒頭沒尾的啟事掀不起什么水花，沒想到全國各地的人陸續六百年前元朝末年，各地起義鬧得沸沸揚揚，當時朝廷里有個叫鐵木健的官員，是成吉思汗實打實的直系后代，還靠著戰功封了西平王。他家勢力大得嚇人，九個兒子一個女婿全中了進士，個個都在朝里當官，地方志都把這事記作“九子一駙馬”。后來戰亂越來越厲害，元順帝都往北跑了，鐵木健覺得留在原地肯定活不成，干脆辭了官帶著全族往南躲。

往這個偏僻小村子趕，人人都揣著生了銹的彎刀和舊布條。對上詩句之后，這群素未謀面的人當場哭著認了親，他們說自他們脫了蟒袍官服，換上漢人常穿的粗布衣裳，混在流民隊伍里往四川走，就想躲開追兵的視線。那一路走得太不順，官道全被封了，上百人的隊伍只能鉆荒野走小路。走到四川瀘州邊上的時候，鐵木健突然得重病，沒大夫沒藥材，沒撐幾天就死在了江邊的破茅屋里。

己全都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

家里人怕追兵發現，不敢聲張，連葬禮都不敢辦，隨便在附近荒坡挖了個淺坑，草草埋了就完事。沒了主事的人，上百口人聚在一起太扎眼，很容易被人盯上出危險。長子把幾個兄弟叫到江邊商量對策，拿樹枝在沙灘寫了原來的“鐵”字，去掉金字旁改成了“余”。

十個兄弟當場拍板，全族拋棄原來的孛兒只斤姓氏，全都改作余姓，靠這個辦法隱藏身份。為了讓日后的子孫能認祖歸宗，他們一塊編了一首十句的暗號詩，開頭兩句就說了家世“本是元朝宰相家，紅巾作亂入西涯”，剩下的句子記了散伙的地點和特征。說好之后，十兄弟就帶著各自家眷分頭逃亡，分散到全國各地隱藏起來。

老大帶著家眷去了江西，老二去了嘉定洪雅，老三去了成都華陽，最小的老九直接躲進了犍為縣的深山里。曾經權傾朝野的蒙古貴族，就這么變成了偏僻山村里開荒種地的農夫，從頭學起漢人的生活方式。明朝建立之后，朝廷查前朝元人查得特別嚴，余家人為了藏身份，真的把“低調”兩個字刻進了骨子里。

他們徹底丟掉了游牧習慣，沒人敢教后代說蒙古話，全族都說一口地道的四川方言。婦女穿漢服，連纏足這種漢人習俗都跟著學，半點不敢出格。祖傳的元朝官服和彎刀，用油布裹了一層又一層，深深埋在屋子底下的土坑里，從來不給外人看。

族里還定了死規矩，余家男丁絕對不能出來做官，后代大多只能種莊稼，很少做別的營生。遇上官府清查戶籍，當家的就拿碎銀打點保長，總能蒙混過去。連逢年過節的祭祀，都完全照搬漢人的流程，半點兒蒙古風俗都不敢露，那首認親詩成了家族唯一的機密。

要么偷偷抄在族譜的最后一頁鎖起來，要么每代只傳給當家的，關起門來才敢教，絕不讓外人知道半個字。就這么著，余家人熬了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從明朝活到清朝，清軍入關之后也順勢剃發留辮登記戶籍，順順利利把身份藏了六百年。等到新中國成立，社會安穩了，再也不用怕被追查，犍為余家灣的幾個老族長才坐下來商量，要找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同宗。

他們湊了點錢，把那首藏了六百年的暗號詩登在了報紙上，就有了開頭那樁奇怪的尋親事。啟事登出去沒多久，各地的信件就源源不斷寄到了余家灣，江西、成都、嘉定好多地方的余氏后人都往山里趕。村口的空地上攤開一本本帶著霉斑的舊族譜，一核對，祖輩的名字、排的字輩全都是對的。

不少人還拿出了祖傳的信物，有帶著銹跡的彎刀，刀柄的花紋和余家灣地窖里藏的那把一模一樣，還有人拿出了殘破的官服布料，織造工藝和針腳都對得上。老族長們把關特別嚴，必須族譜、詩句、信物三樣全對上，才點頭認親，把名字錄入總譜。

認親的時候還發現了新線索，外地來的同宗帶了一本舊手抄本，上面記著當年還有一支族人走散了，一直沒聯系上。大家按著手抄本上記的位置進川南深山找，真在一個偏僻峽谷里找到了那個村子，對上暗號詩之后，當場就認了親。同年十月，余家灣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大型祭祖，眾人湊錢買了祭品，擺了幾十桌酒席。

大家把祖傳的兵器都擺出來，全族人聚在一起，用一口地道的四川方言齊聲誦讀那首藏了六百年的詩。從元末分散逃亡，到六百年后重聚，這段跨越六百年的隱匿認親史，終于有了圓滿的結果。如今余家灣成了研究人口遷徙的實地樣本，那些生了銹的舊兵器還放在陳列室里，實實在在印證著當年的逃亡故事。

直到現在還有個有意思的問題讓人想不通，古代沒什么通訊設備，普通人大都不識字，分散在全國各地好幾百年，怎么就能保證每代人背這首詩不會串字呢？說來說去，大概就是刻在血緣里的牽掛，從來沒斷過吧。

參考資料：成都商報 成吉思汗后裔隱世六百年憑詩團聚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