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帥中，要論在抗戰時期的貢獻，羅榮桓足以排在第三

抗戰初期，羅榮桓只是115師的政治部主任，職務并不算顯赫，可自平型關之后，他就沒再離開過最前沿。1938年春，林彪負傷離隊，115師由陳光代理師長，羅榮桓出任政委。就在這年3月中旬，日軍向臨汾方向突進，企圖越過黃河。羅、陳聯手在午城以伏擊戰迎敵，5晝夜硬啃，擊毀79輛車、斃傷千余人，第一次守住了黃河南岸的咽喉。

日軍不服氣，同年9月又調108師團沿汾離公路而來。羅榮桓安排686團連續三設伏點，依舊是千余日軍被擊垮。平型關的勝利曾讓板垣聯隊蒙羞，兩度保衛黃河更讓敵方將領恨得牙癢。正因為接連受挫，《黃河大合唱》的歌詞才有了真實的情感根基。

延安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到敵后去”，中央把鋼刀插向山東。1939年春，“東進支隊”在微山湖南岸出現，羅榮桓、陳光并肩。板垣師團聞訊后派長田敏江率騎炮協同大隊追來，妄想擒敵于梁山。8月2日，梁山激戰一晝夜，八路軍全殲來襲者，長田切腹自盡，這一仗在民間被稱作“小平型關”。

進入魯南，羅榮桓把目光落在抱犢崮。白彥鎮是孫鶴齡的老巢，日偽靠它扼守泰山至沂蒙交通。1940年2月，八路軍三打白彥鎮，一舉清除頑敵，隨后運河支隊、沂河支隊、峰縣支隊相繼成立。鐵道游擊隊之所以能在津浦線上來去無蹤，正因背后有抱犢崮根據地作依托。

1941年8月，中央決定把山東縱隊與115師合二為一，成立山東軍政委員會，由羅榮桓領銜。此后兩年，他既當書記又當司令，把政權、軍權、民眾動員三把鑰匙牢牢攥在手里。日軍推行三光政策，魯中山區村莊一度血雨腥風，但羅榮桓堅持“以根據地反包圍”，派小部隊分散活動，主力則養精蓄銳，待敵分散后再猛撲，逐步恢復了交通線與集市。

太平洋戰局逆轉后，日軍抽調關東軍回援南線，山東戰場出現真空。羅榮桓抓住時機，1944年春發起攻勢，吳化文部7000余人被殲，魯山地區落入八路軍手中。夏季攻勢緊接而來，小股部隊像水銀瀉地般滲進敵占區，羅榮桓鼓勵地方武裝夜襲據點、破壞鐵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撤”，農村包圍城市的雛形越來越清晰。

1945年春夏兩季，山東部隊連續奪城46座，港口6處，火車站35個，殲滅敵偽6萬余。到日本宣布投降時，羅榮桓掌握的正規軍已達27萬人，地方武裝50余萬，群眾組織2700余萬。相比華中、華北其他根據地的兵力總和，山東可謂獨占鰲頭。毛澤東在延安聽完匯報后說過一句玩味深長的話：“山東這盤棋活了，全國就活了�！�

抗戰雖勝，博弈才剛開場。東北的重工業、鐵路網、海港是全國稀缺資源，誰先搶得就握有統一先機。羅榮桓按照中央部署，從山東抽調6萬正規軍、3萬地方干部分批渡海北上。后來，這支隊伍化身第四野戰軍的鐵拳，南下北返，改寫了解放戰爭的進程；而留在山東的部隊，則成為第三野戰軍的骨干。

如此算來，朱德、彭德懷的貢獻舉世公認，排在前兩位無可置疑；但在抗戰時局由守轉攻、再由局部優勢擴展為戰略優勢的關鍵節點，羅榮桓提供的兵力、根據地和干部儲備舉足輕重。若把抵御外敵、鞏固后方、開辟未來這三張考卷擺在一起，羅榮桓交出的答卷，穩穩可以寫上“第三”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