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副主席，對越反擊戰時兒子將被調去當參謀，他堅決不同意

1971年秋的一天清晨，京西賓館的廊道里飄著薄霧，57歲的李德生快步走向會議室，警衛跟不上他的腳步。這位出身貧寒、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軍人，此刻已身居副主席要職，卻依舊一件舊呢子大衣穿了五年。熟悉他的人說，這人脾氣倔，碰到原則問題，半步不退。

李德生的“倔”并非今日才有。1930年，他14歲扛槍，河北深縣的土墻院里他對母親留下一句“跟著紅軍走”，轉身就往戰場跑。從抗日到解放，再到朝鮮前線，他身上傷痕一道接一道，職務也跟著戰功往上跳。到1969年，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升得快，可規矩更緊。1960年前后饑荒，機關可領特供，他一句話回絕：“干部享福，老百姓餓肚子，像話嗎？”家里因此常年窩頭配野菜。四個孩子跟著爹下地翻土，挖溝渠，沒一個喊苦。有人悄悄給他送白面，他轉身就交公。久而久之，李家孩子臉曬得黢黑，卻學會了掄鋤頭。

家中長子李和平1968年高中畢業，本可直讀軍校。李德生卻讓他報到連隊當普通一兵。班長第一次點名，發現新兵箱里只有半舊軍裝和老棉被，誰也沒想到這就是司令員的兒子。李和平訓練不比別人少，掉皮掉肉也不請假，三年連跳兩級，到營長時才有人認出他的身份。

1977年李和平要結婚，寫信回家想借點錢，理由是“買幾件像樣家具”。信剛送到北長街舊院落，李德生提筆回道：“婚禮只辦一桌，家具緩辦，作風不能散。”短短18字，橫平豎直�；槎Y那天，新郎新娘加上戰友湊滿一桌，客人只有父親昔日戰友老劉。桌上四菜一湯，剩下便是兩床棉被，婚事算過。

1975年，李德生卸下副主席職務，調沈陽軍區任司令員。他不覺失落，倒覺得落到兵區離訓練近了。家里還是舊樣子：院角種苞谷，屋里掛老舊軍用水壺。有人勸他享幾天清福，他擺手：“命是戰場撿的，一天都不該浪費。”

時間推進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對越自衛反擊戰炮聲響徹邊關。十二軍收到增援令，各師缺員嚴重。營長出身的李和平最先遞上請戰書。動身前，他到沈陽見父親，兩人沒寒暄，李德生只是淡淡一句：“去吧，別給團里丟人。”李和平敬禮，轉身離開。

次日中午，軍委作戰室打來電話，希望把李和平調到前線指揮部當參謀，以保障安全。電話這頭剛說一句“首長，是否考慮——”，話沒落地，那頭已回：“規矩不能破！”隨后補一句，“我兒子不上參謀崗�！闭Z氣平平，卻不容商量。作戰室只得按原計劃，把李和平編入十二軍三十六師一○六團，任副團長，直接參戰。

2月25日黃昏，廣西邊境山谷炮火連天，一○六團奉命奪取382高地。李和平把圖紙鋪在彈藥箱上，指著山脊低聲交代：“火力點集中掃這條溝，其他別管，時間搶出來。”話剛落，便第一個掀網沖出壕溝。越軍火力兇猛，碎石飛濺，他肩頭中彈，包扎后繼續指揮。夜色里，高地幾度易手，局面膠著。

26日凌晨3點，越軍反撲，人數占優。一○六團前沿陣地被切成三截，電臺呼叫支援卻因山體遮擋斷了信號。李和平冷靜觀察，突然命令留一條尺來寬的空隙，引敵穿插。他用暗號示意炮兵調整射界，“坐標前移50米”。幾分鐘后，炮彈在己方陣地前沿炸響，火舌卷走沖上來的越軍。山風吹散硝煙，敵軍殘部撤退，高地守住。

戰后，師部評功，一連串嘉獎寫在黑板上，李和平的名字排在最前，被提升為三十六師副師長。消息傳到沈陽，李德生看完戰報，沉默許久，只拍了拍來報信參謀的肩膀，沒多說字。

戰場洗禮帶來的并非光環。李和平左臂貫通傷、右腿碎骨，后來認定一級傷殘；惡劣環境留下的瘧疾，年年復發。師里調人來護理，他搖頭：“別搞特殊�！睜I房里一張舊木床，一碗酥油茶照樣吞下藥繼續寫作戰總結。

李德生對兒子的近況從不大張旗鼓，只把兒子來信壓在作訓圖下。有人問他“當父親怕不怕”，他擺擺手，“打幾十年仗，怕有什么用？”語氣平淡，骨子里卻清楚，軍人就得往前沖。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在床頭發現那封帶血跡的請戰書，折痕已深。信旁邊是半截鉛筆和一本發黃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還有一本存折，戶名“李德生”，余額不足八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