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院推翻40年選區劃分舊規，黑人選票遭明顯稀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周三就“路易斯安那州訴卡萊案”作出裁決。外界原本預計，這一判決將重創一項長期存在的聯邦規則——該規則在一些州保障黑人和拉丁裔選民獲得最低程度的代表權。而阿利托執筆的多數意見，的確給了這項規則致命一擊。

但阿利托的意見遠不止于此。加入這份意見的只有最高法院中的共和黨籍大法官。卡萊案幾乎是在公開宣示一種立場：州議員應當被允許劃定有利于本黨、并盡可能把對手排除在權力之外的立法選區。

卡萊案最直接的影響，是拆除了聯邦法律中所剩無幾、原本還能制約選區操弄的一道防線，即《投票權法》中規范種族性選區操弄的條款。在周三上午之前，《投票權法》有時會要求各州增設由某一少數族裔占多數的立法選區�？ㄈR案實際上使這一規定失去效力，而且是通過兩種方式做到的。

首先，阿利托的意見實際上恢復了1980年“莫比爾市訴博爾登案”的標準。該案認定，原告若主張某州法律違反《投票權法》，必須證明州議會在立法時具有“種族歧視動機”。

1982年，國會通過修正案否定了莫比爾案的做法，明確規定：即便州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并無種族主義意圖，只要某項州法律“導致美國任何公民因其種族或膚色而被剝奪或限制投票權”，就可能違反聯邦法律。

阿利托雖然否認自己的意見等于廢除了1982年的修法，但他的論證建立在一個意義并不大的區分之上。他一方面聲稱，卡萊案“并不要求認定存在故意歧視”；另一方面又寫道，《投票權法》“只有在相關情形足以強烈推斷出曾發生故意歧視時，才會追究責任”。換句話說，新規則與莫比爾案并無實質差別，只是多加了“強烈推斷”幾個字。

隨后，阿利托又對反選區操弄訴訟作出更深一層的削弱。他把“各州必須被允許進行黨派性選區重劃”這一原則，抬升為足以壓倒《投票權法》防范種族性選區操弄保障的優先原則。

在周三之前，《投票權法》尤其會嚴格審視那些出現在種族分化投票州的選區地圖。所謂種族分化投票，通常是指白人選民壓倒性支持共和黨，而非白人選民則投票給民主黨。如果沒有《投票權法》，這些州往往只會給少數族裔極其有限的代表權，因為占多數的白人共和黨人可以把種族當作識別民主黨選民的替代指標。

這樣一來，他們就能通過劃區，讓這些非白人民主黨人在州議會或國會中只占很少席位。卡萊案卻要求，《投票權法》原告“必須將種族與政治區分開來”，并證明“真正決定選區邊界的是前者”。因此，如果一張地圖同時實現兩件事——既壓低黑人代表權，又壓低民主黨代表權——那么這張地圖幾乎肯定會被維持，因為原告極難證明，制圖者針對的是黑人選民，而不是民主黨選民。

從實際效果看，這意味著，在選民投票呈現明顯種族分化的州，政府幾乎總能免于種族性選區操弄訴訟。因為它們只需證明，本州地圖是為了讓共和黨受益而劃定，就足以進行抗辯。

此外，阿利托在4月就公布了這項判決，而最高法院最具爭議的案件通常會拖到6月下旬才宣判。這等于給那些過去必須遵守《投票權法》的“紅州”共和黨人額外多出兩個月時間，去重畫有利于本黨的國會選區。即便這些州不趕在2026年選舉前重劃地圖，今后選舉中這樣做也幾乎已成定局。

換句話說，卡萊案不僅是阿利托所屬共和黨的重大勝利，更是“選區操弄應在沒有聯邦監管的情況下蓬勃發展”這一主張的更大勝利。

卡萊案之前，關于選區操弄的法律是什么樣的大體而言，州立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操弄選區。其一是“種族性”選區操弄，即州政府為了最大化某一族裔選民的政治力量、同時壓低另一族裔選民的政治力量而劃定地圖。

比如，可以設想這樣一張地圖：把全州黑人選民盡可能塞進一個國會選區，同時把白人選民分散到其他選區，以便更高效地選出盡可能多的白人候選人。

另一種則是“黨派性”選區操弄，即州政府通過劃區，盡量擴大某一政黨的代表席位，同時壓縮另一主要政黨的影響力。

2019年，在“魯喬訴共同事業案”中，最高法院中的共和黨多數派認定，聯邦法院不得受理針對黨派性選區操弄的挑戰。但1982年修訂后的《投票權法》仍然會在某些情況下禁止稀釋少數族裔投票力量的地圖。修法后的《投票權法》規定，凡是“導致美國任何公民因其種族或膚色而被剝奪或限制投票權”的州法律，都可能違法。種族性選區操弄之所以構成對投票權的限制，是因為它讓某一族裔選民投出的票，比另一族裔選民的票更不值錢。

最高法院在1986年“桑伯格訴金格爾斯案”中確立了卡萊案之前的這一分析框架。金格爾斯框架雖然復雜，但核心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第一，一個州在居住格局上是否存在按種族分隔的現象；第二，該州選民是否因政黨選擇而呈現種族分化投票。

金格爾斯案承認，當居住隔離與種族分化投票同時存在時，就會形成兩個彼此分離的政治共同體，它們會持續支持不同候選人。比如，一個州的一部分地區是投票給共和黨的白人選民，另一部分地區則是投票給民主黨的黑人選民。

在這樣的州，占多數的一方會利用其對州議會的控制權，劃出讓少數群體幾乎沒有代表權的地圖。因此，《投票權法》有時會要求這些州增設由某一少數族裔占多數的選區，以確保該群體不會被不公正地剝奪代表權。

盡管阿利托聲稱，自己在卡萊案中的意見“并不要求放棄金格爾斯框架”，但這一說法并不屬實。金格爾斯案本就是最高法院試圖落實1982年修法精神的產物，而修法明確要求，只要某項法律“導致”少數族裔代表權減少，就應受到懷疑。如今，阿利托通過恢復莫比爾案對種族主義意圖的要求，實際上等于廢除了1982年的修法，至少在重劃選區案件中是如此。

更進一步說，阿利托在卡萊案中的意見，幾乎把金格爾斯案的邏輯徹底顛倒了過來。金格爾斯案認為，正因為種族分化嚴重的州更容易產生不公正地圖，所以這些州在《投票權法》下有時負有更特殊的義務�？ㄈR案卻反過來認定，種族分化嚴重的州在面對種族性選區操弄訴訟時，反而享有更強的保護。

按照卡萊案的邏輯，一個被指控實施種族性選區操弄的州，只要證明其地圖同時也有利于控制州議會的政黨，就可以據此抗辯。結果就是，種族分化最嚴重的州，反而會對挑戰其地圖的訴訟享有最高程度的豁免。

這項判決最直接的影響，是那些過去受《投票權法》約束的“紅州”，如今可以自由重畫地圖，以最大化共和黨的代表席位。比如就在2023年，最高法院還曾要求阿拉巴馬州為遵守《投票權法》增設一個黑人占多數的選區。如今，阿拉巴馬州完全可以取消這個選區，只要它聲稱這樣做是出于黨派考慮，而非種族考慮。

更廣泛地看，卡萊案對黨派性選區操弄的推崇幾乎不加掩飾。這很可能會打消各政黨最后一點顧慮——即如果各州劃出的地圖過于明顯地偏袒自己，最高法院是否還會出手制衡。魯喬案已經確認，黨派性選區操弄是被允許的；而卡萊案實際上進一步裁定，只要種族性選區操弄同時服務于黨派目標，它同樣可以被允許。

一個更不確定的問題是，未來幾十年黑人代表權將如何變化�？ㄈR案將允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取消許多目前由黑人或拉丁裔議員占據的國會席位，并把它們改造成白人共和黨選區。其結果之一是，許多少數族裔選民今后將不得不與白人選民結成聯盟，才能選出自己屬意的候選人。這樣的聯盟未來是否會形成，目前仍有待觀察。

但在那之前，卡萊案將增強白人共和黨人的權力，同時整體削弱民主黨和有色人種選民的力量。圍繞選區操弄的戰爭才剛剛開始，而共和黨剛剛獲得了一件威力強大的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