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禁令已被判違法，德國起訴書反復援引，專家批不能作可靠依據

德國開審影響“極其深遠”的“巴勒斯坦行動”案“烏爾姆五人組”因闖入一家以色列武器公司而面臨監禁。專家警告，這起案件可能成為將直接行動刑事化的先例。2025年9月8日凌晨，一群身穿黑色連帽衫、衣服上印有紅白相間“巴勒斯坦行動”標志的活動人士，闖入德國南部烏爾姆的以色列軍工企業埃爾比特系統公司辦公室。

檢方稱，他們進入園區后，用斧頭損壞并部分毀壞了家具、窗戶和技術設備，在墻上噴涂標語，點燃煙火，并高喊“解放，解放巴勒斯坦”和“德國出錢，以色列轟炸”。從活動人士自己拍攝的闖入視頻來看，這次行動中沒有人受傷。他們留在現場并報警，隨后被警方拘留。

自被捕以來，這五名活動人士——丹尼爾·塔特洛－德瓦利、萊安德拉·羅洛、克羅·特里克斯和佐·海盧），以及維·科瓦爾巴西奇——一直被分別關押在德國南部不同監獄，處于審前羈押狀態。

親屬和律師對他們的羈押條件表示擔憂，稱其“問題嚴重”。這些條件包括電話、探視以及與外界通信都受到嚴格監控。其中四人每天最多有23小時被關在牢房內，閱讀、鍛煉和集體活動的機會也受到嚴格限制。

在這樣的條件下度過近8個月后，這起備受關注的案件于本周一開庭。外界如今將這五名活動人士稱為“烏爾姆五人組”。庭審地點設在斯圖加特郊外的施塔姆海姆高安全級別監獄綜合體。這個地方在德國具有強烈象征意義，因為它讓人聯想到上世紀70年代對所謂“紅軍派”的審判。

施塔姆海姆之所以被視為一個高度象征性的審判地點，還因為近年德國持續打壓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和行動，不少德國人從中看到了當年所謂“激進分子法令”時期壓制氛圍的回聲。那是西德一項針對左翼人士的政策，公共部門求職者和雇員需要接受是否忠于憲法的審查，許多人因此失去從業資格。

本月早些時候，代表這些活動人士的律師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把庭審放在施塔姆海姆，等于“在審判前就預設被告有罪”，也讓人難以相信他們能獲得公正審判。代表愛爾蘭活動人士塔特洛－德瓦利的律師本雅明·迪斯貝格認為，這起案件背后還有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因素，和德國所謂“國家理性”有關，即幾乎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原則。

迪斯貝格說：“這起案件是在釋放一個信號：直接行動，尤其是針對軍工復合體的直接行動，將遭到國家機器的全面打擊。在正常案件中，單純因為財產損害和非法侵入，不會出現長達數月的審前羈押。”

多個國家都發生過針對埃爾比特設施的襲擊，其中一些與英國或歐洲其他地區的“巴勒斯坦行動”組織有關。英國政府去年7月將“巴勒斯坦行動”列為恐怖組織，但這一決定后來被英國法院裁定違法。政府針對該裁定提出的上訴本周開始審理。

五名被告此前都沒有犯罪記錄。但現在，他們被控非法侵入、造成超過100萬歐元財產損失，以及使用違憲組織標志。其中包括“從河到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這句口號。德國聯邦內政部將其認定為哈馬斯標志并予以禁止。

本案的核心還包括第四項指控：依據德國刑法第129條，指控他們屬于犯罪組織成員。盡管“巴勒斯坦行動”并未在德國被取締，但適用第129條后，國家可以以被告對社會構成威脅為由拒絕保釋，并為長期審前羈押提供法律依據。如果罪名成立，僅這一條就可能讓被告面臨5年監禁。

集會自由問題專家葆拉·齊默爾曼表示，在這起審判中適用這一刑法條款，存在“嚴重的人權和法治疑慮”。

迪斯貝格說：“這里被起訴的，不只是財產損害和非法侵入，更是與國家原則發生沖突的政治異議。這些人被視為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被塑造成敵人、反猶主義者、‘哈馬斯支持者’。這樣一來，國家就更容易不把他們當作法律主體，而是當作對手來對待。”預計法院將在7月底前作出判決。周一開庭時，五名被告戴著手銬進入法庭。隨后，由10名成員組成的辯護團隊與審判長卡特琳·勞赫施泰特，圍繞法庭安排和正當程序問題發生緊張對峙。辯護律師認為，庭審設置——包括把被告與律師隔開的厚重玻璃屏障——使正常溝通幾乎不可能，也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要求。

辯護律師馬蒂亞斯·舒斯特在庭審后表示：“法院正在用威權式手段，阻止辯方行使基本權利。”他認為，國家試圖把被告塑造成威脅，以此為程序的嚴厲程度和持續羈押尋找理由。

舒斯特說，勞赫施泰特法官多次限制辯方發言，甚至一度表示，不再接受庭審開始時提出的任何動議�！稗q方實際上被剝奪了最重要的權利，并被迫噤聲�！�

法官還強調，審判記錄只能由她決定。她對辯護律師安娜·布斯爾說：“哪些內容寫入筆錄，不由你決定，只由我決定�！鞭q護團隊隨后表示，這種做法“破壞了公正審判的核心原則”。之后，律師團隊集體離庭，并已申請要求審判長回避。

在休庭兩小時后，庭審繼續進行。辯護律師坐到了原本屬于被告、位于厚重安全玻璃后的座位上，以此抗議這種隔離安排。舒斯特說，這樣做是為了反對一種“無端妨礙辯護”且帶有“污名化效果”的庭審設置。勞赫施泰特要求他們在5分鐘內回到指定座位，否則將把他們徹底排除出本案。律師沒有照做，法院隨即宣布休庭。

齊默爾曼表示，這起審判的影響“極其深遠”。她說，這一先例“有可能把本來正當的公民社會參與，推向有組織犯罪的邊緣”。她還指出，這起案件可能在德國社會產生“顯著的寒蟬效應”，讓人們因為擔心新的起訴標準，而不敢行使表達和集會自由。

針對埃爾比特德國子公司的這次行動，公開目標是阻斷維持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武器供應。埃爾比特是以色列最大的國防承包商之一，以以色列軍方為主要客戶，并自稱是以色列無人機機隊的“支柱”。其產品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廣泛使用的多種系統，如“赫爾墨斯”偵察與打擊無人機、四旋翼無人機以及“天空打擊者”自殺式無人機。2024年，埃爾比特營收達到68億美元。

烏爾姆這處工廠原本屬于德國廣播電視設備制造商德律風根。2004年，德律風根被以色列國防電子企業塔迪蘭收購，后者隨后并入埃爾比特。這一沿革也反映出德國電子企業長期被納入以色列軍事技術體系。

專門研究以色列占領問題的獨立研究員希爾·赫弗強調，烏爾姆生產的兩項技術對以色列尤為關鍵：軟件定義無線電和激光瞄準系統。軟件定義無線電構成了一套內部通信網絡的基礎。該網絡被稱為“藍軍跟蹤”，可實時向各軍事單位更新其他部隊的位置。

赫弗說：“它實際上把戰場變成了一場電子游戲�！睌狄园偃f小時計的視頻、音頻和電磁數據被輸入一個名為“煉金術士”的數據庫。這是支撐以色列軍方人工智能系統——如“薰衣草”和“福音”——的核心資料庫，可用于在加沙大規模生成打擊目標。

激光瞄準系統同時被以色列軍方和德國聯邦國防軍使用，具有雙重用途。在進攻層面，它可以實時指定目標。赫弗解釋說：“這讓士兵只要四處看看，就能憑自己的目光決定想殺誰、想摧毀什么�！痹诜烙鶎用�，它也可用于攔截威脅，包括來自“亞蘇爾”型直升機的威脅。盡管有報道稱這種直升機在實戰中表現不佳，但兩國仍在使用。

進一步披露的記錄顯示，2025年，埃爾比特烏爾姆工廠至少7次向以色列運送軍用物資，包括激光和無線電系統，時間既有發生在“巴勒斯坦行動”闖入之前，也有發生在之后。這些貨物包括用于“遠距離獲取目標并實施火力打擊”的系統部件，以及激光預警系統和軍用通信設備�！斑@起案件從頭到尾都是政治性的”

被羈押期間，被告呼吁調查埃爾比特德國公司是否涉嫌參與加沙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其律師主張，這些活動人士的行動具有正當目標，即阻止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種族滅絕。庭審中的一個核心爭議，很可能就是法院是否會考慮這一動機，以及如何考慮。

德國是僅次于美國的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應國。德國自身也正處于大規模重新武裝階段，這進一步加深了其與以色列的協同。2023年，柏林同意以36億歐元購買以色列“箭－3”導彈防御系統，隨后又追加31億歐元。這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軍售交易。

德國聯邦內政部在今年早些時候兩國簽署新的網絡安全協議時表示：“以色列是德國在北約和歐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倍@一切發生之際，國際社會——包括法院、法學學者和人權組織——對以色列在加沙、約旦河西岸及更廣泛地區的行為譴責聲不斷上升。

德國官方幾乎一致譴責針對埃爾比特的這次行動。以色列駐德國大使羅恩·普羅索爾在社交平臺上強烈譴責稱：“這些襲擊是恐怖行為，必須明確這樣定性，并予以嚴懲�！彼�說：“反猶主義和恐怖主義在德國絕不能有立足之地�！�

這份針對五名被告、長達100頁的起訴書，幾乎沒有認真討論這次行動的政治動機，也就是德國支持下以色列對加沙的摧毀。相反，除了財產損害和非法侵入外，起訴書還把被告描述為一個犯罪組織成員，稱他們的目標是反對以色列所謂“種族滅絕”，并否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按嬖跈唷币辉~在起訴書中出現了5次。起訴書稱，否認以色列的存在權“顯然屬于反猶主義”�！胺N族滅絕”一詞在描述以色列行為時，全部都被加上引號，呈現出一種荒誕或缺乏依據的意味。

丹尼爾·塔特洛－德瓦利的母親米米·塔特洛－戈爾登說：“老實說，我完全不知道，一個法院在沒有聽取辯方證據之前，怎么能對一場行動的性質和動機作出這樣的判斷。這看起來非�；闹�，也讓人對無罪推定原則產生根本性質疑�！�

起訴書還援引了由國家資助的反猶監測機構“反猶主義研究與信息中心”的評估。近年來，這家機構的方法論持續受到批評，原因包括研究方法不透明，以及傾向于模糊批評以色列與反猶主義之間的界限。事實上，該機構甚至曾把猶太裔以色列歷史學家摩西·齊默爾曼的一次演講認定為反猶事件。

此外，“從河到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這句口號被認定為哈馬斯標志，并被進一步視為反猶主義。起訴書還把行動中噴在墻上的“嬰兒殺手”涂鴉，以及現場高喊的“起義”一詞，都認定為反猶主義。

在迪斯貝格看來，起訴書反復強調哈馬斯、反猶主義以及“從河到海”等口號，目的就是從根本上否定被告的行動動機。他說：“這其實是在構建一種敘事，讓他們的動機可以被整體抹消。這樣一來，人們就不必再面對武器輸送或政治責任這些問題�！�

起訴書最后還把“巴勒斯坦行動德國”描述為一個仿照英國同名組織建立的團體，并多次援引英國的禁令，盡管這一禁令已被英國法院認定違法。齊默爾曼表示：“這種源于他國國家機關的定性，本身并不能成為德國刑事訴訟中可靠的評估或結論依據�！�

歐洲委員會人權事務專員邁克爾·奧弗拉赫蒂最近也在一份報告中明確警告，不應采用這種一刀切式的定性。他敦促德國當局不要對支持巴勒斯坦的口號、標志或其他表達方式實行寬泛禁令，而應清楚區分受保護的政治言論與真正的反猶主義。

塔特洛－戈爾登說：“這起案件從頭到尾都是政治性的�！薄罢驹诒桓嫦系�，是不該站在那里的人”。塔特洛－戈爾登擔心丹尼爾的羈押條件。丹尼爾使用“他們”作為代詞。她說，丹尼爾每天有23小時被關在一間窗戶磨砂處理的牢房里，每月只能探視兩次，每次30分鐘，而且探視時不允許談論案件，其余時間幾乎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塔特洛－戈爾登說：“我無法和丹尼爾談論、通信或交流他們的動機�！彼稳莸つ釥枴笆且粋�原則性極強的人，長期關注生態和去殖民問題，也深受人權理念驅動”。

在最初幾個月，探視必須隔著一整面從地到頂的玻璃隔板進行。她形容那“幾乎就是一個玻璃盒子”。直到包括愛爾蘭議員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巴里·沃德和鄧肯·史密斯在內的多方持續施壓后，這一限制才被取消。她說：“僅僅是終于能抱一抱自己的孩子，這種差別有多大，我真的無法形容。”

維·科瓦爾巴西奇的伴侶喬西因隱私原因未公開全名。她表示，過去幾個月“讓人非常失去支撐”。

辯方的策略，建立在迪斯貝格所說的“緊急救助”論證之上。這是德國刑法中的一種原則，即為了防止更大的傷害，原本違法的行為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具有正當性。迪斯貝格說：“我們的目標，是要在法庭上證明，真正不該站在被告席上的人不是他們。不是那些在種族滅絕持續發生時供應武器的人，而是那些試圖阻止這一切的人�！�

這一論證依賴于辯方希望在法庭上建立的一條因果鏈：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德國通過持續出口武器，構成對種族滅絕的共謀；而作為以色列軍方供應商的埃爾比特系統德國公司，則在其中發揮了具體作用。

迪斯貝格堅持認為，烏爾姆案是“緊急救助”論證極為直接的一次適用，而這一論證通常由氣候活動人士提出。他說：“我從沒見過哪起案件，像這起案子這樣，如此清楚地適合使用這種論證�！�

檢方援引刑法第129條，以組織犯罪的名義起訴，使得本案可以作為共同案件審理。通過把被告界定為犯罪組織成員，檢方不僅可以尋求最高5年的刑期，也能為延長審前羈押提供依據。迪斯貝格說：“如果沒有第129條指控，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換句話說，這場仍在進行中的審判，影響遠遠超出烏爾姆本地。它實際上是在檢驗：面對種族滅絕，直接行動——尤其是針對德國軍工復合體的直接行動——究竟能否被視為一種正當干預，還是會被作為有組織極端主義加以起訴。

埃爾比特系統德國公司未回應記者多次置評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