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文 | 大何

最近關于躺平的話題熱度很高，忍不住了還是想多說兩句。

官方最近對“躺平”的重視程度，肉眼可見地上來了。

4月28日，國家安全部直接點名：某境外組織批量資助“躺平網紅”，系統化生產“躺平即正義”“反內卷=反剝削”的短視頻，搞思想滲透。

緊接著，《人民日報》也發文，戳破那些打著“躺平崗位”“清閑單位”旗號的考公流量話術。

言下之意很明確：躺平，是有害的；這股風，是境外勢力煽的。

但其實我覺得官方完全搞錯了方向，有個反直覺的事實：主流媒體越是鼓勵奮斗，有時反而會加重“躺平”的趨勢。

經濟學有個視角來看待躺平現象：不工作，本質上是在“購買閑暇”。

工資就是閑暇的價格。

工資越低，閑暇就越便宜，大家自然更傾向于“躺平”。

說白了，上一代人拼命出賣自由換取金錢，這一代人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用金錢把自由買回來。

這是“奮斗”和“自由”在個體層面的交易置換。

當大家越努力，產能越高，商品價格越便宜，這反而讓選擇“躺平”的人能以更低成本生活加受益。

奮斗者發現自己越努力，獲得感越有限，就容易產生“奮斗成了笑話”的消解感，最終可能也加入“躺平”大軍。

這是幾乎是一個不可逆過程，從奮斗到躺平很容易，而從躺平到奮斗，幾乎不可能。

寫幾篇宣傳文章就讓你年輕人開始奮斗了？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想從根本上緩解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資。

這會在兩個層面起作用：

一方面，最低工資提高會推高價格，產生適度通脹，從而提高“躺平”的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更高的時薪也會讓工作對“躺平”的人更具吸引力，讓他們覺得付出時間變得劃算了。

數據顯示，2025年所有省份都調整了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已超過2000元，

但這種調整力度相對于生活成本的上漲預期，步子可能還可以邁得更大些，

尤其是在青年失業率依然高企——2026年3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回升至16.9%——的背景下，靠工資杠桿來撬動勞動參與率的空間是客觀存在的。

當下的宏觀背景，也給“躺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025年中國GDP增速5%，但多家機構預測2026年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回落至4%區間。

當經濟增長從高速切換為中低速，社會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從“做大蛋糕”變成了“分蛋糕”。

增量時代大家都有奔頭，存量博弈時期，競爭的殘酷性更容易催生“努力了似乎也沒什么用”的無力感。

消費數據也印證了這種謹慎和保守——2025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僅4.4%；

相反，居民存款卻增加了14.64萬億元，人均存款近12萬元，創下新高。

把錢存起來不花、把閑暇買起來“躺平”，本質上是相同的選擇，是對環境不確定性的一種本能避險。

值得注意的是，在就業形態上，中國的現實情況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大規模躺平”的直觀印象。

人社部去年底表示，據測算，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超過2億人，表述由過去的達到2億，更新為超過2億。

而消費日報援引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 2024 年底，靈活就業已達到約 2.4 億。以2億人計算，靈活就業群體在當前全國約 7.4 億總就業人口中占27%。

對于 4.7 億城鎮就業則占43%，不能看作就業市場的補充了。

這兩億多人中，有大量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他們在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中賺取收入——標準工時8小時，但他們普遍工作10到12小時，甚至更久。

如果把“工作投入度”這個指標拉出來橫向對比，新就業形態的主流勞動者，其有效勞動時長在全球范圍內都是排在前列的。

也就是說，“勞動時長”這個硬數據本身，已經構成了一面巨大的墻：真正的“躺平”——即事實上放棄參與勞動——在整個中國適齡勞動群體中，始終是一個極其邊緣化的存在。

宏觀上，我們看到的更多不是“躺平”而是“內卷”，勞動力紅利從“數量紅利”轉向“效率紅利”，用更長的時間投入換取那份收入。

把視野放寬，一個幾乎無法逆轉的現象是，現在的“躺平”和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出現的“平成廢宅”有著類似的底層邏輯。

當經濟經歷漫長的結構性調整與低通脹甚至通縮階段，年輕人對未來收入的增長預期就會喪失信心。

當預期長期低迷，降低欲望、壓縮需求、收縮人生目標，就變成了一種理性的生存策略。

從這個意義上說，“躺平”與其說是一種個人選擇的“墮落”，不如說是一種對宏觀環境的被動適應和應激反應。

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比輿論引導更有效，那一定是工資收入預期和經濟增長的真實改善。

當蛋糕真的在變大、勞動付出有明確可預期的回報時，不用動員，大家自然會把“躺平”選項擱置一邊。

畢竟，沒有誰真的天生就只想“躺”著。

因此，關鍵不是說服年輕人奮斗，而是讓奮斗重新變得“值錢”（讓勞動重新獲得定價權）。

只有讓勞動者的收入真正漲起來，提升勞動在分配中的份額，才能稀釋過去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差距，讓努力與回報重新掛鉤。

時代變了，思路也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