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男女共渡百日無法律約束實驗結果

某天傍晚，一艘漂在大西洋上的小木筏甲板上，十個曬得黝黑的男女正一臉陰沉地傳看一張新發下來的問卷。題目只有一道——＂如果船上必須有人去死，你希望那個人是誰？＂

答卷收齊，票數最高的并不是同舟九十多天的任何一位船員，而是漂在身后小艇上、用望遠鏡觀察他們的那位白發學者，問卷的發起人本人。這個戲劇性場面，被一臺16毫米攝影機原原本本地拍了下來，半個多世紀后，又通過一部紀錄片重新擺到全球觀眾的眼前。

這場被媒體冠以＂性筏＂之名的航行，2018年被瑞典導演馬庫斯·林丁拍成了紀錄片《木筏》，剛剛過去的2025年又被多檔歐美播客重新翻出來反復討論，熱度未減。

它的全稱叫＂阿卡利遠征＂。船上一共十一人，五男六女，1973年5月12日從西班牙拉斯帕爾馬斯起航，在大西洋漂流101天，中途僅在巴巴多斯短暫?？?，最終抵達墨西哥科蘇梅爾。

十一人當中，有十位是經過層層篩選的志愿者，剩下那一位，就是后來被全員投票＂票選去死＂的發起人。

這艘船被刻意造成了＂人間煉獄＂的樣子。12米長、7米寬，沒有發動機，全靠風和洋流推著走。船艙低矮，幾個人擠在一張通鋪上睡覺，連廁所都是懸空在浪面上的一個洞，毫無遮擋。

船上禁止攜帶書籍報刊，沒有任何能消磨時間的娛樂，卻備足了酒。規則更是反常識：所有人只準穿泳裝，每周必須填寫一份私人情感問卷，男女睡覺位置必須交錯相鄰，關鍵崗位由女性擔任，男性服從指揮。

挑人的過程同樣耐人尋味。十一名船員是從世界各地精挑細選出來的，宗教、性別、國籍故意拉到最大反差，目的就是讓沖突在船上最大化。船員中有安哥拉的天主教神父貝爾納多、日本攝影師悅子、烏拉圭人類學家何塞-瑪利亞等人，他們之前彼此完全陌生。

瑞典籍的瑪利亞·比約恩斯塔姆是當時世界上首位遠洋女船長；負責醫務的是一位以色列籍女醫生；還有一位為了逃離家暴丈夫才報名的美國姑娘瑪麗·吉德利。男性這邊則被刻意安排了廚師、攝影師、水手等＂輔助＂崗位。這種性別角色對調，在七十年代初是相當激進的設置。

發起者打的算盤并不復雜。1972年11月，他乘坐的飛機被劫持飛到古巴，事后他觀察到乘客在劫機時與平時判若兩人，由此堅信只有在持續的危險與壓迫下，人才會露出真實的自己。

這位學者長年研究人類暴力的起源，他給出的答案是＂性是暴力之源＂。

他要做的，就是把一群陌生男女塞進狹小空間，剝掉法律和社會的外衣，等著看大家如何為情欲、為食物、為權力大打出手。他對外把項目包裝成＂和平計劃＂，可西方媒體很快就改了口，叫它＂性筏＂，這個綽號讓一些船員至今仍覺得被冒犯。

事情的走向，把發起者氣得不輕。

剛上船頭幾天，大家彼此客氣，說話都隔著一層。木筏一路向西，太陽越曬越毒，罐頭吃得人發膩，沒有手機也沒有書，男女之間的距離開始迅速拉近。

確實有人發生了親密關系，也確實出現過兩個男人對同一位女性產生興趣的情況，但事情并沒有像劇本預想的那樣升級為毆斗。船員們坐下來談，把彼此的想法攤開說，最后大家都接受了相處的邊界。

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那條小鯊魚。一名男船員在船舷邊釣上來一條小鯊魚，他興奮極了——天天吃罐頭實在難以下咽，新鮮血肉是巨大的誘惑。

但船上沒有炊具，要吃只能生吃，而且活物在眼前被宰這種事，有幾位女船員明確表示無法接受。在一艘＂沒有規則＂的船上，最容易的解決方式本應是強勢的一方說了算。

可十個人選擇開會，把所有人的顧慮都討論一遍，最后達成一致：這一次接受，但絕不大規模捕殺，且盡可能讓鯊魚少受痛苦。當晚甲板上舉辦了一場小小的慶祝，每個人都嘗到了航程中第一口新鮮食物。

發起人在小艇上看著這一切，心情越來越糟。船員們對侵略行為表現出克制，這令他感到挫敗，于是他開始親自下場制造沖突，甚至一度接管了木筏的指揮權，但群體依然保持和睦。

他先是把承諾保密的私人情感問卷公開張貼，企圖制造猜忌；接著在食物分配、航向決策上故意添亂。這些＂人為引爆點＂被船員們用一次又一次的開會、協商化解。到了航程末段，他已經按捺不住，索性發出那份＂你最希望誰死＂的終極問卷。

結果，全船的怒火齊刷刷指向了他。船員事后的證詞都印證，唯一真正激起他們憤怒情緒的，就是發起者本人。

私下里，確實有人討論過把他扔下海，對外只說一句＂失足落水＂了事；但很快又被自己勸住了——真把他丟進海里，反而是替他作證＂性即暴力之源＂的假設成立。最有力的反擊，是讓他活著回到陸地，親眼看著這群人靠對話而非拳頭走完全程。

101天后，木筏抵達墨西哥科蘇梅爾。無人死亡，無人重傷，沒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事件發生。

回到陸地的發起人，并沒有贏得他想要的學術聲譽。這場實驗從設計到執行都嚴重違反學術倫理——研究者本人下場操控變量，是科研工作的大忌。

他的方法被同行普遍質疑，事業自此走下坡路。紀錄片把這一切講得很清楚：阿卡利船上最大的緊張來源不是種族、性別、政治、宗教或語言差異，也不是無聊或情欲，而是發起者本人，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傲慢、欺騙、自負的領導力問題。

晚年他似乎也有所反省。1986年，一批科學家聯合發表了著名的《塞維利亞關于暴力的聲明》，明確否定＂人類天生傾向于戰爭與暴力＂這一論調，他正是簽署人之一。

林丁請來仍在世的船員，在一艘1:1復刻的木筏上重新坐到一起，影片在2018年哥本哈根CPH:DOX紀錄片節首映并拿下大獎。

國內觀眾看完這段往事，感受恐怕和西方有所不同。中國人對群體相處之道，向來講究＂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強調共識與協商。

這群來自不同大洲、操著不同語言、信奉不同宗教的陌生人，能在101天里把每一次摩擦都談成共識，靠的不是西方學者預設的＂暴力本能＂，而恰恰是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尊重和體諒。

這種＂船上民主＂雖然是被極端環境逼出來的，卻意外印證了一個樸實的道理——分歧不必然導致對抗，差異不必然導致撕裂。

當然，也得冷靜看到一個前提。整個航程中，淡水和食物始終充足，沒有人面臨真正意義上的生死競爭。如果哪天補給見底，這群人是否還能維持同樣的善意？這是阿卡利留給后人的一道懸而未決的考題。

和平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選擇放下拳頭、伸出手去談的累積。這一點，無論在浩瀚海上還是遼闊陸地，道理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