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女富婆當了三年秘書,每晚安排男陪酒,最怕接到醫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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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都說"有錢人的快樂你想象不到",可有錢人的苦,你更想象不到。

大家看到女老板,第一反應是什么?豪車、名牌包、呼風喚雨、紙醉金迷。再加上"每晚安排男陪酒"這幾個字,腦子里是不是已經自動腦補了一出大戲?別急,你想的那些畫面,可能跟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叫何曉光,今年二十九歲。過去三年,我有一個說出去沒人信的工作——給一個身家過億的女富婆當貼身秘書。接下來的故事,是我親身經歷的。你們聽完可以笑我,也可以罵我,但有一件事我得先說清楚——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保一個人的命。



2024年春天,凌晨兩點十七分。

我的手機響了。

那種鈴聲我再熟悉不過——是醫院急救中心的號碼。手機屏幕的光照在我臉上,我整個人從床上彈了起來,心臟像被人攥了一把。

"何先生,您是沈曼卿女士的緊急聯系人嗎?沈女士目前在急救室,情況不太穩定,請您盡快趕過來。"

我光著腳沖到門口,鞋都沒穿對。左腳一只運動鞋,右腳一只拖鞋,就這么開車往醫院沖。

一路上我給她的司機老吳打電話,打了三個,沒人接。又給她的保姆王姐打,王姐接了,聲音發抖——

"何秘書,沈總她……她在家里暈倒了,是我打的120。她在浴室里摔的,頭磕到了浴缸邊上,好多血……"

好多血。

這三個字像三顆釘子,一顆一顆釘進我腦子里。

我趕到醫院的時候,急救室的紅燈還亮著。走廊上只有一個保潔大姐在拖地,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我靠在墻上,腿有點軟。

"最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這三年來,我無數次在深夜被各種電話驚醒。有時候是她喝多了需要人送回家,有時候是飯局上出了岔子需要人善后。但最怕的——一直是醫院打來的電話。

因為沈曼卿有一個秘密。

一個除了我和她的私人醫生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的秘密。

這個秘密,跟外界傳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八卦一點關系都沒有。跟那些男陪酒——有關系,但不是你們想的那種關系。

急救室的門開了。

醫生走出來摘下口罩,臉上的表情讓我心里一涼。

"家屬?"

"不是家屬……我是她的秘書。"

"她暫時脫離危險了,但顱內有淤血,需要進一步觀察。另外——"醫生壓低聲音看了我一眼,"她的血液檢查結果里有大量安眠藥成分。何先生,她是不是長期服用安眠藥?"

我沒說話。

醫生等了兩秒鐘,又問:"長期到什么程度?"

我閉上眼睛。

"三年。每天都吃。不吃睡不著。"

沈曼卿,四十一歲。

旗下有三家公司,涉足地產、酒店和貿易。總資產多少我沒數過,但她名下光寫字樓就有四棟。在商界,她是出了名的狠角色——談判桌上寸步不讓,簽合同的時候手穩得像外科醫生。

可一到了晚上,她就變了一個人。

變成一個怕黑、怕安靜、怕一個人待著的女人。

我剛來的時候不懂。第一天上班,她就交給我一項讓我目瞪口呆的工作——

"何曉光,從今天起,你每天晚上幫我安排一個飯局。地點隨你定,但必須有人陪我喝酒。男的,形象好一點,能聊天,酒量不要太差。"

我當時愣在辦公桌前,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我一個堂堂名校畢業的MBA,月薪三萬五的貼身秘書,干的活是給老板找……酒伴?

"別想歪。"她大概看出了我的表情,放下咖啡杯,抬起眼皮瞟了我一下,"我不是找男人,是找人陪我喝酒。我需要有人跟我說話,說到我能睡著為止。你要是不愿意干,現在就可以走。"

我沒走。

不是因為三萬五的月薪,而是她說那番話的時候,眼神里有一種東西。不是居高臨下,不是頤指氣使,是一種裹著鎧甲的求助。

像一個溺水的人在水面下伸出手,但手上還戴著金手鐲,光芒把求救的姿態全遮住了。

從那天起,我每晚的工作就是安排飯局。

地點大多在她名下的酒店包廂里。我負責提前布置好——燈光調暗,音樂選她喜歡的爵士樂,酒備齊。紅酒為主,偶爾威士忌。

男陪酒的人選,我也慢慢摸出了她的標準:不要油嘴滑舌的,不要上來就套近乎的,不要眼神亂飄的。她要的是那種坐得住、能聊天、有分寸的男人。聊什么都行——聊生意、聊電影、聊八卦、聊小時候的事。

但絕對不能碰她。

這是鐵律。

曾經有一個做紅酒生意的男人,喝到微醺以后手往她膝蓋上搭了一下。沈曼卿面不改色地把他的手拿開,笑著說:"手挺好看的,留著吧。"

那個男人第二天就被從她所有的合作名單里劃掉了。

我清過一次場——有個陪酒的小伙子喝多了,嘴里開始沒遮沒攔,說了些不該說的暗示。沈曼卿起身去了洗手間,路過我身邊的時候輕聲說了一個字:"換。"

我五分鐘之內把人請走了。

這些事在外人看來,就是一個有錢女人夜夜笙歌、每晚換男伴。傳到外面,什么版本都有——什么"女版西門慶",什么"用錢買男人",什么"荒淫無度"。

他們不知道的是,每次飯局結束,沈曼卿回到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吃安眠藥。

吃了藥,才能睡兩三個小時。睡不著的時候,她就坐在客廳的落地窗前,抽一根又一根的煙,盯著窗外的夜景發呆,直到天亮。

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有一次她喝多了沒回家,直接在酒店包廂里睡著了。我去收拾的時候看見她蜷在沙發上,手里還攥著一個藥瓶。瓶子上的標簽我偷偷看了一眼——那是處方級別的安眠藥,劑量很大。

我站在那兒看了她很久。

她的妝花了,口紅蹭在了沙發靠墊上,高跟鞋歪在地上,一只腳光著,腳踝上有一道舊傷疤——不像是磕的,像是利器劃的。

"沈總,你到底在怕什么?"

這個問題在我心里壓了整整一年,才找到答案。

而那個答案,比我想象的所有版本都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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