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江青的紅人，曾奉周總理之命調查賀龍案，63歲在獄中自縊身亡

我們在上一期內容中說道，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教員決定為賀老總平反。在此情況下，周總理開始親自過問賀老總一案，并在1974年安排人員徹查此案。而此案的重點，就是要查清楚李仲公檢舉賀老總“求降信”之真偽。

周總理將案件交給華國鋒和紀登奎承辦，同時又親自提名了三人，即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楊貴、施義之和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王曼恬。

上期內容中，因篇幅有限，文史君只說了案件的調查經過和最終結果，但并未提及這三位關鍵人物，但他們卻是整個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周總理這看似尋常的人員安排，實則卻大有門道。而想要弄清楚其中的‘門道’，我們就得先來簡單介紹一下這三人的背景，然后再細聊我們本文的主人公——王曼恬。

公安部副部長楊貴，是著名人工天河——“紅旗渠”的總設計師，為人忠誠實干、政治立場堅定，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安陽地委書記、林縣縣委第一書記。1973年10月，時任公安部部長李震去世后，經周總理提議，楊貴調任公安部副部長。作為一名地方干部，楊貴不屬于任何派系，是典型的中間派實干家。

公安部副部長施義之，21歲參加革命，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其戎馬一生、戰功赫赫，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曾任解放軍第二十一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職，1966年后調到公安部工作，歷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長、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李震去世后主持公安部工作。

王曼恬，即本文的主人公，她是湖南湘鄉縣人，早年曾做過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長，“特殊時期”后開始發跡，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等職。此外，她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教員的表侄女（其父王星臣是教員的表兄），而且還是江青的“紅人”。

事實上，周總理早就懷疑李仲公上交的這兩封信是偽造的，但又必須查清楚，不然江青他們肯定會揪住不放。因此，安排哪些人去查，就必須要考慮清楚，而周總理提名這三人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楊貴是地方實干派，辦事認真、原則性強，周總理很信任他；施義之是部隊的，當時又任公安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而王曼恬是江青的“紅人”，有什么情況自然會給她通氣。他們三人代表不同的“群體”，同時參與此案的調查工作，有利于真相水落石出。不得不承認，周總理考慮問題的確很細致周到、深謀遠慮。

在三人的努力下，案件的真相很快便水落石出，這兩封信確系李仲公建國后偽造的，但周總理考慮到李仲公當時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就沒有對其采取措施。但在1978年后，年近九旬的李仲公還是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解決完上文遺留的問題后，接下來就可以仔細聊一下我們本文的主人公——王曼恬的故事了，看看她是如何成為江青的“紅人”的，最后結局如何？

王曼恬之所以能成為江青的“紅人”，除了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外，還與1968年她給江青寫的一封關于天津出現“黑會”和“黑戲”的告密信有關。

所謂“黑會”，指的是當時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而“黑戲”則是天津人民話劇院根據當時轟動全國的“陳里寧事件”排演的話劇《新時代的“狂人”》。王曼恬認為，這個會就是想陰謀奪文藝界的權，而江青一直自詡是特殊時期的“旗手”，她決不能容忍別人染指文藝界，更別說還要奪權了，因此迅速引起了江的高度警覺。

沒過多久，江就叫了幾十輛大卡車，把天津當時所有的活動分子（包括市革委會委員、市革命群眾代表、駐津部隊、文藝系統代表等約千余人）都接到北京來，召開了一場千人大會（也叫“接見大會”）。

會上，江青、陳伯達等大肆批判天津出現的所謂“二黑”的問題，并點了很多人的名，如周揚、孫振、楊潤身、王昌定等。此外，江青還說冀中老根據地獻縣、深澤縣有大叛徒集團，因此又牽連了一大批人，如時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宋景毅等人，他們都是從該根據地走出的干部。而這便是著名的——“二二一事件”（1968年2月21日）。

由于篇幅有限，文史君就不過多介紹“二二一事件”的細節了，我們只需要知道，該事件的影響很大。會后，時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公安局局長江楓立即被隔離審查，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服藥自殺……

而與這些相繼被打倒的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曼恬的“步步高升”。作為揭露天津“二黑”問題的“有功之臣”，王曼恬從此登上了政治舞臺，擔任天津市革委會核心小組成員、市革委會副主任，天津市委成立后又擔任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成為了名噪一時的“風云人物”。

事實上，王曼恬“發跡”后，也不全是做“壞事”！由于她與教員的親戚關系，她一度成為教員的私人信息來源之一，很容易和教員見上面、說上話，其實際影響力要遠大于職務，很多敏感的事項有她參與往往能更順利處理。

1970年文化部被撤銷后，成立了國務院文化組，吳德兼任組長，副組長劉賢權（后于會泳）。由于當時把持文化組的于會泳等人都是江青的親信，因此吳德工作起來非常困難。后來，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吳德決定調王曼恬到文化組工作。

為此，王曼恬還特地向教員請示，最后獲得同意。不過，王曼恬在文化組只是兼職，其工作重心還是在天津，并且每周只來京工作一兩次。但此舉還是取得了很好地效果，在此期間，文化組有一些情況得以直接向教員匯報，幫助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問題。

1976年10月后，一切恢復平靜，于會泳（時任文化部部長）等人被立案審查，王曼恬也未能幸免。當年12月后，天津市委召開了多次常委會、常委擴大會，讓王曼恬把自己的問題講清楚，但她講來講去，有些問題始終模棱兩可、說不清楚，而且她對清查她的問題表現出了明顯的抵觸情緒。

那么，王曼恬究竟有哪些問題呢？

根據調查顯示，從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王曼恬寫給江青等人的信件有33封、電話記錄23份，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我們上文提到的她向江青寫告密信制造了“二二一事件”。此外，她在國務院文化組兼職期間，經常給天津傳些上邊的小道消息，還在1976年積極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當然，作為江青的“紅人”，她對江的一切指示都積極緊跟。因此，當時市委就將其定為“四人幫”的死黨。

1977年1月4日下午，王曼恬在辦公室服藥自殺，但未遂。為了防止她再自殺，市委專門成立了一個由20多人組成的看護小組。

盡管看護嚴密，但王曼恬決心已下，無人能阻止。終于，在1月27日的晚上，她成功了，終年63歲！

跟王曼恬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對她的印象基本都是——水平不高，但很敬業，而且敢說話、敢負責。事實上，作為一個領導同志，“敢說話、敢負責”已經是非常難得的品質了，尤其是在特殊年代尤為如此。

比如，當她得知天津一處工廠違規往農田里排放工業廢水后，當即主動致電相關工作人員，讓其立即到場核查整治。當時正值休息日，而且此事也不屬于她的分管業務范疇，根本無需她親自過問，但在得知農民耕地被污水侵蝕、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她還是主動協調處理。正所謂為官做事，從不分內分外，只要關乎百姓生計，就沒有置身事外的道理。

1973年，國務院決定將河北省所轄的薊縣、寶坻、武清、靜海、寧河劃歸天津市，這對天津后續的發展十分有利，但在這項政策正式落地之前，這般行政區劃轉實屬不易。為了促成此事，王曼恬受時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解學恭委托，專門到國務院去找李先念副總理，再三陳述理由，終于辦成了此事。

當然，這些只是眾多事例中的一部分，不得不承認，由于王曼恬的特殊身份，在很多事情上，有她的參與的確會辦理得比較順利。

至于對她的評價，文史君無法準確地作出，一來，所能參考的史料的確很少；二來，對于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人物，本身就是“功過皆有”，除非與之有過交集或對其了解深入者才有資格對其作出準確、客觀之評價，否則皆是妄言，而歷史作者最講究真實，故文史君不敢輕率臆斷、妄加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