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剛投降，錢穆就發文提醒蔣介石，首都繼續設在南京遲早丟江山

日本投降沒幾天，錢穆就趕緊發文提醒蔣介石不要定都南京，否則遲早會丟了江山。結果，蔣介石根本沒聽，還辦起了“還都大典”慶祝。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還都大典。這一天的南京十分熱鬧，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紅地毯一路從從碼頭鋪到大會堂。

對此，蔣介石頗為得意，因為還都南京這件事，他期盼了許多年，如今一朝如愿，自然是難掩激動情緒。蔣介石為何會如此興奮？

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南京對于國民政府而言意義重大，乃孫中山先生親自定的都，代表著“正統性”；另一個是定都南京，可以得到江浙財閥的支持，雖然民國表面上都歸蔣介石管，但實際上只有江浙才是蔣介石真正的“大本營”，浙江財閥的態度很重要。

所以，在抗戰剛剛勝利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蔣介石就迫不及待的辦了這場還都慶典，迫切希望盡快回到南京，回到那個讓他倍感自在的舒適區。

但在這個時候，錢穆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錢穆看來，蔣介石此次還都南京，不僅不值得慶賀，而且還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其實，早在1945年9月，抗日戰爭剛剛取得勝利的時候，錢穆就已經對民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后的首都安排有自己的見解。

彼時，潛伏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今天內，就敏銳的意識到選都問題很快會被提上日程。因此，

錢穆極具遠見的寫了一篇《戰后新首都問題》，討論民國政府在戰后選都的問題，并在文中將“還都南京”定為下策，稱定都南京必敗無疑。

不得不承認，民國時期的讀書人還是有些風骨的，但如此直言，明顯與蔣介石的想法相悖，錢穆究竟出于何種考量，才表達出如此觀點呢？

其實讀過錢穆的書就會發現，在錢穆的史觀里，中國歷史的演進，其實就是政治重心不斷在地理空間中尋求平衡的過程。

而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權，就像是潑在斜坡上的水一樣，從高到低不斷遷移，順著河流一路發展。正是基于這種考慮，錢穆注意到了定都南京的弊端，認為政治中心設在南京這種“溫柔鄉”，時間久了會喪失北方政權所特有的開疆拓土之狠勁。

在錢穆看來，“偏安東南”說得好聽，實際上不過是“半身不遂”。當所有的資源和人才都瘋狂涌向江浙滬時，廣袤的西北地區就會逐漸喪失“生機”。

從錢穆的觀點可以看出，他的眼光要遠比蔣介石更高，不僅看到了定都的問題，更看到了未來發展的問題，這已經涉及到了戰略層面。

值得一提的是，認為定都南京不妥的人，并非只有錢穆一人，章太炎也談過定都南京的五個弊端。

1912年，民國建立之初，章太炎就談及了此事，稱定都南京有“五害”。在這五害之中，最大的壞處是定都南京會導致北方逐漸失控。江浙財團固然可以穩固南京的統治地位，卻對北方的影響力不足，久而久之北方就會出亂子，日本人也會趁機鉆空子。

由此可見，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定都南京這件事確實有不小的“隱患”，不僅錢穆有這個想法，章太炎也有類似的看法。

但面對章太炎和錢穆的觀點時，蔣介石這一次卻沒有聽勸，最終還是固執的要還都南京。蔣介石難道聽不懂錢穆和章太炎在講什么嗎？肯定不可能，他能聽懂，但同時也有自己的考量，這才是讓他堅持定都南京的原因。

其一，定都南京這幾件事，是孫中山先生當年力排眾議做的決定，頂著很多人想定都北京的壓力，最終做成了這件事；

其二，蔣介石的“錢袋子”在江浙，自從1927年以來，他就將江浙視為自己的政治福地了，自然想親自看守住自己的錢袋子，而不愿意去西安和北京。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后，曾說了這么一句話，中國復興的“正門”在西北的大陸方向，而東南沿海那些繁華的港口，不過是列強進出中國做生意的“側門”。顯然，外國人看出了其中的門道兒，簡單的一句話卻看透了事情的關鍵，而蔣介石卻選擇對此視而不見，只想著守住自己的地盤，過偏安一隅的日子。

但事情根本沒有蔣介石想的那么簡單，面對舊軍閥的爭斗，蔣介石還能憑借強大的經濟基礎一爭長短。但事情真正的發展到戰略層面的決定來左右時，蔣介石只想守著“錢袋子”的思想，顯然太落后了。

蔣介石任人唯親，對嫡系部隊和雜牌軍完全是兩個態度。只要是忠誠他，或者是他信任的人，哪怕如湯恩伯和劉峙這樣的人，也照樣能當高官。不是自己的人做錯了事情，立刻就要背黑鍋，自己的人做錯事情，馬上就會徇私照顧。

蔣介石想以江浙財閥的支持為根基，逐一搶占各個軍閥的地盤，原本應該是全國統一的作戰思想，到蔣介石這里卻成了爭搶地盤。原本就是因為蔣介石兵力威脅而妥協的軍閥們，總會在關鍵時刻給蔣介石使絆子，這就是他的軍閥思想導致的后果，根本無法服眾。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討論11個候選城市名單時，南京在首輪就被“淘汰出局”，理由是距離老百姓太遠。最終，政協定都北京，政治中心遷向了北方，對整個國家的穩定明顯更加有利，這才是沒有“私心”的正確決定。

此時，距離蔣介石堅持要還都南京的時間，也不僅僅過去3年時間而已。由此可見，蔣介石的目光實在是短淺，看問題永遠是舍大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