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頓日志中，東京審判的回響

大衛·納爾遜·薩頓。鄒德懷 圖

1946年4月7日，長江邊，多云，非常冷。

“據稱，日軍曾在此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边@天，51歲的美國人大衛·納爾遜·薩頓在日志中寫下這樣的話。作為東京審判時期的美方副檢察官，彼時他正身在南京，搜集侵華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并將調查經歷寫進日志。近一個月后，東京審判開庭。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看到薩頓的日志時，深感震撼與敬畏，“這種未經修飾、直擊現場的記錄，具有任何二手文獻都無法比擬的沖擊力和說服力”。

這是薩頓日志近八十年來首次披露，它由“90后”藏家鄒德懷從美國拍賣市場拍得，后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今年是東京審判80周年，薩頓日志泛黃的紙頁穿越時空，再次將人們帶回歷史現場。

1946年4月的薩頓日志。鄒德懷 圖

重新發現薩頓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蘇等11國在日本東京開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二戰日本甲級戰犯，即東京審判。最終，25名被告被判有罪，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人被處以絞刑。

作為東京審判國際檢察局成員，薩頓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尤其是系統搜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證據，在審判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東京審判結束后，他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薩頓再次引起關注，源于一次意外發現。

2025年11月10日晚，收藏家鄒德懷像往常一樣，登錄了他經常瀏覽的美國軍事文物拍賣網站——他曾多次光顧這家網站，幾年前在這里拍到過飛虎隊成員的遺物。他刷新頁面，被13件預拍品吸引，這些拍品的標注信息指向一個陌生的名字——大衛·納爾遜·薩頓。

翻閱外文資料后，鄒德懷心頭一震：薩頓，正是東京審判期間的美方副檢察官，而這些拍品，是記錄他當年在中國調查經歷的原始檔案。鄒德懷當即定下預算，計劃以3萬美元競拍其中9件核心史料。

薩頓遺物拍賣時的網頁。鄒德懷 圖

鄒德懷的敏感源于他多年的收藏經歷。2015年起，他便開始收藏抗戰文獻。十余年來，他收藏了大量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也許是收藏的這類影像過多，他至今記得一個夢：“我站在南京大屠殺時期的南京街頭，四周是店鋪和城墻，到處是驚慌失措的人。我手足無措地站在原地，一個赤身裸體的姑娘從身邊跑過，日本兵在后面追趕；一輛車從眼前拖過，車上堆滿了女人的尸體……”

2025年11月14日凌晨，競拍開始，激烈的角逐持續了兩個小時。最終，鄒德懷以6萬多美元拍下9件拍品，遠超預算。他不得不四處籌款，但在親友的幫助下勉強湊齊全款后，意外接踵而至：拍賣行稱系統遭黑客入侵，約4.9萬美元被詐騙團伙截取。經過漫長的協商，拍賣行愿意承擔月1.9萬美元的k損失，剩余約3萬美元的缺口，仍需鄒德懷自行補齊。

就在他焦頭爛額時，一位熱心公益的朋友張菡伸出援手，全額承擔了這筆費用。2026年1月29日，歷經多方接力轉運，鄒德懷終于收到了從美國寄來的包裹。

思慮再三，鄒德懷決定將這批薩頓的遺物捐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稱紀念館），其中包括薩頓1946年至1948年執行東京審判任務期間的6本日志原件、薩頓撰寫的系列“來自中國的報告”原件等?！盀榱俗尭嗳酥滥嵌螝v史，知道戰爭有多殘酷，知道和平來得多么不易?！?/p>

鄒德懷在捐贈現場。鄒德懷 圖

填補歷史拼圖

紀念館館長周峰回憶起第一眼見到薩頓日志原件的場景時，依然難掩激動：“紙頁已經泛黃，但薩頓八十年前來南京調查記錄的字跡依然清晰如刻，穿越近八十年時光的歷史厚重感撲面而來?！?/p>

紀念館第一時間邀請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夏鳴教授等相關專家進行鑒定，確認這是薩頓的原始日志，并因作者身份的關鍵性及一手記錄具有巨大的研究價值。

“比如薩頓在日志里寫到，1946年4月7日‘前往長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這種未經修飾、直擊現場的記錄，具有任何二手文獻都無法比擬的沖擊力和說服力?！敝芊逭f。

這些細節讓薩頓日志不僅僅是一份私人記錄。經過將薩頓日志與已有檔案初步比對，周峰發現，薩頓關于探訪上述長江邊屠殺地點的記錄，與紀念館收藏的草鞋峽、燕子磯等叢葬地埋尸記錄，以及劉永興等幸存者戰后敘述的‘江邊機槍掃射’地點高度吻合?！八_頓作為國際檢察官，其獨立調查的發現，反過來印證了中方當時統計和記錄的真實性與準確性?！?/p>

楊夏鳴關注薩頓已有二十年。他介紹，薩頓去世后，其后人將他的檔案捐贈給了他的母?！绹锸繚M大學，以及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圖書館。他推測，這批檔案大概率來自美國里士滿大學法學院圖書館，“2009年，該館將‘薩頓檔案’外包數字化時，可能某一個文件夾不慎丟失，最終流入拍賣市場”。

楊夏鳴認為，這批檔案入藏紀念館，“填補了中文世界關于薩頓調查工作的史料空白”，為東京審判研究補上了關鍵一環。

與紀念館已經收藏的《拉貝日記》《馬吉影像》、程瑞芳日記等大量史料不同，薩頓日志有其特殊性。周峰說：“如果說前者是從保護者、目擊者、受害者視角記錄的歷史，那么薩頓日志則提供了從國際司法調查者視角的完整記錄，它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這是‘執法者’與‘求證者’的第一視角。”

他進一步補充，這份日志填補了兩塊關鍵的歷史拼圖：

“一是‘取證的過程’，我們都知道東京審判判了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元兇）絞刑，但證據是怎么一步步搜集的？證人是怎么找到并說服其出庭的？薩頓日志詳細記錄了1946年初春他在中國各地奔波、面談證人、篩選證據、撰寫報告的完整工作軌跡，讓我們看到了正義判決背后，那些艱難、細致甚至是危險的調查工作。

“二是‘未被采納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線索’，日志中明確記載了調查細菌戰、鴉片貿易等罪行的經歷，這些在最終審判中或因種種原因未被充分追究，薩頓的原始記錄，為我們研究東京審判的局限性，以及日本軍國主義更廣泛的罪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線索?！?/p>

6本薩頓日記。鄒德懷 圖

歷史的證人

“（1946年）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國戰區其他地點，開展戰犯調查與證據收集工作。”

薩頓隨國際檢察局團隊在中國調查期間，行程密集。

根據薩頓日志的記載，1946年3月12日-4月12日，短短一個月時間里，薩頓一行輾轉上海、北平、重慶、南京四座城市?！洞箨憟蟆罚═he China Press）當年4月10日的報道，詳細介紹了薩頓等人在中國的調查工作，如“在南京的一個星期里，他們一天就面談了120名目擊者，收集1937年（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證據”，“他們經常審問在中國被拘留的日本戰犯，與證人面談直到凌晨3點”。返回東京后，薩頓先后起草了來自中國的系列報告：《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在華毒品貿易》《德日在華的勾結：施塔莫》和《細菌戰》。

“喬治·菲奇博士（Dr.Geo Fitch），他（南京大屠殺發生時）在南京。”飛抵上海的第三天，1946年3月14日，薩頓在日志中提到了曾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喬治·菲奇。

喬治?費奇中文名為費吳生，1883年1月出生在江蘇蘇州。1937年他留在南京，參與南京安全區的組建，并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

1938年1月，費奇有機會離開南京，于是他將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影像膠片秘密縫在大衣夾層里，秘密帶出了南京。1938年3月，費奇回到美國。他奔波于美國東西海岸進行演講、放映馬吉牧師拍攝的影片，為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奔波呼號。東京審判期間，他作為證人出庭。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我看到將近1300人，均著平民服飾，被帶出我們總部附近的一個營地。他們排成長隊，100來人一組，被帶著刺刀的士兵捆縛著，被帶走執行槍決……士兵縱火，火勢肆虐。”

飛抵上海的第五天，1946年3月16日，薩頓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另一重要證人貝德士博士（Dr. Bates）。4月3日，薩頓在南京再次會見了貝德士博士，并“開會直到深夜12:30”。

貝德士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他以金陵大學副校長名義留守，負責保護金大校產。南京淪陷后，他擔任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與組織者之一，并擔任最后一屆主席，保護了大量中國平民。貝德士根據當時自己的所見所聞，對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作了記錄。

1946年4月4日，薩頓一早起床，7:40出發開始尋找許博士（Dr. Hsu，即許傳音）。“驅車跑遍南京……”4月5日，薩頓見到了許傳音博士。

許傳音是薩頓找到的為南京大屠殺作證的中國證人中，較為特殊的一位。他是安徽貴池人，1884年生。1915年，他獲得庚子賠款留學基金資助，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取得經濟學（鐵路管理方向）博士學位。1928年，他赴南京任職，曾任鐵道部專員、司長等職。

據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孫宅巍在《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多重身份及作用》一文中的研究，南京淪陷之后，許傳音出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參與主持了救助難民和收埋43000余具死難者尸體的工作；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他主持了安全區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積極搜集證據，揭露日軍的種種暴行。

據許傳音曾外孫女、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張慶向澎湃新聞回憶，“南京淪陷時期，曾外祖父把自家的洋房騰了出來，給難民分食物?！睂O宅巍在研究中也提到：許傳音甚至將在峨嵋路自建的二層洋房也拿出來，供難民們住。他在自家房頂上懸掛了美國教會和世界紅卍字會的旗幟，這使其住宅比一般市民的住房多了一份保障。據許傳音之子許先德先生回憶，“峨嵋路上的居所也都住滿了難民”，“這里也真成了很多難民的避難所”。

張慶講述，當年薩頓重返南京尋找證人，希望許傳音博士前往東京出庭作證，他沒有絲毫猶豫。“1946年我媽媽才4歲，卻還有些印象，當時東京那邊打來電報，說媽媽的爺爺要去出庭作證，當時一家人正吃飯。”

薩頓日志里，記載了一個許傳音博士到達日本后的細節：“1946年6月15日，許博士想要他的西裝——落在上海了?！薄?946年6月16日，許博士早6:00就把我叫醒——（為了）他的手提箱，一直折騰到8:30。”在張慶看來，這背后是許傳音的重視：“他清楚自己是代表中國出庭，面對的是國際場合，不能穿得太寒酸，而且他是博士身份，也格外注重自身形象，更重要的是，他要以最好的狀態，控訴日軍的暴行?！?/p>

在法庭上，許傳音以紅卍字會負責人的身份，公布了紅卍字會組織收埋死難者尸體的情況與總的數字。他說：“我們通常有200人從事這種工作，掩埋了43000多具尸體，這個數目實際上小得多，我們不被允許把真實的數目報上去?！边@些證言，最終被法庭采信，成為審判南京大屠殺元兇松井石根等戰犯的重要依據。

薩頓眼中的紳士

在薩頓首次赴華調查取證的過程中，代表中國參加東京審判的檢察官向哲濬給予了巨大的協助。

與薩頓同行的莫羅上校在其報告中描述了向哲濬的工作：“在我到達（中國）各地前，向先生（向哲濬）都和相關個人和機構聯系，做出安排，這極大地幫助了我的工作?！?/p>

對于這位中國的檢察官，薩頓在日志里寫道：“向先生畢業于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優雅的紳士。”

在向隆萬的印象里，父親待人始終彬彬有禮，沒有一點官架子。這一點，在向哲濬秘書高文彬的回憶中也得到了印證。高文彬后來在《忘記歷史就等于犯罪》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接受向哲濬面試的經過：“我到華懋公寓（即現在的錦江飯店）參加測試，與我一起去面試的還有圣約翰大學畢業的張培基等。主考官就是向先生。先生人非常謙和，完全是一位學者的風度?！?/p>

85歲的向隆萬是上海交通大學數學教授，他退休后專注搜集東京審判原始資料檔案，2011年任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據向隆萬的講述，他出生時父親已49歲，所以等到他長大懂事的時候，父親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他長大后，“第一次看到父親在東京審判法庭上講話的紀錄片，大義凜然的身影，和記憶中那個慈祥的老人大不相同?！?/p>

向哲濬在東京審判期間。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月14日之前，都是程序性辯論，到5月14日，正式的起訴和辯論才開篇?！毕蚵∪f說。

1946年5月14日的庭審上，面對日本辯方律師“1941年12月之前無宣戰，不算戰爭”的詭辯，向哲濬走到發言臺前，從容不迫卻擲地有聲地反問：“從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害了成千上萬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發動戰爭，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隨后，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斗人員，我認為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那不叫戰爭，那什么才是戰爭，我倒要問問，還有什么是戰爭？還有什么是戰爭！”

還有一個向哲濬與日方辯護律師的交鋒細節，令向隆萬印象深刻。1947年10月6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檢辯雙方圍繞板垣征四郎的罪行展開激烈交鋒。中國檢方僅3人，卻要直面日方6名律師的輪番辯駁，這場唇槍舌劍的較量，從破曉一直持續到黃昏。辯論伊始，日方律師拿出大阪株式會社編纂的材料作為辯護依據，端坐一旁的向哲濬見狀，神情驟然凝重，未等對方律師話音落下，便快步上前握住話筒，代表中國檢方當場予以嚴厲駁斥。“遺憾的是，現存紀錄片只記錄下父親發言的開篇片段?！毕蚵∪f說。

向隆萬介紹：“父親向哲濬于1892年生于湖南鄉村。父親年少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帶給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成為難以磨滅的屈辱記憶。在長沙修業學校求學期間，徐特立老師‘斷指血書’的愛國壯舉深深觸動了父親，他還與同窗陶峙岳一同在衣襟上血書‘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以明報國之志?！?/p>

“這就不難理解，平日里溫文爾雅的父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為何慷慨陳詞，甚至一度‘搶話筒’——他的發言里，藏著一個民族積壓半個世紀的悲憤。”向隆萬補充說。

看到薩頓日志中的另一個細節，向隆萬也了解了更多父親當年的為人。據楊夏鳴翻譯的《薩頓南京之行報告》，1946年5月31日，薩頓第二次前往中國，負責面談證人并將其帶回東京出庭。由于當時的國民政府無法為證人提供預算，薩頓先行為4名中國證人支付了在上海旅館的食宿費，共計261,960法幣。

對于這筆支出，薩頓后來在1946年9月25日的日志里記錄：“向法官付給我……，用于償還我替4名中國證人在上海大廈支付的261,960法幣（C.N.C.）食宿費。”

“我無法百分之百確認，但我覺得，很可能是父親自己墊的錢?！毕蚵∪f說，這可以從過往的細節中找到佐證，“1946年7月29日，我父親發給國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封電報顯示，受害者尚德義在去東京參加南京大屠殺作證前收到出使津貼200美元，由于在東京作證時間達54天，導致其平時主持經營的店鋪倒閉，其后來失業閑居，一家五口生活艱難。父親向哲濬遂幫助他向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發電報，希望給予進一步的補貼，得到的卻是‘擬不批示，以免糾纏’幾個字，是用毛筆批示的”。

向隆萬講述，母親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記錄：當年蔣介石政府給的活動經費極少，向哲濬與來自其他國家的檢察官同僚每周都要輪流請客吃飯，向哲濬沒有得到政府給的這筆活動經費，又不愿讓中國丟臉，便自己掏錢招待同行。

“根據我父親之前自己掏錢請客的態度來看，他大概率會自己墊付——一方面不能虧待這些本來就窮苦、又經歷九死一生的證人，另一方面更不能讓美國人來出這個錢，那不是丟中國人的臉嗎？”向隆萬說。

未停止的審判

回望東京審判，在向隆萬的記憶里，父親向哲濬心底始終藏著一份難以釋懷的遺憾。

“比如，岸信介本來是個戰犯，被抓起來了卻沒審他，后來還把他放掉。放掉的時候，我父親還發過電報，認為應該把他引渡到中國來受審，但最后也沒成?！?更令向哲濬憤懣難平的是，上世紀50年代，身負戰爭罪責的岸信介，竟堂而皇之登上日本首相之位。在他看來，一名本該被送上審判席的戰犯，何以能執掌一國政壇？這是對歷史正義的公然輕慢。

歲月流轉，歷史的翻案之風悄然抬頭。1980年代，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試圖消解侵華史實、模糊戰爭罪責。彼時已經年邁體弱的向哲濬，仍不愿沉默。后來，上海舉辦了一次學術研討會，向哲濬坐在輪椅上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講了一段話，說：“我們這些親歷過東京審判的在世者，都是歷史的活人見證。倘若日本軍國主義妄圖借篡改歷史卷土重來，終將再度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無處遁形?！?/p>

“對于從事歷史研究的人來說，歷史最怕的不是被批判，而是被遺忘?！毕蚵∪f說，“如今，薩頓日志已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隨著接下來相關研究的深入，相信日志中更多與父親向哲濬相關的細節也將慢慢浮現?！?/p>

對于薩頓日志的后續研究，周峰透露，紀念館已經啟動了專項工作，初步設想的研究方向包括，將日志內容與東京審判庭審記錄、館藏幸存者證詞等中方檔案進行系統比對，形成證據鏈閉環，另外還會專門設立課題，深挖日志中關于細菌戰、鴉片貿易等罪行的記錄。”

“讓歷史檔案走出庫房，服務公眾、教育青少年，是紀念館的天職?！敝芊逭f，傳播方面，除了展覽、出版相關書籍，還會將薩頓日志及相關報告進行高精度數字化掃描，希望能像《拉貝日記》數字化一樣，讓這批新發現的史料成為全人類共享的記憶遺產。

八十年后，東京審判的法槌聲并未遠去，那些為真相和正義奔走的人們，也從未被遺忘。

“它（薩頓日志）揭示了中國戰場在東京審判中的核心地位。薩頓來華調查的任務核心就是南京大屠殺。這說明，審判日本戰犯，最重大、最觸目驚心的罪行發生在中國。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不僅在戰場上拖住了日軍主力，更為戰后審判提供了最核心的罪證。薩頓日志的回歸，是中國對二戰勝利和戰后國際秩序建立的決定性貢獻的又一次明證?！敝芊逭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