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極冰原上的最后足跡：DNA找回4位失蹤船員，1人孤獨死于200公里外

1859年，一支搜索隊在加拿大北極的威廉王島上發現了一具凍僵的尸體。尸體穿著不合身的制服——那是一名船員的 steward（服務員）制服，而非他自己的。在貼身口袋里，搜索者找到了一疊皺巴巴的紙張：幾首詩，一些航海日志的片段，還有對船上生活的零散記錄。這些文字的主人名叫 Harry Peglar，是 HMS Terror 號上的帆纜長。但奇怪的是，這些私人物品為什么會出現在另一個人的遺體上？

這個謎團困擾了歷史學家將近兩百年。直到這個星期，兩篇分別發表于《考古科學：報告》和《極地記錄》的研究終于給出了答案的一部分——同時也揭開了更多關于這場史上最著名北極探險悲劇的新細節。

通過比對現存后代與北極遺骸的 DNA，研究團隊確認了四位富蘭克林探險隊成員的身份。這是該探險隊自1845年出發以來，首次有如此多的船員在同一時期被確認身份。更重要的是，這些發現讓我們得以拼湊出那些在冰原上掙扎求生的最后日子里，這些人究竟經歷了什么，以及他們如何試圖拯救自己和同伴。

一場注定失敗的遠征

1845年5月，兩艘英國皇家海軍的船只——HMS Erebus 號和 HMS Terror 號——從英格蘭啟航。他們的任務聽起來既浪漫又危險：找到傳說中的西北航道，一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北極航線。如果成功，這將徹底改變全球貿易的格局。指揮這次任務的是經驗豐富的北極探險家約翰·富蘭克林爵士，他率領著129名船員。

但北極從不按人類的計劃行事。1846年末，兩艘船在加拿大北極群島的冰層中被困住。富蘭克林于1847年6月11日去世。1848年4月22日，105名幸存船員做出了一個絕望的決定：放棄船只，拖著救生艇向加拿大大陸徒步進發。他們全部死在了路上。

此后的幾十年里，搜索隊陸續發現了一些遺骸和遺物。20世紀和21世紀的科學考察最終找到了兩艘沉船的位置。但關于那些徒步求生的船員——他們走了多遠？如何分工？是否有人陪伴到最后？——長期以來只能靠猜測。

DNA 如何跨越兩百年

這次突破的關鍵在于一種相對較新的技術：從古老遺骸中提取 DNA 并與在世后代進行比對。研究團隊聯系了富蘭克林探險隊船員的后代家族，收集他們的基因樣本，然后與在北極發現的骨骼進行匹配。

結果確認了四個人。

其中三人來自 HMS Erebus 號，都死在 Erebus 灣附近。他們是：William Orren，一名熟練水手；David Young，一名一等男孩（boy first class，海軍中的學徒軍銜）；以及 John Bridgens，一名下級軍官的服務員。第四人正是上述那位帆纜長，HMS Terror 號的首位通過 DNA 確認身份的船員。

這些名字背后是不同的故事線。Orren、Young 和 Bridgens 死在相對靠近棄船地點的位置，彼此相距不遠。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寫道，"這些人去世時并非獨自一人"——這意味著當這三人相繼倒下時，還有其他幸存者就在附近，可能目睹了他們的最后時刻，或者至少與他們共同度過了最后的旅程。

那位帆纜長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他的遺骸被發現于距離沉船約125英里（200公里）的地方。在極地徒步的條件下，這是相當可觀的距離。更重要的是，他是獨自死去的。"已知的情況是，他死時孤身一人，穿著一名服務員的制服，"研究團隊在《極地記錄》的論文中寫道。

那套不合身的制服，以及出現在他人遺體上的私人物品，現在有了可能的解釋：在極端環境下，船員們會交換或共用衣物以保暖。他的制服可能給了更需要的人，而他的個人物品——那些詩歌和記錄——可能被同伴攜帶，希望有朝一日能帶回給他的家人，或者僅僅是因為在那種處境下，這些紙張是少數能連接過去正常生活的物件。

冰原上的最后地圖

這些身份確認的最大價值，在于它們幫助繪制了一幅"死亡地圖"——顯示兩艘船的船員在棄船后各自走了多遠，以及他們可能采取了什么路線。

Erebus 號的三名船員死在 Erebus 灣，這個地名本身就暗示了與這艘船的關聯。他們似乎沒有走得太遠，或者至少在這一區域停留了較長時間。研究人員認為，這表明當時還有其他幸存者在這一帶活動——也許是一個小群體，在試圖向南推進的過程中陸續有人倒下。

那位 Terror 號船員的遠距離則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作為另一艘船的船員，他為何會比 Erebus 號的同伴走得更遠？是兩艘船的船員在棄船后選擇了不同路線，還是他所在的小組決定嘗試更冒險的路徑？又或者，他是在與其他人走散后獨自前行？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永遠無法完全知曉。但每一次身份確認，都是將一個沒有名字的數字重新變成一個具體的人——一個有家庭、有技能、有習慣、有最后愿望的人。

從數字到名字

對于這四人的后代家族來說，這些發現具有特殊的意義。研究團隊特意聯系了確認身份的船員后代，告知他們這一結果。在極地考古中，這種"閉環"并不常見——太多遺骸永遠只是編號，太多故事永遠只是推測。

而對于歷史研究而言，這次突破展示了現代技術如何重新打開被認為已經關閉的檔案。DNA 分析、穩定同位素分析、歷史文獻的交叉比對——這些方法正在將19世紀最神秘的災難之一，從傳說和猜測的領域，逐步拉回到可驗證的歷史事實中。

那位帆纜長的詩歌和記錄至今仍有部分留存。在一首題為《The Nelly》的詩中，他寫道："愿那些我深愛的人，永遠不要知道我的命運。"將近兩個世紀后，通過一位遠房后代的基因樣本，他的命運終于以一種他未曾預料的方式，被重新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