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畔的思想淬煉：在波恩完成一場哲學的沉浸式體驗

波恩，一座浪漫的城市，一個淬煉思想的“戰場”——在萊茵河畔的靜謐與厚重中，我曾在經典的文本里深耕，在哲學的叩問中跋涉，尋找屬于自己的學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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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河畔的明珠

第一次聽說波恩，是在北大導師的課上。他說，從波恩大學圖書館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見七峰山的輪廓——傳說那里住著格林童話里7 個小矮人的原型。

這座城市的精神底蘊深厚：中世紀的萊茵河畔孕育著神秘主義傳統，大施萊格爾（A. W. Schlegel）曾在此授課并傳播浪漫主義思想，貝多芬出生于此，尼采、馬克思、哈貝馬斯等思想家也都曾在這里求學。

然而，選擇去德國讀博其實充滿了偶然。2015—2016 年，我通過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赴柏林交換一年。正是那一年的經歷，讓我決定留在德國深造。

在洪堡大學神學院交流期間， 最觸動我的是那里的藏書，以及同學們身上那種安靜而執著的氣息。走廊海報欄上，總貼滿學生自發組織的研討班通知。那時的我沒有多想未來的工作，只是單純覺得，心里還有許多未解的困惑。

2016 年春天，我開始寫博士研究計劃。拿著自己的初稿，我也曾拜訪慕尼黑大學的教授。她推薦給我一篇關于奧古斯丁意志起源的論文， 我找來讀后，了解到該文作者專攻奧古斯丁意志哲學，且在波恩大學任教。我把計劃發給他， 很快得到回應，隨后便順利來了德國。

如今回想，整個申請過程充滿了偶然——或許正因如此，德國的博士教育才格外珍視“自主”。人總要在摸索中才知道哪里更適合自己，哪些人真正理解你的問題。重要的不是抵達，而是在路上漸漸認出屬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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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難中磨煉

在德國研習人文社科，最大的障礙始終是語言。若沒有扎實的語言根基，課堂與交流便如隔霧觀花。我曾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大四才開始學德語，心態急躁，只求速成應試，卻疏于真正的沉淀與練習。

初到德國的兩年里，語言成了橫亙在學術生活之前的鴻溝，聽課吃力，表達困難。直到在語伴建議下參加了一次德語集訓，才終于跟上日常的語速，漸漸找回對話與思考的節奏。

語言是學術的基石，必須在實戰中錘煉。我的“戰場”便是研究所與圖書館，在閱讀、寫作與討論中反復磨礪表達。德國的博士培養極重自主，學校不設發文要求，教授也給予學生充分的自由。他們雖會在方向上把關，卻很少主動聯系學生，一切靠自覺。

因此，高度的自律成了必須——我為自己設定節奏，過段時間便向導師提交10 余頁文稿。導師的批注往往細致入微， 有一次因引用與論述不符，他嚴肅地指出問題， 讓我從此對每一個腳注都心存敬畏。

在與導師的交流中，他常就我寫作的部分推薦關鍵文獻，并糾正理解上的偏差。正是這些點滴的積累， 讓我逐漸把零散的思考凝結成章，最終搭起博士論文的框架。

德國的博士路徑清晰而自由：提交研究計劃，尋得導師認可，而后全力完成論文與答辯。這種模式與美國結構化的培養不同——不需修課，不強制教學，讓人能全心投入自己的課題。優勢是深度聚焦，風險則是視野容易受限。

為此，德國在教職資格評審中要求學者拓展另一方向，以促進知識的貫通。博士答辯時，除自身領域外，也須應對兩個相關領域的提問。我為準備康德“根本惡”與謝林自由理論的考題，提前大半年組織讀書會，系統啃完原典。這段經歷，與其說是應付考核，不如說是一次被迫打開的、珍貴的知識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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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基石

德國博士培養體系中，Kolloquium（學術研討會）是極為重要的常規環節。我的導師會定期邀請領域內不同專家前來作報告，同時也鼓勵門下的博士生、碩士生乃至本科生進行匯報。

我記得在波恩參加的第一次研討會，報告人是海德堡大學著名哲學教授延斯·哈爾法森（Jens Halfwassen）。雖然如今已記不清具體問了什么，但我仍記得自己鼓足勇氣提出了一個問題。

后來輪到我第一次在組內作報告，主題是奧古斯丁與摩尼教關于自由意志的論爭。那也是我首次全程用德語進行學術報告，緊張得幾乎大腦空白，說話也斷斷續續。報告結束后，師兄非常直率地給出了嚴厲的批評——從文獻選取、問題展開到論述結構，他的指正讓我受益匪淺。

除了師門的研討會，我還和幾位國際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面向非德語母語者的讀書會，旨在激勵彼此寫作、鍛煉德語，成員來自韓國、智利、馬來西亞和美國。

每兩周一次的討論，讓我們逐漸了解到彼此的研究：盡管我專攻奧古斯丁，卻也借此接觸到“生活方式”理論、康德的義務學說，以及托馬斯主義的當代發展等議題。

其中一位智利同學已擁有法學博士學位，正在攻讀第二個博士，他常給予我們這些“新手”許多方法論上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他純粹出于對學問的熱愛，在博士期間還自學了俄語，并重修古希臘語與拉丁語。

另一位智利同學在高中任教多年后來德讀博，出于興趣同時在修讀古典學本科，但也因如此廣泛的學術熱情，他用了8 年才完成博士論文，最近剛剛畢業。

對我而言，與同門的交流是博士歲月中最珍貴的部分。我們不僅一起讀書討論，也常相聚用餐、玩音樂，結下深厚的友誼。從某種意義上說，德國博士訓練最打動我的，正是這種專注向學、真誠交流的學術氛圍——它讓研究不再是孤獨的跋涉，而是一場有伴同行的思想旅途。

除了與校內同門的日常交流，我也始終關注系里發布的各種學術活動通知。正是這些信息，讓我有機會前往列支敦士登參加為期一周的“自由意志”專題研討課。

此外，我還陸續走訪了巴黎的奧古斯丁圖書館、圖賓根大學以及維爾茨堡的奧古斯丁研究中心，并與這些機構的教授建立了持續的聯系。

正是在與各地學者的面對面交流中，我得以更直接、更真切地走進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些在書頁間靜止的理論，忽然在對話中有了溫度與脈絡；那些獨自思索時纏繞的疑問，也在跨地域的學術對話中漸漸清晰。

每一次出發，都不只是地理上的移動，更是研究視野的打開——讓我在與他者的對話中，不斷重新認識自己的課題，也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

04

方法論是“武器”

坦白說，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前，我對“學術”究竟是什么并沒有清晰的概念。只知道埋頭苦讀，卻常常感到茫然無緒。究其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方法論自覺。常聽人說“文科好讀”——書誰不會看？文章誰不會寫？又有人說哲學之類無非是“大師悟道”，全靠高人點撥。

這類看法， 恰恰暴露了對話語背后的學科方法與規訓的無知。方法，是一個學科的骨骼。在德國學習的幾年，讓我對人文學科的基礎有了切身的體會。

首先，是語言訓練。德國文科博士畢業通常要求掌握一門古典語言。這不是形式主義——掌握一門新的語言，實則是進入一個新的思維世界。即便在翻譯工具日益發達的今天，AI 也無法替代親歷原文時那種細密的思維爬梳。

學拉丁語那年，我們跟著西塞羅追問何謂人的尊嚴，隨著塞涅卡體會老之將至的澄明；在古希臘語的波瀾壯闊中，我們讀懂了英雄返鄉的史詩不僅是路途，更是精神的溯源。

其次，是方法規訓。在洪堡大學交換時，他們設有專門的“方法論”課程，系統講授歷史批判法的運用。

文本分析不是隨感而發的讀后感， 而是依循具體路徑的考察，比如通過版本比較辨析文本類型、理解哲學文體如何承載思維風格；又比如如何把握一個文本的“歷史境況”。唯有掌握了這些分析工具，研究才稱得上學術。

最后，是寫作錘煉。波恩大學設有校級博士論文寫作課，跨學科討論常帶來意外啟發。而我的導師更會在每次見面時反復追問兩個問題：第一，“你的論文核心論點是什么？”第二， “能否用兩三句話概括你的研究？”

這些問題迫使我不斷厘清自己的思考坐標——我的問題處于何種脈絡？與前人對話在何處展開？我究竟貢獻了什么？

德國有句諺語：“寫作是最好的老師?！睂懽魑幢刂粸榘l表，更是在字句推敲中反復審視、雕琢自己的思想。我第一次投稿時，花了大量時間打磨文章，到后來甚至不再糾結能否被接受——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問題意識更清晰了， 論述更堅實了，而這一切，本就是學術給予人最真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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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搖滾

在德國的4 年，學術之外，音樂構成了我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維度。我組建了一支樂隊，而這段經歷讓我真切體會到德國校園文化中特有的“信任”。去租用波恩大學的排練室時，辦公室的老師甚至沒有查驗我的證件，便將鑰匙交給了我，允許我們在課余時間自由使用。

與學生生活不同，組織樂隊需要大量的協調與溝通——聯系演出場地、尋找贊助、策劃宣傳，這些實踐讓我在學術之外迅速成長。學術并非生命的全部，那些難以用文字承載的激情、沖動與本能，在音樂中找到了表達的出口。

音樂為博士生涯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存在，也反過來滋養了我的理論研究：理解一首歌的節奏、律動與呼吸，讓我對“生命經驗”背后的生成機制有了更直接的體悟。

在人工智能不斷重塑知識形態的今天，傳統人文學科的范式必然面臨挑戰。知識不應只是被傳授的客體，人文研究也不能止步于挖掘與闡釋——它應當走向沉浸與體驗。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必須走出書齋，進入生命每一個鮮活的維度。而這，正是德國4 年音樂時光教會我的事。

4 年的時光既短促又悠長。當接過博士學位證書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謂“開竅”，不過是終于推開了那扇通往更廣闊天地的大門。

博士論文的完成不是終點，而是學術生命的真正起點：那些在波恩積累的閱讀、爭論與沉思，都將在未來漫長的探索中持續產生回響。

萊茵河畔的歲月教會我的，不僅是嚴謹的治學方法，更是一種與智慧共處的生活可能。波恩贈予我的這份浪漫底色——對思想的虔誠，對未知的好奇，對精神生活的執著，將成為我未來道路上不竭的源泉。

來源：本文系原創，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8期，原標題為《萊茵河畔的哲學殿堂》，作者賀騰系波恩大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