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亮劍后，西班牙政府跟進，阻斷令接連落地，聯手打破美方壟斷

5月2日，商務部發布重磅通告，正式激活我國《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劍指美方對中國五家石化巨頭實施的單邊限制措施。公告明確劃出紅線：境內所有相關主體一律不得承認、不得執行美方制裁決定，亦不得向美方機構提供任何配合性資料或業務信息。

這五家企業長期與伊朗開展符合國際規則及聯合國決議框架下的原油購銷合作，卻被美方以所謂“違反制裁政策”為由列入實體清單。結果導致其境外銀行賬戶遭凍結、關鍵設備進口通道中斷、多個海外煉化項目被迫暫停運營，直接經濟損失已逾數十億美元。

若放任事態蔓延，不僅行業龍頭首當其沖，整個石化產業鏈的國際化進程都將遭遇系統性風險，能源安全布局亦將承壓。

外界普遍未預料到中方反制節奏如此迅疾；更令人意外的是，僅僅四天之后，西班牙便迅速跟進，邁出跨大西洋協同抗壓的關鍵一步。

5月6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親筆致函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正式提議立即啟動歐盟《阻斷法令》（Blocking Statute），以法律方式回擊美方對國際刑事法院工作人員的非法制裁行動。

西班牙此舉絕非一時情緒驅動，而是基于切實利益受損后的戰略抉擇。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簽署第14128號行政命令，授權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對參與調查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涉嫌戰爭罪行的國際刑事法院法官、檢察官實施全面金融封鎖，并限制其直系親屬赴美簽證權限。

連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因公開披露美方關塔那摩監獄酷刑實情而發聲的獨立專家——也被納入制裁名單，其個人銀行賬戶被凍結、學術交流活動受阻。

此類操作嚴重侵蝕國際司法中立原則，更直接沖擊西班牙等歐盟成員國的核心關切：作為《羅馬規約》締約國，西班牙國內多家律所、咨詢公司及技術服務商此前均與國際刑事法院保持常態化協作，如今迫于美方壓力紛紛中止合同，造成可觀營收損失與人才流失。

短短四日內，亞洲與歐洲兩大經濟體以同一套法治邏輯強勢回應美方單邊施壓，迅速成為全球輿論焦點。公眾紛紛追問：“阻斷法令”究竟為何物？為何中西兩國幾乎同步選擇這一路徑展開博弈？

事實上，該機制并非應急式立法產物，而是歷經多年實踐檢驗、高度成熟的反制工具箱。

歐盟早在1996年即頒布首部《阻斷法令》，導火索正是美國《赫爾姆斯-伯頓法》擴大適用范圍——該法允許美國公民起訴與古巴有經貿往來的第三國企業。當時大量歐洲跨國公司在拉美投資受損，歐盟隨即立法宣告：凡依據美國域外法律作出的裁決或指令，在歐盟境內一律無效。

中國的制度構建更為系統化。2021年1月，《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正式施行；同年6月，《反外國制裁法》高票通過，形成“程序阻斷+實體反制+權益救濟”三位一體的法律閉環，專為應對美方濫用“長臂管轄”而設，為出海企業提供堅實法律盾牌。

兩國接連啟用該機制，根本動因在于美方制裁已實質性觸碰各自不可退讓的戰略底線，被動忍耐已無空間。

中方果斷出手，源于美方制裁已干擾石化行業正常產銷節奏，動搖國家能源供應鏈韌性基礎；其實質是借“合規”之名行遏制之實，意在遲滯中國高端能源裝備出海步伐，壓縮中國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話語權重。

西班牙力推歐盟層面啟動法令，則源于美方制裁已突破基本國際法準則——它粗暴干預國際刑事法院依法履職，動搖多邊司法體系根基，且已傳導至歐盟企業經營層面。在此背景下，援引阻斷法令不僅是捍衛本國司法主權的必要之舉，更是維系歐盟法律自主性與經濟安全的現實需要。

盡管保護對象各有側重，但兩國目標高度趨同：以規則之力守護國家核心利益不受非法干涉。

中國方案聚焦企業一線防護，明確規定：境內企業因拒絕服從美方制裁遭受實際損失的，可依法申請財政補償；同時嚴禁向美方提供任何關聯數據或業務細節，從源頭切斷制裁鏈條延伸可能，切實消除企業后顧之憂。

歐盟法令覆蓋維度更廣，不僅涵蓋受制裁的歐盟注冊企業，還將國際刑事法院官員、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等國際組織人員納入保障范圍；賦予受影響企業向美方索賠權利，倒逼其主動抵制制裁指令；也為被制裁個體提供申訴渠道與法律援助支持，構建起立體化維權網絡。

此次聯動反制背后，折射出三重深遠意涵。

第一重意義在于發出清晰信號：單邊制裁并非不可撼動的“鐵幕”，各國完全有能力依托既有法律體系進行精準反制，徹底扭轉“美方發令、全球照辦”的舊有慣性認知，彰顯捍衛國家主權與經濟自主的堅定意志。

第二重意義指向秩序重建：美方長期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條約之上，持續削弱多邊合作信任基礎。中西兩國以法治手段介入糾偏，既重申《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基本原則的至高地位，也激勵更多受制裁國家組建聯合防御陣線，加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進。

第三重意義體現為范式輸出：中國“一事一策、靶向護企”的精細化阻斷模式，與歐盟依托區域一體化機制開展集體防御的協同思路，共同構成兩種可復制、可推廣的反制裁實踐樣本，為缺乏制度儲備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極具操作性的制度參考。

然而，在積極態勢之下，結構性隱憂同樣不容忽視。其中最突出的挑戰來自歐盟內部共識缺失，使西班牙主導的法令推進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匈牙利已于2024年底正式退出《羅馬規約》，大概率將在歐盟內部否決啟動動議；波蘭、捷克等中東歐國家長期奉行親美外交路線，預計將以“審慎評估”為由采取觀望立場。

更具現實約束力的是經濟依存關系：歐洲多數跨國企業深度嵌入美元清算體系，且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與融資渠道。即便法令生效，不少企業仍可能選擇“表面合規、私下順從”，導致法律效力大幅縮水。

歷史已有前鑒——2018年歐盟曾修訂阻斷法令以應對美方重啟對伊制裁，最終超七成歐洲企業主動撤出伊朗市場，法令實際執行效果幾近歸零。

此外，美方潛在反制風險亟需警惕。一旦歐盟正式啟動法令，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升級制裁層級，將矛頭轉向歐盟關鍵產業領域，如航空航天、半導體設備或數字服務，此舉或將加劇歐盟成員國間政策分歧，進一步削弱法令落地執行力。

中方雖具備更強政策執行力與制度響應速度，但也需面對美方針對性加碼的壓力測試。如何在有效阻斷制裁傳導的同時，維持中國企業海外項目可持續運營能力，仍是擺在決策層面前的重大課題。

四天之內兩次高規格法治反制，掀起一場波及全球的制度博弈浪潮。它既標志著美方單邊制裁霸權正遭遇越來越多主權國家的理性抵制，也暴露出當前全球反制裁協作機制尚存碎片化、執行力弱、協同度低等深層短板。

歐盟能否彌合內部分歧、實現法令真正落地？中西兩國反制行動能否形成持續性示范效應？這場圍繞規則制定權的較量，終將深刻塑造未來十年國際經貿與法治秩序的基本格局——而答案，仍在書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