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刪除-再通知”惡性循環理論反思——關于美國最高院Cox v. Sony案系列評論之一

本文筆者通過介紹美國最高院在Cox案中的相關意見，與中國當前裁判基調進行對照，反思我國“通知—刪除—再通知惡性循環理論”，揭示該理論在法理邏輯、技術認知與產業影響層面暴露出的問題，提出回歸嚴格法律構成要件的意見。

作者 | 陳明濤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引言

INTRODUCTION

近兩年來，在涉及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案件中，一些法院采用一種有感染力的論證方式：“不能讓權利人陷入‘通知—刪除—再通知’的惡性循環”。這一觀點有成為網絡服務提供者裁判基調的趨勢。在涉及快手、夸克、百度等多家頭部互聯網平臺的判決中，法院均以此作為支撐點，認為平臺不能僅僅滿足事后被動響應，而應當“主動作為”，負有事先的審查義務，或更高程度的注意義務，對其可能涉及的侵權內容，采取過濾、屏蔽、攔截等積極預防性措施。

簡而言之，這一裁判基調的核心邏輯是：既然侵權鏈接、侵權視頻在客觀上反復出現，權利人不得不反復發起投訴，那么傳統的“通知—刪除”機制就不再充分；為打破這種循環，平臺必須主動起來，從源頭上識別并阻斷侵權，這才是其應當承擔的法律義務。

可以說，這一論證具有強烈的道德感染力，容易獲得普遍認可。

2026年3月25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一案中1，以全體一致的方式對這種“知曉+不作為=幫助侵權”的擴張性司法邏輯作出了清晰的否定。應當說，該案的事實背景，與中國當前司法實踐，爭議相似，而裁判邏輯卻相反，值得我們予以充分重視和反思。

基于這一背景，筆者通過介紹美國最高院在Cox案中的相關意見，與中國當前裁判基調進行對照，反思我國“通知—刪除—再通知惡性循環理論”，揭示該理論在法理邏輯、技術認知與產業影響層面暴露出的問題，提出回歸嚴格法律構成要件的意見。

一、相似的事實：Cox案的事實背景

Cox公司是美國主要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之一，為數百萬訂戶提供寬帶接入服務2。Sony Music等唱片公司聯合委托第三方監測機構MarkMonitor，對其享有著作權的錄音作品在互聯網上的傳播情況進行監測。在兩年時間內，MarkMonitor向Cox公司發送了多達163,148份侵權通知3，主張特定IP地址下的Cox訂戶正在通過P2P網絡非法分享Sony旗下作品。Cox公司雖然實施了一套“警告與暫�！睓C制（對收到13次以上通知的訂戶進行賬號暫�；蚪K止）4，但在該兩年期間內，實際終止賬號的訂戶僅32名，而同期因未付費被終止的訂戶多達數十萬名5。

Sony Music據此起訴Cox，主張其雖“明知”用戶的反復侵權行為卻未采取有效終止措施，構成幫助侵權。其論證邏輯可以概括為：Cox收到了大量、具體、明確的侵權通知，知曉特定IP地址的訂戶正在反復侵權；Cox具有技術能力和合同權利終止這些用戶的服務；然而Cox基于商業利益考量（用戶付費收入）而未有效終止；因此Cox應當為其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在初審程序中，陪審團判決Cox承擔幫助侵權責任，賠償金額高達10億美元，這是美國版權訴訟史上數額最高的判決之一6。第四巡回上訴法院雖部分推翻了關于代位侵權的認定，但維持了幫助侵權認定，核心理由就是Cox“在明知特定IP地址重復侵權的情況下未予終止”7。

二審判決后，Cox公司向聯邦最高法院申請調卷令8，最高法院于2025年6月授予調卷令，2025年12月1日進行口頭辯論，2026年3月25日作出判決。最高法院推翻了第四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在判決結論上達成了空前一致，這在涉及高度爭議的版權案件中相當罕見。

將Cox案的事實背景與中國當前司法實踐對照，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其一，均涉及大型網絡服務提供商；其二，均涉及大量、反復的侵權通知；其三，平臺均采取了一定的應對措施，但被權利人指控為“不充分”“未達到有效制止侵權效果”；其四，法院均傾向于以“明知+未充分采取措施”為由認定平臺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這些事實相似性使得Cox案對中國司法具有顯著的參照價值。

二、相反的觀點：Cox案的分析框架

在美國最高院的判決書中，Thomas大法官撰寫了多數派意見，從幫助侵權的法律構成要件出發，確立了若干極為重要的法理。

第一，明確區分“知曉”(knowledge）與“故意”(intent）。最高法院開宗明義地指出：“僅僅因為某公司向公眾一般性地提供服務，并知曉該服務可能被部分用戶用于侵權，該公司不構成版權侵權人。相反，服務提供者的幫助侵權責任，取決于其是否'故意'使其服務被用于侵權。"9("a company is not liable as a copyright infringer for merely providing a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ill be used by some to infringe copyrights. Rather, service providers' contributory liability turns on whether they intend their services to be used for infringement."）這一表述精準地區分了“知曉”與“故意”兩個不同的主觀狀態。“知曉”是對客觀事實的認知；而“故意”，是法律上對主觀惡意的認定要求。僅有對侵權事實的一般性知曉，不能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幫助侵權故意。

第二，“故意”的認定只能通過兩種方式予以證明。一是被告積極地“誘導”(induce）用戶實施侵權行為，即通過廣告、推銷、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鼓勵用戶進行侵權使用10；二是被告所提供的服務“專為侵權而定制”(tailored to infringement)，即該服務“不具備實質性或商業上重要的非侵權用途”11。除此之外，服務提供者不承擔幫助侵權責任。這一規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Sony索尼案12與Grokster案13，最高法院在Cox案中對此進行了明確的重申與確認14。

第三，即便服務提供者收到大量具體的侵權通知，且未終止涉嫌侵權用戶的服務，該等情形本身也不構成“故意”15。這是Cox案最具突破性的法理貢獻。Cox公司在兩年內收到了多達163,148份侵權通知，涉及10,017件具體作品，并明確知曉特定IP地址的訂戶正在反復侵權。即便面對如此具體、明確、密集的“知曉”，最高法院仍然認定Cox不構成幫助侵權16，因為Cox既未“誘導”用戶侵權，也未提供“專為侵權定制”的服務17。Cox向所有公眾提供的，是具有實質性非侵權用途的通用網絡接入服務18。

第四，DMCA安全港規則是“盾”，而非“劍”。最高法院明確指出，DMCA安全港規則的功能，在于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滿足特定條件時提供免責依據，而絕非為權利人創設新的侵權責任基礎19。即便服務提供者未能完全滿足DMCA的條件，亦不當然意味著其需承擔幫助侵權責任，后者仍需根據幫助侵權的獨立構成要件（誘導或定制）進行判斷。這一表述清晰地劃定了“通知—刪除”規則的功能邊界：它是平臺的免責盾牌，而不是權利人擴張主張的法律武器。

第五，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應承擔“互聯網警察”(internet police）的角色20。最高法院在多個段落明確指出，ISP是“互聯網通道”的提供者，而非“互聯網內容的執法者”。其法律義務應當與其客觀技術能力及行業地位相匹配。要求ISP對每一份侵權通知都作出“終止用戶服務”的反應，實際上是在要求ISP承擔一種它既無能力也無意承擔的執法角色。這一立場，從根本上限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注意義務邊界。

更值得關注的是，Cox案的Sotomayor大法官與Jackson大法官，雖然對多數派的“過度限縮”路徑提出了批評（她們認為最高法院應當保留“援助與教唆”等其他普通法理論以避免對幫助侵權類型的過度封閉），但她們在結論上仍然同意Cox不應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理由是Sony無法證明Cox具有“援助與教唆”所要求的主觀要件21。這意味著，無論采取“嚴格限定型”路徑（多數派），還是“開放型”路徑（協同意見），最終在結論上都達成了一致，即單純的“知曉+不作為”，不足以構成幫助侵權，這反映出Cox案所確立規則在美國司法系統中的穩固性。

三、對比反思：“通知—刪除—再通知”惡性循環理論的錯誤

以美國最高院Cox案為參照，反觀中國當前的裁判基調，可以發現“通知—刪除—再通知”惡性循環理論存在以下問題：

（一）

責任錯置：把權利人維權成本不當轉嫁給平臺

“惡性循環”理論的第一個缺陷，在于它將權利人維權成本不當地轉嫁給平臺和廣大互聯網用戶。

誠然，權利人在面對海量、分散、動態的侵權行為時，確實需要付出一定的維權成本，包括監測成本、投訴成本、訴訟成本。但維權成本的存在，本身就是版權法在權利人利益與公眾信息流通利益之間所做的制度性安排。版權并非一項絕對的、無需任何主動維護的財產權；權利人享有版權所產生的市場價值，但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維權成本。

如果以“維權成本過高”為由，反向要求平臺承擔超越法定義務的事先審查責任，實際上是把權利人的維權成本不當地轉嫁給平臺和廣大互聯網用戶。這種轉嫁，既缺乏立法依據，也違反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所確立的“通知—刪除”規則的立法本意22。

更重要的是，這種轉嫁的最終承擔者并非平臺本臺，平臺的合規成本會傳導至其服務定價，最終由廣大互聯網用戶承擔；同時，平臺的過度審查會壓縮用戶的信息流通空間、合理使用空間，使廣大網民的言論自由、合理使用、隱私權益受到隱性損害。Cox案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已經明確指出：DMCA安全港的立法目的之一，正是“防止權利人將其維權負擔轉移給ISP"23，這一立場對中國相關討論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二）

技術誤判：對“事先過濾”可行性的不當假定

“惡性循環”理論的第二個缺陷，在于它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技術能力的不當假定。

司法裁判要求平臺采取的措施，必須是技術上現實可行的措施�！皭盒匝h”理論的觀點認為，只要法院判令平臺采取過濾、攔截措施，平臺即“應當”具備相應技術能力。以搜索引擎為例，通用搜索引擎對網頁自然語言內容的語義識別能力，在當前技術框架下根本不具備相應能力。搜索引擎對網頁的識別僅基于其源代碼，而非網頁所呈現的具體內容含義；信息存儲空間對海量用戶上傳內容的事先視頻特征比對，亦面臨巨大的算力、誤傷與隱私挑戰。更為重要的是，全球范圍內，無論是谷歌、必應，還是國內的任何搜索引擎廠商，都不存在主動版權過濾技術的產業化落地案例，即便是相關研究文章亦不存在。

中國司法在評估平臺是否應當采取“過濾、攔截”等事先措施時，大多數判決并未通過權威的技術鑒定意見、行業研究報告等證據嚴格審查相關技術的產業化落地可行性，而僅以“行業內已有相關技術”“平臺具有較強治理能力”等模糊性陳述代替嚴格的技術事實查明，這種基于“想象”而非“事實”的技術能力推定，在Cox案的法理框架下是不可接受的。美國最高法院多次強調，服務提供者的法律義務應當與其客觀技術能力相匹配，司法機關不應基于對技術能力的不當推定而創設超越現實的法律義務。

（三）

規則突破：實質性架空了“通知—刪除”避風港的功能

“惡性循環”理論的第三個，也是最為根本的缺陷，在于它在司法層面實質性架空了“通知—刪除”避風港規則的功能。

不管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還是《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所確立的“通知—刪除”規則，在立法邏輯上移植于美國DMCA安全港，它是平臺承擔網絡服務的免責依據。然而，“惡性循環”理論實質觀點是：即使平臺依法及時處理了合格通知，只要侵權事實在客觀上反復出現，平臺就仍然要承擔幫助侵權責任，并要被判令采取超越“通知—刪除”機制的事先過濾措施。這種司法立場，等同于把“通知—刪除”規則降格為“最低義務”，而把“事先過濾、攔截”作為新的、未被立法明確認可的“補充義務”。這種規則突破，違反了立法機關在版權人利益與互聯網產業發展之間所作的衡量，使法定的“避風港”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名存實亡。

與之對應，Cox案最高法院的立場提供了反向參照：即便Cox公司未能完全滿足DMCA安全港的條件（其“重復侵權人政策”被先前法院認定為不合格），最高法院仍然不據此擴張其幫助侵權責任，而是嚴格按照幫助侵權的獨立構成要件（誘導或定制）進行判斷。這種對法定規則邊界的嚴格遵守，是值得中國司法借鑒的。

結語

“通知—刪除—再通知”的惡性循環理論之所以具有的感染力，在于它給司法者提供了一種“積極保護權利人”的道德優越感。然而，真正高質量的司法，不應滿足于這種道德修辭，而應當回歸嚴格的法律構成要件、客觀的技術事實查明以及精密的利益衡量。

Cox v. Sony案向全球司法界提供了一個清晰樣本：在網絡服務提供者幫助侵權這一議題上，美國最高司法機關重申技術中立、嚴重構成要件、避免責任泛化的傳統立場，從而為美國的技術創新奠定堅實的基礎24。國際社會對網絡服務提供者幫助侵權責任的主流立場已經清晰確立。中國司法在創設高于國際通行標準的責任規則前，應當審慎評估其對本土技術產業的合規成本影響、對國際版權資本“訴訟套利”的誘發效應，以及在國家產業戰略層面可能引發的連鎖后果。

可以說，當前某些法院所秉持的“惡性循環”裁判基調，無論從法理邏輯、技術認知，還是從國際比較法視野看，都存在顯著的反思空間。司法機關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所作的選擇，看似只是個案正義的實現，實則是國家法律基礎設施的塑造。希望中國司法能夠以更開闊的視野、更深入的法理分析，在權利人利益、平臺合理預期、用戶基本權利、國家產業戰略之間尋求精密的平衡，而不是被表面的道德修辭所裹挾，走向規則突破與責任泛化的歧途。

• 本系列評論后續兩篇，將分別就“實質性非侵權用途”規則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的若干誤讀，以及Cox案對中國互聯網產業及人工智能產業的產業戰略意義，做進一步展開討論。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

1 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607 U.S. (2026), No. 24-171, slip op. (Mar. 25, 2026)。本案判決書由Thomas大法官撰寫多數意見,Roberts首席大法官、Alito、Kagan、Gorsuch、Kavanaugh、Barrett大法官加入;Sotomayor大法官撰寫協同判決意見(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Jackson大法官加入。判決書原文可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官方網站查閱: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71_bq7d.pdf。

2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3。原文:"Cox Communications, Inc., is an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that serves about 6 million subscribers."

3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4。原文:"In the roughly 2-year period at issue here, MarkMonitor sent Cox 163,148 such notices."

4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4。多數意見詳細敘述了Cox的逐級響應機制:第二次通知后發出警告,后續通知后暫停IP地址訪問,13次通知后終止全部互聯網服務。

5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5。原文:"Sony points out that Cox terminated only 32 subscribers for infringement during the claim period, even as it terminat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ubscribers for nonpaym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同時,多數意見指出,Cox方面則主張其警告與暫停機制阻止了98%的已識別侵權("Cox resists this characterization by pointing out that its warning and suspension system ended 98% of identified infringement.")

6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5-6。原文:"According to Sony's allegations, Cox was liable for willfully infringing 10,017 copyrighted works, subjecting it to up to $1.5 billion in statutory damages."陪審團最終判決10億美元法定賠償。參見464 F. Supp. 3d 795, 807-808 (E.D. Va. 2020)。

7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93 F.4th 222, 236 (4th Cir. 2024)。第四巡回法院的核心論證在于:"supplying a product with knowledge that the recipient will use it to infringe copyrights is exactly the sort of culpable conduct sufficient f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此項推理援引自該巡回法院在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881 F.3d 293, 308 (4th Cir. 2018)中的先前立場。

8 Cox v. Sony Music案的程序進程:最高院于2025年6月授予調卷令(606 U.S. 930 (2025));同時拒絕Sony就代位侵權問題的反向調卷申請(606 U.S. 931 (2025));2025年12月1日進行口頭辯論;2026年3月25日作出判決。

9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1。原文:"Under our precedents, a company is not liable as a copyright infringer for merely providing a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ill be used by some to infringe copyrights."判決書第7頁進一步闡釋:"The provider of a service is contributorily liable for the user's infringement only if it intended that the provided service be used for infringement."

10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7。多數意見援引Grokster案中Ginsburg大法官的協同意見(545 U.S. at 942):"A provider induces infringement if it actively encourages infringement through specific acts." 同時援引古早判例Kalem Co. v. Harper Brothers, 222 U.S. 55, 62-63 (1911)及Henry v. A.B. Dick Co., 224 U.S. 1, 49 (1912)。

11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7,援引Grokster, 545 U.S. at 942 (Ginsburg, J., concurring)(quoting Sony, 464 U.S. at 442):"A service is tailored to infringement if it is 'not capable of "substantial" or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noninfringing uses.'"

12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1984)。該案確立了"實質性非侵權用途"(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規則,即只要技術工具具有商業上重要的非侵權用途,其制造與銷售者即不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13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該案在Sony規則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誘導侵權規則"(inducement rule):"凡向他人推銷侵權用途的設備,通過明確表達或其他積極促進侵權的步驟所表明,該設備就應當對由此引發的第三方侵權行為承擔責任。"Id. at 936-937.

14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7,援引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930 (2005)以及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440-441 (1984)。判決書指出,這兩種證明方式與專利法的35 U.S.C. §271(b)(誘導侵權)、§271(c)(銷售不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的產品)在結構上相對應。

15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8-9。多數意見明確表示:"This Court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mere knowledge that a service will be used to infring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required intent to infringe." 該立場援引Kalem Co., 222 U.S. at 62;Sony, 464 U.S. at 439;以及Grokster, 545 U.S. at 939, n.12("a court would be unable to find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liability merely based on a failure to take affirmative steps to prevent infringement")。

16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9。原文:"As for inducement, Cox did not 'induce' or 'encourage' its subscribers to infringe in any manner. ... Sony provided no 'evidence of express promotion, marketing, and intent to promote' infringement. And, Cox repeatedly discourage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by sending warnings, suspending services, and terminating accounts."

17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9。原文:"Cox's Internet service was clearly 'capable of "substantial" or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noninfringing uses.' ... Cox simply provided Internet access, which is used for many purposes other tha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8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9-10。原文:"The Fourth Circuit's holding thus went beyond the two forms of liability recognized in Grokster and Sony. It also conflicted with this Court's repeated admonition that contributory liability cannot rest only on a provider's knowledge of infri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action to prevent it."

19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10。原文:"Sony does not contend that the DMCA expressly imposes liability f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who serve known infringers. It does not. The DMCA merely creates new defenses from liability for such providers. And, the DMCA made clear that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safe-harbor rules 'shall not bear adversely upon . . . a defense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s conduct is not infringing.' §512(l)." 該條文位于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17 U.S.C. §512(l))。

20 Cox案多數意見對ISP角色的限定在多處反復出現,參見Slip Op. at 3-4(指出ISP"對其互聯網服務如何被使用、由誰使用知之甚少";"它們也不能直接控制其互聯網服務如何被使用")。該立場亦呼應Cox方面在口頭辯論中的核心主張——ISP不是"互聯網警察"(internet police)。該用語雖未直接出現在判決書中,但已成為Cox案后美國學界討論該案立場的通用表述。參見Holland & Knight, "What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in Cox v. Sony Means for Tech Providers and Copyright Owners" (Apr. 2026), 文中明確指出本案判決重申了"service providers' contributory liability turns on intent and not a generalized awareness of user wrongdoing"。

21 Cox案Sotomayor大法官協同判決意見(Sotomayor,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joined by Jackson, J.),Slip Op. at 1-5。Sotomayor大法官批評多數派立場:"The majority's artificial limiting of secondary liability is supported by neither precedent nor statute."(Slip Op., concurring at 3)但其在結論上同意Cox不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理由是Sony無法證明Cox具有"援助與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所要求的主觀要件。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權利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通知應當包括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及權利人的真實身份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將該通知轉送相關網絡用戶,并根據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23 Cox案多數意見在Slip Op. at 10對Sony有關"DMCA安全港若不能擴張幫助侵權責任則無意義"的主張進行了直接否定;Sotomayor協同判決意見在Slip Op., concurring at 5-6對DMCA的立法激勵結構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DMCA的核心功能在于"在保護ISP免受不可能完成的執法負擔的同時,激勵其采取合理措施"。

24 U.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Ma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section512/section-512-full-report.pdf。該報告系美國國家版權局對DMCA第512條避風港規則進行長達數年深入調研后的最終成果,其結論之一即明確指出維持安全港規則的穩定性對美國互聯網產業及其全球競爭力具有根本意義。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