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駛人對被害人人身安全并未受到威脅時跳車致重傷不承擔刑事責任

——入庫案例：李某某過失致人重傷案

審理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2）粵刑再5號

入庫編號：2023-16-1-181-001

關鍵詞：過失致人重傷罪 注意義務 因果關系 過失

裁判要旨：對于客運交通領域因乘客中途跳車發生的過失致人重傷案件，要審慎分析駕駛人員的行為與被害人重傷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以及對危害結果被告人是否存在預見可能性或避免可能性。

一、案件事實與爭議焦點

2016年7月20日凌晨，乘客鄧某某、陳某某搭乘李某某駕駛的出租車。到達目的地后，二人因質疑車資51元過高而拒絕支付并下車，李某某下車阻攔并報警。隨后，二人再次上車并要求送至指定地點，李某某則稱將二人送回始發地。行駛過程中，鄧某某多次要求停車，李某某未予理睬。當車輛行經江夏牌坊約160米處時，鄧某某從右后方車窗跳車，致重傷二級。經查，當時車速約60km/h，跳車地點位于交通信號燈前約5米處的中間車道，屬于不能隨意停車的實線路段。次日，李某某接到通知后自行到案。

本案歷經三級法院審理，一審宣告無罪，二審維持原判，廣東省人民檢察院以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仍維持無罪裁定。案件的爭議焦點集中于三個層面：其一，李某某未及時停車的行為與鄧某某跳車重傷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其二，李某某對損害結果的發生主觀上是否存在過失，尤其是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其三，在承運關系框架下，如何合理界定駕駛人員的安全保障義務邊界？

二、法律分析：因果關系的斷裂與預見可能性的闕如 （一）因果關系判斷中的介入因素分析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判斷，并非單純的事實鏈條追溯，而是規范評價下的歸責判斷。本案的核心在于：被害人鄧某某的跳車行為是否構成足以中斷因果鏈條的異常介入因素。

相當因果關系理論要求，行為人的行為在通常情況下，依社會一般經驗法則，足以引起某種結果發生，方能認定因果關系存在。本案中，李某某因車資糾紛未及時停車，這一行為本身通常只會導致乘客繼續爭吵、投訴、拒付車資甚至事后報警等后果，而不會當然引發乘客從高速行駛車輛中跳車的極端行為。從社會相當性角度觀察，正常理性人在遭遇司機未及時停車的情形下，選擇跳車是違反基本生活常識和自我保護本能的異常反應。

進一步運用客觀歸責理論分析，李某某的行為并未制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乘客拒付合理車資在先，司機未及時停車雖有“斗氣”因素，但其目的在于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且事發于廣州市區內，并非偏僻荒野；乘客系兩名年輕男子，司機孤身一人且年長，客觀上并不存在對鄧某某人身安全的現實威脅。在此情境下，李某某未停車的行為尚在社會容忍的相當風險范圍之內，并未達到刑法需介入評價的危險程度。鄧某某自陷風險的選擇，屬于其對自身法益的自主處分，不能歸責于李某某。

日本刑法中的“中斷的因果關系”理論亦為此提供了分析工具：當介入因素具有異常性、獨立性和壓倒性時，原本的因果鏈條即告中斷。鄧某某第一次試圖跳車已被同行者制止，李某某有理由相信危險得以消除；其后鄧某某在未再次開門的情況下直接從車窗跳出，這一行為無論從方式、時機還是動機上均超出正常社會經驗所能預見的范圍，屬于獨立的異常介入因素，徹底切斷了李某某未停車行為與重傷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

（二）過失犯的預見可能性與注意義務邊界

過失犯的成立以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具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這是責任主義原則在過失犯領域的具體體現。預見可能性的判斷，應當以行為時特定情境下一般理性人的認知能力為標準，而非事后諸葛亮式的倒果為因。

本案中，李某某能否預見到鄧某某會從車窗跳車？答案應當是否定的。首先，從行為情境分析：鄧某某系成年男性，其與同伴陳某某二人同行，人身安全并無現實威脅；跳車意味著從60km/h時速的車輛上墜落，常人能夠認識到此舉極有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的嚴重后果。一個理性人在沒有面臨緊迫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不會選擇此種自損行為。李某某作為出租車司機，其日常經驗所構建的認知框架中，乘客可能因不滿而投訴、拒付、爭吵甚至動手，但“跳車”并非合理預期范圍內的反應方式。

其次，從動態發展過程觀察：鄧某某第一次拉開車門欲跳車時，已被陳某某制止拉回。在這一時刻之后，李某某有理由相信危險已經消除——同伴的阻止行為在一般經驗上意味著跳車意圖的放棄。即便鄧某某后續仍有喊叫，李某某也難以預見其會再次實施更為極端的從車窗跳出的行為。要求駕駛人員在短短十秒左右（根據車速與距離推算）的反應時間內，對已經中止的危險突然以更極端方式再現保持預見，顯然超出了合理注意義務的邊界。

再次，從注意義務的規范目的分析，刑法要求出租車司機對乘客承擔安全保障義務，其規范目的在于防止司機主動實施危險行為或因嚴重疏忽將乘客置于現實危險境地。本案中，李某某未及時停車的行為固然不當，但其規范違反的程度尚未達到刑法需干預的門檻。正如再審裁定所指出的，不能片面強調司機對乘客的義務而忽視了乘客亦負有支付車資的義務。李某某的行為本質上是未能在私力救濟與承運義務之間作出最佳平衡的民事或行政不當行為，而非刑法意義上的過失行為。

（三）被害人自陷風險與刑法上的責任分配

本案還涉及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法理問題。刑法理論區分“自己負責的自陷風險”與“他人支配的自陷風險”，前者中被害人對危險的發生具有自主決定權，損害結果應主要由被害人自行承擔；后者中被害人的危險行為受到他人支配或強制，責任歸屬于支配者。本案顯然屬于前者：鄧某某的跳車決定是在人身安全未受威脅的情況下自主作出的，李某某并未實施任何威脅、脅迫或暗示跳車的言行。被害人因車資糾紛產生不滿情緒，繼而自行選擇極端方式表達抗議或逃離現場，這一風險決定應由其自身負責。

從責任分配的經濟分析視角審視，將跳車致傷的結果歸責于司機，將產生不良的制度激勵效果：駕駛員為避免承擔刑事責任，可能在任何乘客發出停車要求時立即停車，即便處于高速公路、隧道等更危險的地段，反而可能引發更大的公共安全風險。明確被害人異常自陷風險行為的責任自負原則，有助于引導理性行為，符合刑法作為最后手段的謙抑性品格。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裁判要旨的啟示 （一）辯護律師應如何構建無罪辯護策略

在處理因乘客跳車致傷引發的過失犯罪案件中，辯護律師應當圍繞過失犯的構成要件，從因果關系斷裂、預見可能性闕失、被害人自陷風險等核心維度展開系統性的無罪辯護。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著力切割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 辯護律師應當首先論證，被告人的行為（如未及時停車）在通常情況下并不足以導致被害人跳車重傷的后果。為此，需要向法庭充分呈現以下要素：被害人跳車行為的極端異常性——正常理性人在未面臨緊迫人身威脅時，不會選擇從高速行駛的車輛上跳下；跳車方式的反常性——被害人并非在車輛低速或靜止狀態下開門下車，而是從車窗跳出，這一方式本身即表明其行為的非理性和不可預見性；以及介入因素的獨立性——被害人第一次試圖跳車已被同伴制止，其后再次實施的跳車行為已超出被告人合理預期的范圍。辯護律師應當援引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和中斷因果關系理論，主張被害人的自主異常行為已構成獨立的介入因素，徹底切斷了被告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鏈條。

第二，從根本上否定過失的成立，重點擊破“預見可能性”。 過失犯的核心在于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辯護律師應當圍繞“一般理性人標準”展開論證：在案發時的具體情境下，一個普通的出租車司機能否預見到乘客會采取跳車這一極端自損行為？為此，可以著重呈現以下事實：被害人系成年男性，與其同伴二人同行，人身安全未受任何現實威脅；跳車將極大概率導致重傷或死亡，正常人不會主動選擇；被告人此前與被害人之間僅為車資糾紛，即便存在“斗氣”行為，也遠未達到足以引發跳車反應的程度。辯護律師還應強調，被害人第一次試圖跳車被制止后，被告人有合理理由認為危險已經消除，在此之后再要求其對第二次、更為隱蔽的跳車行為保持預見，超出了合理注意義務的邊界。此外，可以結合車速、時間、距離等客觀數據（本案中約十秒的反應時間），論證被告人客觀上缺乏充分反應和避免結果的可能性。

第三，充分運用被害人自陷風險理論，將被追責的重心轉移至被害人自身。 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闡明，被害人鄧某某的跳車決定是在人身安全未受威脅、意志自由未受壓制的情況下作出的自主選擇。根據刑法理論中的“自陷風險”原則，當被害人明知某一行為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仍然自愿實施時，由此產生的損害后果應當主要由被害人自行承擔。本案中，被害人并非因被告人的脅迫、威脅或欺騙而陷入危險境地，而是因車資糾紛產生不滿情緒，繼而主動選擇了從車窗跳車這一極端方式。辯護律師應當明確指出，被告人的行為（未及時停車）與被害人的自主危險行為之間不存在規范上的歸責關聯，法律不能要求被告人為被害人非理性的自損行為承擔責任。

第四，嚴格區分民事/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防止結果歸責的泛化。 在類似案件中，辯護律師應當警惕控方或被害人一方以損害結果的嚴重性（如重傷、死亡）反向推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對此，辯護律師需要清晰地向法庭表明：被告人的行為或許在民事上構成違約（違反承運合同中的安全送達義務），或者在行政上構成違規（如未按乘客要求停車），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行為當然符合刑法過失犯的構成要件。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要求，只有在行為制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且行為人對該風險的實現具有主觀可歸責性時，才能動用刑罰。辯護律師應當引導法庭對民事/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進行嚴格區分，避免因同情被害人而降低過失犯的認定門檻。

第五，善于利用證據細節和科學推算強化辯護論點。 在本案中，辯護律師可以充分利用車速（約60km/h）、跳車地點與江夏牌坊的距離（160米）、紅綠燈位置、行車時間等客觀數據，向法庭呈現被告人反應時間的短暫性（約十秒），從而論證被告人缺乏避免結果的可能性。同時，應重點關注證據中關于“車門開關聲音”的描述：被害人第一次試圖跳車時拉開車門有聲音，被制止后二次跳車是從車窗跳出，沒有車門開關聲。這一細節差異對于證明被告人難以覺察第二次危險行為具有關鍵意義。辯護律師應當在法庭上提請合議庭注意，不能以事后查明的完整事實替代行為人行為時的有限認知。

（二）裁判要旨的規范啟示

本案入庫裁判要旨明確指出：“對于客運交通領域因乘客中途跳車發生的過失致人重傷案件，要審慎分析駕駛人員的行為與被害人重傷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以及對危害結果被告人是否存在預見可能性或避免可能性。”這一要旨具有以下重要啟示：

其一，重申了刑法因果關系判斷的規范性與獨立性。在介入被害人自身行為的案件中，不能簡單適用“若無行為則無結果”的條件公式，而必須對介入因素的異常性進行實質判斷。當被害人選擇以嚴重違背生活常理的方式自陷風險時，該介入行為足以中斷因果鏈條。

其二，明確了過失犯預見可能性的判斷基準。預見可能性不是抽象的理論推演，而應置于具體行為情境中，以社會一般理性人的認知能力為標準。乘客從高速行駛車輛中跳車，屬于違反基本自我保護本能的異常行為，不能要求司機對此負有預見義務。

其三，體現了刑法在運輸合同糾紛領域的謙抑立場。并非所有承運過程中的損害結果都應歸責于駕駛員，刑法不應過度介入因民事爭議引發的意外事件。這一立場對于統一類似案件（如乘客在車輛行駛中強行開門、搶奪方向盤等極端行為引發損害的歸責判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其四，提示司法實踐注意“結果責任”的誤區。本案中被害人重傷的嚴重后果固然令人痛心，但刑法責任的認定必須堅守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能以結果嚴重性反向推定因果關系的存在與過失的成立。

綜上，李某某案為過失致人重傷罪中被害人異常介入行為的歸責判斷提供了清晰的裁判邏輯：因果關系的成立須以行為通常足以引起結果為前提，過失的成立須以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具有現實預見可能性為要件。在被害人自主選擇極端危險行為導致損害的情形下，刑法不應輕易將責任轉嫁給雖有不當前行為但并未制造法所不容許風險的駕駛人員。這一裁判立場，既是對刑法基本原理的恪守，也是對公民行為自由與合理預期的尊重。對于辯護律師而言，本案提供了一套成熟、系統的無罪辯護范式：在因果關系層面切割中斷，在過失層面否定預見可能性，在責任分配層面引入被害人自陷風險，在法理層面區分民事與刑事責任，從而有效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游濤，資深法律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