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壇的一次地震”，地方老牌政治堡壘為何接連失守？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陳卓

5月4日，印度西孟加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阿薩姆邦的邦議會選舉，以及聯邦直轄區本地治里的議會選舉同步開票，不少印媒稱之為“印度政壇的一次地震”。幾個長期穩定的地方政治堡壘同時被撼動。

西孟加拉邦，印度人民黨（BJP，下稱印人黨）以207席擊敗執政15年的草根國大黨（TMC），首次拿下該邦；泰米爾納德邦，電影明星維杰（Joseph Vijay）領導的泰米爾勝利大會黨（TVK）首次參選即獲108席，打破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與全印安娜達羅毗荼進步聯盟（AIADMK）的長期輪替；喀拉拉邦，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M）失去最后一個邦級政權；阿薩姆邦，印人黨以82席實現三連任。

這輪邦選說明，印度老牌地方政黨的基本盤正在松動。長期執政積累的優勢，已難以抵消就業、腐敗和換代壓力。各邦結果雖有不同，但邏輯一致：舊政治機器正在失靈，誰能把焦慮轉化成選票，誰就贏得選舉。

舊堡壘接連失守

本輪邦選放在更長周期里看，意義更清楚。國大黨體系衰落后，印度地方政治曾長期處于強烈反現任狀態。2010年代以后，一批地方強人依靠個人品牌和福利承諾維持執政。如今，這套模式開始松動，選民開始重新尋找政治出口。地方強人過去能壓住反現任情緒，現在越來越難壓住選民的求變心理。

西孟加拉邦選舉是本輪最具標志性的結果。印人黨得票率約45%。印媒估算，這相當于拿下西孟邦約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選票，動員程度甚至超過古吉拉特等印人黨的傳統堡壘邦。印人黨在穆斯林人口約27%、長期被視為執政禁區的西孟加拉邦首次執政，政治分量極重。印度總理莫迪將此形容為“蓮花從甘戈特里（Gangotri，印度教圣地）開到恒河入海口”，宣示印人黨從北印度腹地推進到東部沿海。

草根國大黨失敗，首先源于治理失信。學校招聘腐敗案觸及青年就業，RG卡爾醫學院（R.G. Kar Medical College）強奸殺人案放大政府問責危機，基層尋租削弱農村信譽。印人黨則把反腐、邊境安全和非法移民議題連在一起，強化印度教選民動員。同時，穆斯林多數地區反對黨票源分散，草根國大黨票倉松動。選前爭議較大的選民名冊特別強化修訂（SIR），即集中核查和刪改選民資格，也在穆斯林聚居區壓低其動員空間。印度教票集中、穆斯林票分流與SIR爭議疊加，共同壓縮了草根國大黨的生存空間。

阿薩姆邦顯示出印人黨整合地方焦慮的能力。印人黨籍首席部長薩爾馬（Himanta Biswa Sarma）把外來移民問題集中指向孟加拉穆斯林移民，并將本地身份、非法移民、就業承諾連成一套敘事。薩爾馬原為國大黨干將，2015年轉投印人黨。其上屆承諾10萬政府職位，實際完成約15萬，使本屆20萬崗位承諾更有可信度。而國大黨未能把失業、腐敗等議題轉化為跨族群訴求，反而被壓縮到穆斯林人口較高選區。阿邦結果表明，印人黨已能把邊境身份焦慮穩定轉化為多數派政治優勢。

泰米爾納德邦提供了另一種路徑。影星維杰領導的泰米爾勝利大會黨，將反舊政治情緒轉化為不依附印人黨的出口。維杰被稱為“塔拉帕蒂”（Thalapathy，意為“領袖”），其影迷組織長期從事公益和基層動員，為新黨提供初始基礎。該黨首次參選即獲108席，勝區集中在金奈（Chennai）等城市地區。維杰一面攻擊老達羅毗荼政黨的腐敗和家族政治，塑造“干凈替代者”形象；一面稱印人黨為“意識形態對手”，強調達羅毗荼意識形態和社會正義。該黨由此成為不滿舊兩黨、又不愿轉向印人黨的選民出口。

喀拉拉邦表面上是傳統輪替，實則顯示左翼吸引力下降。印共（馬）領導的左翼民主陣線過去依靠公共服務和衛生教育優勢維持支持，但維賈揚（PinarayiVijayan）執政十年后，權力集中、青年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大批受教育青年被迫前往海灣國家或印度其他邦謀生，削弱了左翼敘事的說服力。國大黨領導的聯合民主陣線本次獲勝，主要是承接反現任情緒和少數群體重新集結，并非該黨全國競爭力回升。

此外，本地治里規模有限，但印人黨盟友全印NR國大黨（All India N.R. Congress，AINRC）連任，使該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DA）保住南部沿海一處小型據點。

上述結果說明，印度地方強人的穩定模式正在松動。過去，長期執政本身可以轉化為組織優勢。現在，長期執政也會變成政治負擔。正如政治分析家梅赫塔（Pratap Bhanu Mehta）在選舉后撰文指出的，“當下印度政治是一個例外主義不斷消失的故事。兩個最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勢力已經崩塌。加爾各答陷落了，金奈出現了裂縫?！钡胤綇娙巳绻麩o法重新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就會為舊政治機器的失靈付出代價。

僅靠福利政治難以續命

印度本輪邦選暴露的深層困境在于，福利政治成本越來越高，非右翼政治能動員選民的資源卻越來越少。前者限制財政空間，后者削弱反對黨吸引力，兩者疊加，使老牌地方政黨越來越難維持舊有基本盤。

財政壓力已很明顯。印度2025-2026年度經濟調查顯示，各邦無條件現金轉移支出約1.7萬億盧比（約合人民幣1224.38億元），約半數邦處于收入赤字。西孟和喀邦債務占GDP比率長期處于30%至38%的高位，泰邦產業基礎較強，但未償債務同樣升至2026-2027年預算的約10.6萬億盧比，利息支出占財政收入比例已超兩成。福利支出持續擴張，正在擠壓工業投資和基建空間。各黨靠福利爭取選票，卻削弱了創造就業和長期治理的能力。這才是福利政治真正的代價。

財政之外，福利也越來越難帶來新的政治信任。選民會接受補貼，但不會忽視就業失敗、考試腐敗和基層尋租。西孟邦一位高學歷年輕人說出了許多同齡人的心聲：“政府給本碩畢業生每年1.8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500元）補貼，但我們沒有工作?！备＠馨矒嵘顗毫?，卻填不上機會缺口。這是老牌地方政黨面臨的共同上限。它們在福利競爭中越陷越深，在就業和治理問題上卻給不出切實方案。

這個困境對非右翼政黨尤其致命。印共（馬）和達羅毗荼進步聯盟曾有真實歷史基礎，前者依托土地改革和工人運動，后者依托反婆羅門運動和語言民族主義。但長期執政后，這些傳統逐漸變成口號，黨內權重更多流向部長、地方官員、承包商等資源分配者，政策革新空間被壓縮。政治分析人士羅山·基肖爾（Roshan Kishore）用“無人生還”形容反印人黨陣營，強調的正是其地方堡壘接連失守。更深層的問題是，老牌反對黨越來越難提出有吸引力的執政替代方案，能與印人黨競爭的工具幾乎只剩更高福利承諾。

國大黨的問題最典型。它仍能批評印人黨，卻很難重新進入印人黨的社會基礎去爭奪選票。政治編輯DK·辛格（DK Singh）以匈牙利總理毛焦爾（Peter Magyar）作對比。毛焦爾挑戰歐爾班（Viktor Orban）時主動進入執政黨票倉，重新爭奪愛國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解釋權。而國大黨則更多向左翼和自由派知識分子靠攏，強化已有支持者認同，很少真正爭奪已流向印人黨的選民。政治資源枯竭的政黨，最終只能在不斷縮小的票倉里掙扎。

印人黨能在這一背景下擴張，靠的是非右翼陣營難以復制的政治組合?；枌⑵浔茸鳌霸谖镔|面包上涂抹印度教民族主義果醬”。福利提供現實利益，印度教民族主義提供身份歸屬，強治理敘事將二者連接。它的關鍵在于，印人黨不完全依賴財政資源。即便福利競爭陷入困境，身份政治仍能提供非財政性動員能量，這是反對黨難以復制的優勢。

泰米爾納德和喀拉拉這兩個南部邦的選舉結果則說明印人黨的這套組合仍有邊界。這兩邦能抵御印人黨，靠的是長期積累的地方治理基礎。泰邦有產業政策和制造業積累，喀邦有公共衛生和社會發展體系，選民評價政黨時有超出補貼的標準。印人黨的身份動員和現金轉移在此效果有限，正是因為這些地方已形成更高的治理預期。這也說明，走出福利競爭困境的真正出路，是建立可靠的治理能力和執政口碑。但在當前選舉壓力下，各黨最有動力做的，仍然是承諾更多補貼。

印人黨面臨更大的治理考題

印人黨版圖擴大后，治理壓力也隨之上升。過去可以歸咎于反對黨執政的地方問題，正在變成印人黨自己的執政責任。西孟邦治理和多邦協調成本，將共同檢驗該黨能否把選舉擴張轉化為穩定治理。

第一，西孟邦勝選將檢驗印人黨治理能力。該邦工業長期下滑，左翼和草根國大黨過去多歸咎于中央資源傾斜。如今中央與西孟同屬印人黨陣營，“雙引擎政府”（double engine sarkar）從口號變成責任。中央是否持續投入資源、西孟邦能否扭轉衰退，將檢驗其承諾含金量?；鶎訅毫σ矔睫D移，就業不足、財政壓力、地方承包商網絡、少數群體關系和邊境問題，都將變成印人黨的包袱。此外，印人黨若大量吸收草根國大黨舊干部，這雖可補足基層組織，也可能接收腐敗和暴力。由此看，西孟邦考驗的是印人黨能否把選舉機器轉化為治理能力。

第二，西孟邦變天將牽動印孟關系。過去草根國大黨在蒂斯塔河（Teesta River）水資源分配、邊境管理等問題上常形成地方牽制。如今中央與西孟邦同屬印人黨陣營，協調阻力下降，但邊境和移民議題也更容易被政治化。若印人黨繼續圍繞“非法移民”“孟加拉國穆斯林”進行動員，孟加拉國內反印情緒將被進一步刺激。進一步看，印度越是把鄰國問題用于國內政治，越會壓縮自身在南亞的政治空間，也越容易促使孟加拉國、尼泊爾等鄰國尋求外部平衡，印度在周邊國家中的回旋空間也越可能被削弱。

第三，黨內集權與多邦治理的張力增加。2014年以來，印人黨組織高度圍繞莫迪展開，忠于中央的人在多個邦獲關鍵位置。這套模式有利于選舉動員，卻會在多邦治理中放大中央協調壓力。例如，當前薩爾馬在阿薩姆邦已積累獨立政治資本，而西孟邦首席部長人選也將牽動黨內派系與中央意志。印人黨掌控的邦越多，中央協調成本越高，過去把地方問題歸咎于反對黨執政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因此，本輪邦選后，印人黨收獲的不只是勝利紅利，也包括更多地方治理難題。2029年印度大選前，關鍵問題不只是印人黨能否繼續贏，還在于它能否消化勝選后接手的壓力。若民生、經濟和安全問題繼續累積，選舉擴張最終可能變成執政包袱。

2011年，草根國大黨強人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ee）高喊“母親、土地、人民”（Maa Mati Manush），終結了左翼陣線在西孟邦三十四年的執政。十五年后，印人黨以“變革”為口號打倒了瑪瑪塔，并稱“她欺騙了幾乎所有人”。兩句話的邏輯如出一轍：前任許諾了變革，失敗了，現在輪到我們。每一次變革的承諾，都是對上一次變革失敗的控訴。問題在于，在印度，換掉舊政權容易，擺脫舊政治很難。

（陳卓，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本 期 編 輯 邢潭